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被马克思科学化了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曾经提到，“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用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12]这里所提到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指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我们还看到，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广为人知的“看不见的手”外，还有无产阶级的看得见的勇敢的“手”。

与西方学者也不承认为科学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相比^[13]，科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疑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理论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14]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正是我们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表现。(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恩格斯也早就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5]这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可能。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邓小平同志的突出贡献，他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和“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17]，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打开了大门，并使得邓小平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自他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理论家们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有教训，更有大量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及其理论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