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在农村起步后,迅速转向城市,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国有企业改革之初,直接照搬了农村改革中的承包制,出现了个人对工业的经营管理,而“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35]国有企业从此开始了逐步私有化的过程。除了低价出让部分或全部股权给国外资本外,由于国内民众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中不可能有足够的货币积累,从而这个私有化过程,对国内私人来说,只能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方式进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这个局面才有所改变,但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仍然没有中止。
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该方案提出,要按照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要求,依法履行职责,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明确监管重点,精简监管事项,优化部门职能,改进监管方式,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快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推进职能转变要坚持准确定位、坚持依法监管、坚持搞活企业、坚持提高效能和坚持党的领导。[36]但是,管资本跟管资产不是一回事,怎么能够通过管资本来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有不少人反思美国的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还发现美国产业空心化。这其实就与美国看重资本运作,忽视资产管理有关。如果国有经济管理只看重资本的话,也会出现相类似的后果。
1984年5月18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将企业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由厂长(经理)全权负责。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无人负责,实际上是无权负责,无法负责,无力负责”。为此,在草拟的《国营工业企业法》中,提出党委只负责“党务工作”,不参与企业生产和行政管理决策,只对中层干部有建议权;职代会只有对厂长工作报告或工作提出建议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和职工民主管理。[37]这一政策实行的后果是,国有企业日益陷入困境。很显然,个人资产大大低于企业资产的厂长们根本赔付不起企业的亏损,从而不存在个人负责的任何可能性。于是在对企业亏损不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的所谓个人负责,只是便利了厂长们的独断专行和一些人的贪污腐败,进而使拥有国有企业厂长任命权的政府官员们得以共享其中的一些贪腐。而国有企业的职工们和公共利益都深受其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工人群众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国营企业中推行民主改革,在实行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同时,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创造新纪录和生产竞赛等运动,发动工人参与企业的生产决策。在三年的生产竞赛中涌现出1.9万个先进集体,20.8万名先进生产者,其中妇女2.6万人。广大职工在改进机器、改进操作方法、改进劳动组织等方面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近40万件,其中被采纳24.1万件。国营工厂出现了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热潮,工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每个工人全年平均产值由1949年的4900元,上升到1952年的7900元,提高了61.2%。[38](www.daowen.com)
其实,国有企业的公共性质决定了它的经营管理不能被极少数人包括企业的管理层所垄断。在国有企业中,职工或其代表参与经营管理,并引入企业外的社会人士尤其是工人群众和人大代表参与监督,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应有之义。对此,列宁曾经指出:“我们谈到省国营农场和省农业局的时候,关键在于如何使它们受到工人和附近农民的监督。这同它们属谁管辖完全无关。”[39]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中国国有企业被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提高改革的针对性、监管的有效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40]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不用被迫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至少对商业类国有企业)可以在市场中展开全面竞争,这是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要求。近些年来,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市场化。[41]而国有企业市场化或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其实意味着国有企业可以甚至必须进入所有的市场领域,包括一般竞争性领域,而不仅仅是公共事业领域。马克思指出,英国议会的“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曾经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42]。马克思还曾提到,资本“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43]如果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听任私人资本在竞争性领域横行,假冒伪劣势必泛滥成灾。很显然,只有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的国有企业才能克服自由竞争的这些弊端,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
此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决不存在把“国进私退”当作不好事情的问题,决不能鼓吹“国退私进”。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那么国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就会发展得更快,就能够战胜非公有制经济,就一定会出现“国进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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