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65]因此，对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利用，不仅仅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可以是这样。不过，要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统筹利用，就不能放任两个市场的自发调节，必须有意识地加以引导。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利用中国市场和中国资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的稀土资源廉价向外流失，一些污染性企业从国外转移到国内，破坏了中国的国内环境，而利益却大部分归外商所得。与此同时，中国在两个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而没能充分地展开，导致发展程度有限，利益大量向外输送。例如，一些经济学家鼓吹中国利用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竞争，导致中国出口大约1亿条牛仔裤才相当于一架美国的波音飞机，而周边国家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参与竞争后，就使中国一些企业和一些地区的经济陷入困境。

恩格斯指出，按照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66]这就在表面上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并导致看起来资本的所有部分除了它所使用的活劳动外，还包括机器等死劳动，似乎都在生产剩余价值，进而引发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说法。然而，这种矛盾的出现，就在于商品经济发生了变形，价值规律深化为一般利润率规律。这种深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首次揭示的。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67]列宁也指出，“在资本家中间，谁的机器优于中等水平或拥有一定的垄断权，谁就会得到超额利润；在国家中也是如此，哪一国的经济状况优于别的国家，哪一国就能得到超额利润。资产阶级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68]。因此，中国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而应当争取成为统治或参与统治世界市场的民族。这就要求中国努力进入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并牢牢掌握其核心技术，而不能听任这些部门尤其是其核心技术被外国公司垄断。由于私有企业的股权容易通过海外上市、借外债和向外国转移资产而被外国资本和政府实际控制，因此，中国进入这些支配部门的首要责任落在国有企业的肩上。(www.daowen.com)

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相伴随的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是产能过剩。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中，产能过剩就是资本过剩。在列宁看来，自由竞争的主要标志是商品输出，垄断竞争的主要标志是资本输出。^[69]资本过剩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需要向外进行资本输出了，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的典型标志。从而，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商品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也要在资本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要在资本引进上进行竞争，而且要在资本输出即对外投资上进行竞争。

事实上，近些年来中美贸易顺差巨大就在于美国对华资本输出巨大，这些资本在中国获得了极其巨大的利益。显然，美方的这些利益是不可以用中国自己印刷的人民币来支付的，只能用中国的出口商品换得的美元来支付，这就必然造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妨碍美国资本在中国继续获得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消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并不追求巨额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却降不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之一就是要以市场换市场，要求美国对等地对中国开放，减少对中国内资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投资保护主义限制，使中国过剩的资本也能够向美国输出，使得中国企业也能够在美国获得巨大的利益，进而通过这些利益向中国转移时转化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以此来抵消大部分中美贸易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