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城乡互动发展的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总结归纳城乡关系理论的文章增多。主要有：胡必亮、马昂主对国外城乡联系理论的类型和模式进行划分（胡必亮等，1993）；王振亮将城乡空间关系划分为共生、分立、对立、平等、融合五个阶段（王振亮，1999）；王华、陈烈主要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理论进展，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王华等，2006），即认为国外研究“经历了朴素城乡发展整体观、城乡分割发展观、城乡融合发展观”三个阶段；夏安桃、许学强、薛德升主要从城乡协调的角度对国内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夏安桃等，2003）；马远军、张小林等从经济和社会地理角度对国内外城乡关系研究进行了比较（马远军等，2006）；段娟等对近十五年国内外城乡互动发展进行了评述（段娟等，2006）；陈明生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了城乡统筹的内涵（陈明生，2005）；安虎森也阐述了城乡联系的部分理论、模式和途径（安虎森等，2005）。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从城乡一体化、城镇化的角度对城乡关系进行了论述。

2）对动力机制的研究

现有对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种：

（1）“自上而下”。“自上而下”强调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其决策行为直接导致生产力的宏观布局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规划、开发区的建设等方面。有关学者对此进行了个案研究，涉及的城市和地区包括南京市、东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何流等，2000；胡智勇，2001；刘西锋等，2002；李春华等，2003），认为这些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以政府带动为主，是典型的“自上而下”型。

图1-3　自下而上式城镇化的运行系统

资料来源：崔功豪，马润潮.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发展及其机制［J］.地理学报，1999，2：12-21.

（2）“自下而上”。“自下而上”型强调农民按自身需求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图1-3），主要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代表地区以江浙一带为主，我国学者就此提出了江浙模式、温州模式等（石忆邵，2002；朱磊等，2002）。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小城镇课题组对我国“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社区各种收入的增长直接产生了农村城镇化的动力。崔功豪和马润潮肯定了中国的二元城镇化模式，并认为农村城镇化在综合整个城镇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众力量推动的城镇化是自下而上的，具有中国特色（崔功豪等，1999）。

（3）多元化主体。强调多元化主体的观点认为推动城镇化的力量不只是政府或者民众，而是多方力量综合的结果，多元化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农民及城市居民等各种经济主体。多元化主体的出现与我国经济转型、投资力量多元化分不开，我国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以多元城镇化动力替代以往单一的或以二元为主的城镇化动力，多元化动力主体的产生也与各主体的职能转化分不开，大部分认为中央政府带动设施城镇化，企业投资带动人口城镇化，国际贸易带动产业城镇化，制度创新带动土地城镇化（宁越敏，1998；路永忠等，2005；丁万钧等，2004）。曹广忠以图示的形式归纳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多元形式（曹广忠，1998）（图1-4）。

图1-4　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多元形式

资料来源：曹广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体系空间格局发展变化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1998.(www.daowen.com)

除上述动力机制以外，还有学者总结了其他动力机制。孟晓晨总结了劳动力在农村与城市两大经济载体之间流动的机制，指出农业容纳力与排斥力、城市吸引力与吸收力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孟晓晨，1992）。陈波翀、郝寿义等归纳了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认为集聚和扩散是城镇化动力的核心表现形态，城镇化作为一种流的形态，其本质是集聚和扩散的空间表现（陈波翀等，2004）。Kevin解释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特点（Zhang.K.H，2002）。陈洋、李郇等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我国城镇化省际差异因素方面，传统的农业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乡镇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陈洋等，2007）。

3）对小城镇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强调了小城镇在联系城乡之间的关键作用，因此，有很多学者对小城镇做了专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域差异明显。从总体情况看，我国乡村城镇化水平东高西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等城镇密集地区，该区成为国家推进乡村城镇化战略的重心所在。就东部地区而言，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很大，南北间纬向差异，以及紧靠中心城市或大城市的地域差异也十分明显，这些差异在中国乡村城镇化研究中是极其重要的内容（郑弘毅，1998）。

（2）以小城镇为主。关于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的主流观点是以小城镇为依托，强化“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带动农村地区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仍被纳入政治体系之中，并且建立了更为完备的等级制，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均衡的投资直接与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关，城镇化则以国家投资为指向“自上而下”地进行，同时城乡相对隔绝，大量农村一直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如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给小城镇建设带来了机遇，基本上形成了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城镇化框架，可以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是对长期以来“自上而下”型城镇化的一个“补偿”，它代表了城镇化的一个侧面，有着相当的必然性。

