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迅速建立起较为全面的工业体系，尽管中国人口中农民仍然占据大多数，但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农业国了。然而，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开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最终，赫鲁晓夫集团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导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被对立的东西方世界联手孤立，国际政治经济往来以及科学技术交流受到很大的限制，国内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制约。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中国淡化意识形态，大力开发与中间地带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32]1963年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33]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5日，他又对外宾补充他的观点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34]

随着亚非拉一批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至20世纪60年代末，第三世界国家已在联合国成员国总数中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席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构成了稳定的多数，而新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与援助的一贯立场，赢得了第三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和支持下，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35]这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www.daowen.com)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急于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摆脱出来，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的访问，随后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达成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之间、中国与日本、西欧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交往迅速扩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苏关系由紧张趋向缓和，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历史机遇期。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36]

与此同时，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虽然经济建设受到了各种干扰，但在总体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72.6%，平均每年增长9.55%；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35.3%，平均每年增长2.8%。这一时期的三线建设、对外技术设备引进、农田基本建设、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的大规模兴起和发展，为把握这个历史机遇期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