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恩格斯指出，“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这一点可以说明苏联和新中国在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之后，随即便从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原因。

恩格斯还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7]虽然由于西方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导致俄国或者说苏联的社会改造完成在西方国家之前，使得这段话的预言出了一点偏差，但是这段话还是说明了俄国成功的可能性，并说明了中国为什么可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因为，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就是苏联。中国正是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且这个榜样还帮助中国吸取其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对中国进行了无私的或者说低成本的援助。1954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8]正是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才很快地获得了制造汽车、飞机、坦克和拖拉机的能力，并且没有因此而背上偿还不起的债务。^[9]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时隐秘地通过经济杀手使得受援国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进而使得受援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制于美国。^[10]

此外，马克思指出：“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或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那里则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或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11]因此，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没有死板绝对地去补所谓资本主义的课，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抓住有利时机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种正常的历史进程。

在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经过以发展互助组为主、发展初级社为主和发展高级社为主的合作化高潮三个阶段，逐步引导五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粮食减产的情况，全国各地的多数互助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产增收，出现了在迅速完成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保持了农业生产连续七年增长和多数农民生活逐步改善。^[12](www.daowen.com)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都经过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过渡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过程，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坚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利。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发展速度过快的问题。经中央发现后，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使手工业改造得以稳步发展。^[13]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确定了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首先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然后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企业内部的利润分配，采取“四马分肥”，即国家所得税占30%左右，企业公积金占30%左右，职工福利费占15%，资本家所得占25%。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后，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部门已全部或大部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企业合营后，生产迅速好转。1955年，公私合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都比私营企业高一倍左右。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是从排除资本主义批发商开始的。到1954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国营商业代替私营批发商的工作。在工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主体地位都已确立并得到巩固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已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余下的一小部分私营工商业也是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进行生产和经营。到1955年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4]

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还提到：“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