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斯大林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2]但是,马克思同时还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这种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并不是生产关系的研究可以概括的。
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引用了一篇评论并称:“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4]而这篇评论中有这样的话:“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 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5]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马克思还提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所说的话,“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这些话进一步强调了生产方式的重要性。马克思甚至以纸张的生产来说明“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7]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便揭示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说明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的规律。与之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便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生存、发展和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升级即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www.daowen.com)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以为科学只是有系统地解释现象的学问,认为经济学主要是对现象进行解释。[8]但是,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而且,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12月2日指出,“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10]邓小平同志也在1985年3月7日指出,“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11]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阐释这些年来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还要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因,遇到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还要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理论指导,并保证这种理论指导不会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的成就,又要指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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