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来源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但是，仅有这个来源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和较完整工业体系方面的积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事实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和搞市场经济方面都比中国早，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而且在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榜样之后，除了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外，也没有看到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向中国学习，并取得类似的经济发展。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与中国的国情有关，而这个国情又主要是由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的。因此，脱离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失去了实践的根基。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了中国自身的实践外，其他国家的实践，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也使得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实践来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中，理论渊源与实践来源相比，前者的地位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熟知的一个词叫“摸着石头过河”，似乎理论不重要了。邓小平同志也在分析中共十三大报告的特点时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但他同时指出，中共十三大的一个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8]。可见，我们在实践中的摸索也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个理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邓小平同志还提出过“不争论”，也被人理解为理论探索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这里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不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实践中不搞强迫，不用等思想完全统一了再干。而在这段话之前，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0]也就是说，“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前提是“看准了”。而“看准了”自然是指在理论上有把握了，尽管这个把握未必是百分之百，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会由于某些条件的变化和工作失误而出现一些变数，但它绝不是盲目的，绝不是把理论置于一边，以为实践才是高于一切的。而且“摸着石头过河”，过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河，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的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1]“摸着石头过河”所要求的是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当下的中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要求的是探索出把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途径和方法。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不认识世界，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就是盲目的，也就是说，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我们的实践就是瞎猫撞死耗子，也许在某个局部、某个瞬间会有好的结果，但总体上是不会成功的。另一方面，不去改变世界，不按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去改变世界，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无用的，同时也不清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到底是否正确。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检验。既然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22]，那么实践的主要意义就应当在于成功地运用真理和实现真理的结论，这才是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的体现。正如经过一次次失败，人们制作出了电灯，而没有一遇到失败就认为电灯是不可能制造出来或者制造电灯的条件不成熟，而放弃制造电灯。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当前的实践没有直接检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真理性，但邓小平同志仍然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提出来并加以追求的原因。虽然，在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而且已经遇到不少挫折，但这些挫折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应当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缺陷，以便通过进一步的实践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www.daowen.com)

马克思曾经提到拉萨尔“他竟敢用几句如像‘抽象的统一物’等抽象的话来评论那些还需要经过更长时期的研究才有权评论的经验的事物。”^[23]事实上，我们今天能够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积累。列宁指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运已为历史所注定，它必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已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左右历史的成千上万上层分子的经验都是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24]因此，系统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不可能的。由于缺乏实际的经验，那时只能算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认识，一些观点还有待实践检验，还只能尝试构建经济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探讨相对成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