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与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36]他还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7]正如高等数学的研究并不是从极限开始，再到微分和积分，但是完成了微积分体系研究的高等数学，在其教科书中的叙述却一定要从极限开始，而不能先从微分或积分开始才符合严密的逻辑一样，马克思的研究也并不是从商品开始的（事实上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从工资开始的），但是他的叙述却一定要从商品开始。显然，不说明清楚劳动力商品及相关的生活消费品的情况，是说不清楚工资的。

相比之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则延续和扩大了李嘉图的错误，其微观经济学的开篇是从需求和需求曲线开始，而要画出需求曲线必须事先知道什么是商品的价格以及什么是货币及其计量单位，但微观经济学直接漠视了这些问题，企图用未经说明的价格来创立效用价值论来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做法，不仅没能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而且破坏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少有的科学性。事实上，严谨的逻辑辩证在对真理的检验上其意义并不低于实践的作用。数学证明中使用的归谬法就是这样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大量理论都经不起严谨的逻辑辩证的分析和批判，没有半点科学性可言。^[38]

恩格斯还指出，“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时也不能把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看作固定的东西，相应的概念也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也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www.daowen.com)

最后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绝不排斥数学的运用，不排斥公式。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40]在运用数学公式之前，必须使过程的各个要素在理论上得到正确的说明。另外，恩格斯指出，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41]因此，绝不能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更不能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表现方式。在这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犯了大量的错误^[42]，并把这些错误标榜为“科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