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核算是按照劳动时间的规定计量个别劳动时间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转换，并以此作为资源配置的依据。1921年10月14日，列宁发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指出：“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49]然后，他又于1922年2月1日在致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提到：“您曾同我谈过，我们的某些托拉斯不久就会没有资金了，因而会断然要求我们由国家来接管。我想，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正是为了要它们自己承担责任，而且要承担全部责任，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损。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它们就应当受到法庭审判，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应当受到长期剥夺自由（也许过一定的时期可予以假释）和没收全部财产等的惩罚。如果我们建立了实行经济核算的托拉斯和企业，却不会用精明的、商人的办法来充分保证我们的利益，那我们便是地道的傻瓜。”^[50]

的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进行严肃的经济核算，才有可能探索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办法，才能正确地分配劳动成果，并减少浪费，也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中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51]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52]显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如果经营不善（除政策性亏损和企业职工民主决策导致的损失外）就应当撤换其负责人，并视经营不善的情况，追究其负责人一定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严肃问责，而不是把责任推到国有企业普通职工身上让他们下岗，或者把国有企业卖掉。只有这样，才能吓退经营管理层中的无能者，让有能力的人有机会掌管国有企业，促进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也有助于避免对国有企业软约束的指责。

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也不能只问责不指导，要通过经济核算发现和总结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并向所有的国有企业甚至集体企业推广。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高度重视技术在工业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的作用，鼓励和推广先进的工作和生产方法。如在煤矿生产中主要推广了长臂式采煤法，在电力部门推行了先进的定期检修制，在纺织行业推广五一织布法。这些先进生产方法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降低了物耗和产品成本。^[53]要知道，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新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的是率先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在竞争中淘汰采用旧技术的企业，不仅成效慢，而且浪费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依靠积极推广新技术，而不是通过知识产权等私有权来限制新技术的采用，能够使社会生产力提高得更快。这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优越性的一个体现。(www.daowen.com)

列宁还指出：“国营企业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原则。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衷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54]其实，经济核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一定的体现。资本主义企业给不同岗位的工人和职员发放不同的薪金也是需要进行核算的，只是这个核算很不充分，对工人少算了大量剩余劳动，对经理层则多算了薪金，用工人的剩余价值奖励他们帮助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从而这个核算严重侵犯了工人的利益。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经济核算将由工人阶级来进行，不再是极少数人的专利。“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55]

除了企业内部的经济核算外，全国性的经济核算机构，在列宁看来是大银行。“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