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及经济要素的流动与集聚，城镇化是都市区成长的直接动力。城镇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相伴而生的产物，它表现为将诸多要素寄居在都市区有限的区域之内，用都市区的发展模式同化这些地理要素，包括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农产品转化为工业产品、农村生活生产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生产方式、域外初级工业制品转化为精细加工的终端产品等，这些必然导致都市区空间资源的不足，因此，必然带来都市区空间扩展，以支撑这些地理要素的工业化、信息化等过程，都市区的空间扩展过程就是空间城镇化过程，其中，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是空间城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于亚滨，2006）。

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就是都市区发展的过程，市场愈发育，城镇发展的区域一体化趋势和需求就愈强烈，城乡一体化的城与乡的融合，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高级阶段，其明显标志是都市区一样的网络型地域经济系统的生成。因此，城乡一体化融合的关键是区域城镇化、城市区域化以及乡村城镇化的加速。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增长，吸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可能依靠建设新的城市或者一味扩大大城市的规模来实现，只有加速都市区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引导地域空间向这些地区的扩展，才能真正推动都市区的全面发展（李王鸣等，2002；范丹宇，2002）。

制度调控是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制定公共政策、规划引导、行政区划调整等手段调控都市区的发展，虽然是都市区演化中的一种间接动力，但是它往往通过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间接作用于都市区的空间发展。有效率的制度调控促进都市区空间的发展，无效率的制度调控抑制甚至阻碍都市区的发展（David Feeney，1995）。具体的又可分为宏观大局的控制调控机制、市场机制不完善的过渡性调控机制、市场失灵的修正调控机制、城市规划的空间调控机制几种（于亚滨，2006）。

R.科斯（Ronald H.Coase）和D.诺斯（Douglass C.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现实的人是在现实的制度所赋予的制度约束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制度、天赋要素、技术及偏好是经济理论的四大基石（Kevin Thomas，2000）。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在有了制度时才得以发挥功能，制度是重要的，它对经济行为的有关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诺斯等人认为“发明、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是经济增长本身，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Gingsburg，1991）。将地点看作人类行为的基本有形特征，但也要认识到地点也是被社会化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布局的形成就应该被视作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的整体性动态过程中的“行动力”。制度转变是根本，它导致了都市区功能变化和组织转变。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环境下，政府凭借行政力量提供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完全将石家庄的发展机遇交给了国家，国家有项目投在石家庄，石家庄则能发展，如果没有项目，石家庄则发展停滞。20世纪90年代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石家庄都市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www.daowen.com)

首先，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提高了区域的整体竞争力。石家庄经过历次的行政区划调整，使石家庄市的行政区域不断扩展，行政区划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促进了城市空间整合，也拓展了城市及都市区的发展空间。

其次，规划有意识干预。2010年石家庄修编了总体规划，明确了新时期石家庄发展的战略重点。21世纪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八个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以城促乡、以工补农”的政策措施，2010年石家庄城乡统筹规划也正是顺应这一潮流，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些规划的有意识干预，对产业结构转化，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重组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在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双重作用下，石家庄由中心城区发展向都市区整体发展转变。

最后，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都市区空间演化过程和动力机制，也会存在动力机制类型、模式、空间关系及制度敏感性和依赖程度的不同，总的来说，在动力机制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下，石家庄都市区正向着有序、合理、健康的轨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