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经提到:“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是可以克服的。在这方面,工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大大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迅速聚集资金,把它转用到重工业方面去。毫无疑问,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在这样短的期间把我国变成工业国。”[34]
其实,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战争的威胁,也是为了加快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也是普遍现象。列宁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35]他还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来支撑这一论点:“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的较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不变资本)”[36]。在谈到国内市场的扩大时,列宁指出,这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37]他还指出,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是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就是说生产扩大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地扩大。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本身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适应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38]另一方面,“为满足直接需要的生产越是具有生产率,就越能有更大的一部分生产用来满足生产本身的需要,换句话说,用来生产生产资料。”[39](www.daowen.com)
相比之下,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之一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加要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1922年11月,列宁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时,针对对方认为“在俄国做买卖的收益非常之高,而生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赢利”的看法指出:“掌握在私人手中、大多数居民所从事的规模很小的生产,提供的利润最多。这是指农民的整个农业生产。一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一部分掌握在国营承租人或生产农村居民消费品的国营工厂手中的工业生产,也提供了同样多的或者略少一些的利润。留在国家手中的真正不赢利的生产,只是那种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术语来说应当叫作生产资料(矿产、金属等)的生产或者固定资本的生产。……对我们来说,恢复被破坏的生产资料,长时期内是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利润的,如您所说的,是‘不赢利的’。”[40]列宁进而指出,对方以此认为小商贩们在经济上不断加强而国家在经济上不断削弱的看法,也许会受到马克思嘲笑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那种嘲笑。[41]很显然,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上的投资,比如高速铁路的建设、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开发、大型钢铁冶炼、发动机制造等,可能是不赢利的,但它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对于这些国有企业,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其效益不高而对其苛责,而应当看这种效益不高有没有人为的工作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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