（3）发展模式多样。中国幅员辽阔，广大乡村地区自然、经济、人口、历史等情况千差万别，尽管各地的乡村城镇化发展从总体上看都以小城镇建设为主，但其具体情形各有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从乡村城镇化的动力来源看，有乡村工业主导型，这种模式遍及沿海、内地中心城市和大型工矿区的周围，以苏南地区最为典型；有市场导向型，主要以温州地区为代表；有外资保进型，这在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等地较为突出；等等。有鉴于此，我国乡村城镇化必须立足本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选择适合本地区的发展模式。

（4）居民点布局相当分散。我国乡村地区农村居民点布局特点为小、散、乱，大多数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此加以论证，概括了布局分散的特征、原因、问题及对策建议（葛雄灿等，2002；朱连海，2004；刘觉民等，2002；朱红波，2005；朱传民等，2005；周滔等，2003；杨庆媛等，2003）。针对布局分散的特点，也有学者从节省耕地角度对农村居民点优化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发展趋势和整理模式（杨庆媛等，2004；樊琳等，2005；高燕，2004）。

（5）阶段性特征显著。夏振坤与李享章提出了城镇化道路的“三阶段论”，认为人口向城市或城镇的转移具有垂直与平面两种不同的形式，应当在不同的阶段走不同的道路，即第一阶段以向小城镇转移为主，第二、三阶段则主要是向城市转移（夏振坤等，1988）。十六大之后，政策的取向也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此外，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学者在城镇化道路多元化的基础上，研究更加深入，倾向更加具体，主张东部地区实施“深度城镇化”，而西部地区实施“广度城镇化”的策略（傅崇兰等，2003）。

（6）发展阶段问题。小城镇就地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资金配置能力、农地流转速度等的影响。有关学者对就地城镇化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观点如下：城镇化呈“S”形曲线发展，我国目前正面临拐点，符合世界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王建军，2009）。闵捷等以江汉平原为例研究了农地流转速率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农地城市流转类型也不同；在相同经济发展阶段，如果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同，农地流转类型也不同（闵捷等，2007）。郑国、叶裕民等研究了我国城乡关系的阶段性与统筹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区域的城乡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并处于不同的阶段，因此，城乡统筹的对策和政策也应有所差别（郑国等，2009）。对处于城乡融合阶段的区域，重点要破解城乡二元制度，实行城乡合治，以城市社会的治理方式来治理整个区域；对处于城乡分离后期的区域，要给予乡村公平的发展机会，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的一体化发展；对处于城乡分离前期的区域，要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基础上，以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对处于乡育城市后期的区域，要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城乡统筹能力。

（7）人口流动问题。城乡人口流动是导致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人口流动问题也是就地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相关学者对此做了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口流动的方向。在“民工荒”未出现以前，我国人口流动主要方向是农村向城市流动，出现“民工荒”以后人口流动方向转变为农村人口停留原地（穆光宗，2011），有学者认为这种趋势的出现是我国城镇化面临转型的重要信号。二是人口流动的地域。这与就地城镇化的内涵有直接的关系，所谓就地城镇化不是僵化地限定人口要逐级流动或者逐层流动，更不是限定在一个固定的地域范围，广义的就地城镇化更好理解，即凡在县以下的都叫就地城镇化。对人口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流动迁移机理、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模式及变化、区域影响、流动人口的选择性与监测方法等方面。刘剑锋等对我国西南地区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动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论是西南地区存在两种城镇化模式并存，大中小城市面临的课题不同等现象（陈天惠等，2009；刘剑锋等，2005）。

（8）土地低效问题。就地城镇化也是为了改变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低效的现状。关于我国农村用地低效的原因，相关学者进行了如下概括：一是制度因素。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使用制度是分不开的，包括制度不健全，农村居民点产权不明，土地管理缺乏法制，这种制度也是导致“空心村”出现的原因（陈玉福等，2010；龙花楼等，2009；朱晓华等，2010）。二是社会因素。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外出打工，导致闲置宅基地越来越多。龙花楼、刘彦随等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三是人口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口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妇女化趋势明显。袁俊、吴殿廷等揭示了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王国霞、鲁奇等从省际、省内两个空间尺度，分迁入、迁出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态势进行了分析（王国霞等，2007；袁俊等，2007）。四是城市发展政策。城市偏向的土地使用制度导致农村土地低效利用（冯健等，2000；冯健，2001）。

（9）空间结构分散问题。我国现阶段存在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即为城市工业—农村工业，甚至有学者认为我国城乡间是三元结构，即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农村农业（何流等，2000；胡智勇，2001；刘西锋等，2002；李春华等，2003）。这种现象直接导致小城镇地区空间结构分散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分散。郑弘毅认为乡村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和就业问题，其乡镇企业的布局应该结合小城镇建设适当集中，由此带来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郑弘毅，1998）。二是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分散。也有学者探讨了小城镇的基本问题，包括发展模式、核心问题、发展战略的制定等（石忆邵，2002；朱磊等，2002；国家体改委中国小城镇课题组，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