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要得到落实，必须严肃经济纪律。一方面是企业或劳动组织内部的纪律，另一方面是不同经济单位或劳动组织之间的纪律。

就劳动组织内部的纪律维持而言：“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57]由于“在资本主义旧社会，资本靠经常的饥饿威胁来实行强加给劳动者的纪律。这种饥饿的威胁同过重的劳动，同劳动者意识到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因此，劳动状况就成了绝大多数劳动者反对生产领导者的经常斗争。在这种基础上，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心理：劳动者的舆论不但不追究不好好干活或逃避工作的现象，反而认为这是对剥削者的过分要求的一种必然和合理的抗议，或者说是一种反抗的方法。”^[58]但是，随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掌握工厂、企业，“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正是这些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他们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时受到革命无产者的正当讥笑的口号，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59]

就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纪律而言，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作地方主义，不能叫作闹独立性。”^[60]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时，“陈云要求财经部门一定要树立整体观念，克服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提高统一财经的自觉性。严明的纪律保证了统一财经工作的顺利进行。”^[61]而国民经济迅速得以恢复的历史也证明：“迅速建立集中统一程度较高的财经管理体制，是在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历史条件下的正确选择。这一措施对于克服财政赤字、稳定市场和发展经济方面是成功的。”^[62]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63]因此，也不能乱用经济纪律，乱用顾全大局这样的帽子。(www.daowen.com)

列宁指出：“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64]当然，这种纪律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建立公共纪律的新形式，这是几十年的事情。就连资本主义也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才把旧的组织改造成新的组织。”^[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