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是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的。这个意义就是指“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而不是针对“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不是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4]因此，我们应当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也应当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个体经济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回到了小农经济状态；其次是城市就业压力过大，在国有和集体经济难以全部容纳回城的2000多万“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情况下，1981年7月7日，国务院做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认为发展城镇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生产，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扩大就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还提出个体经营户，可以请1至2个帮手，带2至5个学徒。^[55]此后，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大规模职工下岗，无法在其他单位就业的人员，也只能走上个体经济的道路。当然，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人财富的一定积累，以及大众创业的政策鼓励，也使得一些人自愿走上个体经济的道路。

但是，一方面，个体经济实行的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它不利于协作，不利于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而且没有专门从事营销的人员，业务量不稳定，劳动过程时断时续，从而劳动效率相对较低，竞争能力较差，多数情况下，是靠牺牲大量甚至全部剩余劳动，并包括部分必要劳动参与竞争，收入所得常常不及资本主义企业里的普通雇佣工人。另一方面，个体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弱，缺乏政治影响力，容易并且已经受到其他经济组织的排挤。“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穷化，是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的机会。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56]“大资本不愿满足于它用来打败小资本家竞争的经济手段中的优势，在英国大资本也采取了各种法律上的特权和各种特别法。”^[57]例如，英国议会曾经立法规定，星期日任何公共娱乐场所除晚上6点到10点以外，一律不准营业。“这个新的强制性措施也得到了大资本的支持，因为星期日做买卖的只是一些小店铺，而大商店总是愿意用议会的手段来消除小店铺的星期日的竞争的。”^[58]

经济和政治上的弱势，使得个体经济一般而言只能苟延残喘。这也正是大资本所期望的，否则他们的工人就有可能千方百计地脱离他们的压迫而成为个体经营者。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帮助弱势群体，使个体经济能够有一个较好的发展，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59]如今，毛泽东同志时代定下的“超英赶美”目标接近完成，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更应当“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www.daowen.com)

有人提出：“小贩的谋生权高于追求市容整洁的权利，城市管理者乃至全社会都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应在优先满足小贩们的谋生权的前提下，兼顾市容整洁。”^[60]然而，正确的价值观是满足劳动者的谋生权，而不是给小贩这个身份以随意摆摊的特权，更不是把部分劳动者固定在小贩这个行当里。要知道，“在保存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小经济是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贫困的”^[61]。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公有制经济来吸纳这些沦落为小贩的劳动者，或者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做法那样扶助这些个体小贩走集体化道路。

列宁曾经提到：“考茨基说：这一切试验都雄辩地证明，劳动者集体经营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使这个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条件’。小生产者（无论是手工业者或农民）难于转向集体生产，是由于他们的团结性和纪律性都很差，由于他们的分散性，由于‘私有者的狂热’。”^[62]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从集体生产退回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村改革，虽然在过去的集体积累和国家扶持所打下的基础上，一度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一些地区的脱贫，但是，由于小农经济固有的特性，由于偶然事故的无限性，因各种原因返贫的农民不在少数，农民负债日益增加，许多农民债务沉重，为此，应当在农村中创造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条件去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普遍而广泛地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二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