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长期的、全国规模的、根据国际国内基本情况确定的综合性的计划，虽然要采用资源法，从自然资源、活劳动资源、物化劳动资源出发，估计国民经济各部门潜在生产力和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程度，推算各部门的增长速度和比例关系，并通过综合平衡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各种资源，最后确定整个国民经济和各部门的发展目标和增长速度，但是还要选择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为发展战略目标，再以此为基础推算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目标，最后对各个发展目标进行综合平衡。结合资源法和部门平衡法能较好地利用扩大再生产的各种资源和处理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关系。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用模型语言来说，就是确定什么量作为外生变量的问题。一种办法是从最终产品出发的方法，从最终产品出发安排计划，需要先安排计划期最终产品量及其结构，而后按投入产出模型计算计划期的社会产品量及其结构。另一种办法是从社会总产品出发的方法，首先确定计划期各经济部门的生产总量，而后计算出与之对应的最终产品，最后以此安排人民生活、社会消费、积累基金及出口等。前一方法是从最终需求出发，生产目的明确，有利于综合平衡，防止生产盲目性，有利于按比例计划，但难于预测，对计划期各部门生产能力及各种资源条件未能充分考虑，带有较强的人为因素。后一方法，能够考虑计划期生产能力和资源条件，生产规模计算和预测有比较齐全的资料，但生产目的不够明确，各部门按资源条件单行，常常失去比例。^[1]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由于每期计划只有五年，又称五年计划。改革开放之后，甚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五年计划仍然按期编制，直到2005年开始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时，为了淡化这时早已不存在了的计划经济色彩，突出向市场经济转变，五年计划被改为五年规划。但是，这个五年规划延续了五年计划的序号，没有被称为第一个五年规划，而是被称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尽管此前并无第一至第十个五年规划，只有相应的五年计划。其实，邓小平同志提到过，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因此，没有必要把“计划”改为“规划”，只需要指出由过去的指令性计划改为后来的指导性计划即可。这种变化使过去可以通过指令性指标的层层分解和下达来直接指挥企业的生产活动以实现计划和达到各项指令性指标，转变为后来只能通过一般经济手段来引导市场各主体的行为，并没有技术手段来保证指导性指标的达到。同时，这也使得指导性指标相对于指令性指标只能抽象一些，主要表明对计划期间有关指标数据的预期，说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其指标相比较于指导性，记录性和预测性的成分更多一些。无论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明确实现计划的具体途径、手段和条件，而不能仅仅提出相关指标和只强调一些基本原则，否则不仅难以核查有关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而且容易被一些人出于个人政绩的考虑而弄虚作假，伤害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识民情、接地气。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2]而长期以来，我们工作中常用的指标管理却没有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三个深入”，以至于在工作中出现了不少偏差。例如，“精准扶贫”在制定和分解指标时没有做到“三个深入”，一些地方指标过多，只好把非贫困户列入扶贫对象，而另一些地方更贫困的人反而被排除在扶贫对象之外。因此，必须把“三个深入”作为中国特色经济管理的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的指导性计划更多地采用西方国家常用或与其类似的经济指标，价值规律的体现并不明显。其实，无论是指令性指标，还是指导性指标都必须符合价值规律，各种计划都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市场条件要一致，不能有亲有疏，也不能搞双轨制，尤其是不能束缚国有企业的竞争，这样才能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少出偏差，并通过国有企业来更好地实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意图和目标。这同时也要求更好地掌握企业的生产情况，从而必须有效地利用银行、工商、财税部门和交易所等机构，以及国有企业相关主管部门收集相关经济数据，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www.daowen.com)

除了五年规划以外，中国有时还编制长达十余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确定更为长期的发展目标。除此之外，中国还有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等国家性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综合实力。

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首先需要对基本国情如人口、资源、环境、国力、科技水平、历史经验、国际环境、组织形态、意识形态等问题，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才有可能做出符合实际、更加周密的计划。同时这种发展计划必须具有科学性，要容纳一定的波动性，计划指标要有一定的冗余，不能把弦绷得太紧，否则不仅不能实现计划目标，反而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出现经济大上大下，多次治理整顿和调整就与计划的不科学性和缺乏弹性有很大关系。

在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目标，既涉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布局，也涉及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有时还涉及经济体制的变革，其中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等指标。这些指标中有的是总量指标，有的是人均指标。但在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人均指标通常会高于中位数指标。而且前者不能有效地反映大多数民众的实际水平，反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更多地采用中位数指标代替人均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