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29]他在谈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的问题时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0]显然，这“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指出，这个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31]党的十九大报告甚至将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修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以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为主的美好生活需要。

有人提出，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条件下，无论是私有企业还是公有企业，都要追求利润最大化，都要接受自发的价值规律的调节，特别是私有制企业中，通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并存的二元结构。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如何能统一起来呢？

公有企业虽然也有利润要求，但与私有企业还是有所不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做中介而赚到钱。”^[32]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脱离，正是这种狂想病的反映。一旦不能得到利润或者说赚不到钱，资本家就会关门歇业，把工人赶到大街上去。于是，出现下面这种景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就不稀奇了：织棉布的工人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失业了，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棉布充斥市场，尽管织棉布的工人们自身缺乏棉布。^[3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环境恶化，中国沿海一些从事出口业务的私有企业为了减少损失，关门歇业，把工人赶回老家。而国有企业却受命不得裁员，甚至不得停业。事实上，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时会高于对利润的要求，以至于出现政策性亏损问题。这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效率低下，而是因为国有经济遵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都接受价值规律的调节，但它们遵循不同的剩余价值规律或剩余劳动规律。(www.daowen.com)

公有企业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会贡献一些剩余劳动，但不会像私有企业那样压榨工人。有人主张，为了促进竞争，甚至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人均收入，要保持劳动力廉价的所谓比较优势，通过使工人失业下岗和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等方式，来压低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社会保障水平。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显然是用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取代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会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与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进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背道而驰。如果有人认为，工人不高的生活水平，已经给私有企业造成了困难，甚至会导致私有企业破产，那只不过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到了历史的尽头，在生产力水平相比《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无比巨大发展的情况下，都无法让人们过上稍微好一点的生活了，从而只不过说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已经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将结束，应当极大地扩充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指出：“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34]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是使用价值，不是纸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也是要突出住房的使用价值属性。马克思还指出：“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3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优势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使用价值。因此，把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分别适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对立统一起来的方式，就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不能动摇”，限制私有经济对剩余劳动形成的利润的无限制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