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教科书中常常说他们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但是，他们根本不理解稀缺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说资源是稀缺的，就像说动物是瘦的一样，如果没有某种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从来就没有研究过这种比较，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研究过资源为什么是稀缺的，比如是因为人口太多，还是因为资源被少数人所霸占？他们仅仅只是断言资源稀缺而已。同时，他们也从来没有研究已有的资源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配置情况，为什么有人手上有大量的资源，而有人手上几乎什么也没有。他们也从来不研究将现有的资源重新配置会如何，因为在他们看来，使某人受到微小的损失而有利于更多的人，不是有效率的配置方式。他们只是研究在已有的资源配置下，也就是说在来历不明的所谓收入约束下，人们按照这些经济学家为他们所规定的模式来进行决策的结果将会有什么样的特点。而且他们也从不研究人们决策后的行为，比如，从不研究工人在这些经济学家们设定的条件下决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后，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什么样强度的劳动。西方经济学家这样做只是为了替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33]由于物品总是稀缺的，所以社会永远不能满足每个人的愿望。^[34]这样一来，失业工人成为路边的冻死骨，其原因也只在于物品是稀缺的，满足不了失业工人的愿望，而与资产阶级的剥削无关，尽管资产阶级的朱门酒肉臭，也浪费了大量“稀缺”的物品。

西方经济学家还提出，“在正常时期，价格本身起到了配给稀缺物品的作用。当政府插手干预供给和需求时，价格不再充当配给者的角色。浪费、缺乏效率和短缺问题加剧是这些干预的必然伴随物。”^[35]但是，价格的典型特征是波动而不是稳定。波动的价格恰恰反映的是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某种商品的价格偏离价值上涨，意味着配置给该商品生产的资源不足，供给小于需求，出现短缺；反之，某种商品的价格偏离价值下降，意味着配置给该商品生产的资源过剩，供给大于需求，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当然，价格的高涨会刺激生产，使生产者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该商品的生产，使不足的生产资源配置得到增加，但这种增加在没有统一计划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增加过度，使相关资源配置过多而失去效率。某些农产品在生产上的大起大落和价格上的暴涨暴跌，就是这样出现的。实际上，被动反映供求变化的价格本身根本充当不了主动性的配给者的角色，价格的波动只不过是“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36]而且，既然西方经济学家在这里提到价格配给稀缺物品时注明了“在正常时期”，那就表明，在非正常时期，这种价格机制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政府的干预就是有积极作用的，否则他们在这里加上一个“正常时期”岂不是画蛇添足？^[37]

放任价格配置资源或者同样地听任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后果必然是两极分化。“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对立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严酷无情的规律；虽然这一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绝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起作用。”^[38]这种既违背“以人为本”也违背“以人民为中心”的两极分化恰恰表明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对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恩格斯早已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39]而要出现第一种情况，就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www.daowen.com)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源配置还有另一层意思。“资本有一种趋势，要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能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就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40]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同样需要使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都是必要劳动，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对此，斯大林提出，“需要消灭不善经营的现象，动员工业内部的资源，在我们的一切企业中实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不断降低成本，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加强工业内部的积累。”^[41]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成本的降低，不包括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与此相比，资本在配置资源时有一个较大的缺陷。“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由于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因为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生产部门，也是不同的；其次，因为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降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有时升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上，所以，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可以有很大的变动，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但是，对资本家本身来说，只有前一种差额才决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并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对他发生影响。因此，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像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18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在一些较老的发达国家，机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42]

列宁指出，“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43]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资源配置上的控制和争夺也绝不是市场和价格可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