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同志写这首词的时候正值中苏分裂，两党展开论战。“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24]但是，撇开中苏论战不说，“只争朝夕”的确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写照。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虽然当时中国经济已经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毛泽东同志仍然强调，“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25]

新中国成立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的确很高。例如，中国的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困难时期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的大庆，青天一顶，草原一片，人烟稀少。几万人的石油会战队伍一下子拥到这片草原上，又是天寒地冻季节，吃、住都很困难。在生产上，器材不齐全，设备不配套，汽车吊车又不足，草原上还没有修公路，运到火车站的器材和成套设备，有些要靠人拉肩扛来搬运安装。面对巨大的困难，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党委决定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分析面临的重重困难和矛盾。一致认识到，眼前的困难和矛盾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而国家缺石油才是全局性的困难，国家需要石油才是主要矛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迎着困难上。大庆人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他们心甘情愿地吃大苦，耐大劳，临危不惧，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国家和人民多找石油、多产石油的崇高精神，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26]

但是，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不是万能的。毛泽东同志认为：“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27]从大庆油田的建设来看，的确没有依赖机械化、自动化，但是土法生产会延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做不到多快好省的。在“只争朝夕”的“大跃进”期间，中国用土法生产了大量生铁，以加速赶超英国，只争朝夕。但是，这些生铁的土法生产不仅破坏了环境，浪费了大量资源和劳动力，妨碍了农业生产，其生产出来的生铁也大多品质低下，不是不适合炼钢，成为纯粹的废物，就是加大了炼钢的成本，降低了钢材的品质，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这再次表明，列宁曾经提到的，不能依靠热情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的经验总结，是多么正确。(www.daowen.com)

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强行“大跃进”的后果是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局面。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通货膨胀严重，市场供应紧张。^[28]为了扭转困难局面，不得不中止“大跃进”，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在大幅度调整经济过程中，中央领导层内部对形势和政策的看法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同志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认为必须重新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29]这其实是急功近利地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与当年中央苏区发展后期，王明集团想用政治斗争解决军事斗争中遇到的问题，急功近利地要求尽快打下大城市取得全国军事胜利是类似的。后者这样做是不了解军事斗争的规律，前者这样做也是不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一旦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中遇到挫折和问题，往往不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掌握程度上反省自身，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而是匆匆忙忙地从思想上的“左”倾或右倾上找原因，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上去，以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搞阶级斗争，会出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急功近利，反而把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引向歧途，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拨乱反正，纠正所谓路线错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中止使这个局面走到了顶端并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这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