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按照国家关于改革财政体制的方针、步骤，宁夏全面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一年不变”的“分灶吃饭”体制。中央在核定宁夏收支基数的基础上，确定定额补助，并给以每年递增10%的特殊照顾。为适应第二步“税改税”改革，1985年，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律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即按照“利改税”第二步的税种设置来划分各级财政收入，中央将宁夏的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全部留给地方，如仍收不抵支，由中央给予定额补助，并继续实行每年递增10%的办法，一定5年不变。

改革后的预算管理体制，体现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在合理划分财权、核定收支的同时，适当照顾了部分市县的不同经济基础和财力状况，为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值财源的积极性及因地制宜安排生产建设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0年，在全区18个市县中，除银川、石嘴山两市负有上缴任务外，其余都是依靠财政补贴过日子的县市。1986年，自治区政府与吴忠、灵武、平罗、青铜峡、贺兰5县（市）签订首批“扭补”合同。上述各县市提前实现收大于支，改变了财政补贴的局面。从1988年起，为了解决暂时的财政困难，中央取消对宁夏的定额补助递增10%的照顾，宁夏地方财政收支开始矛盾突出，地方财政连续出现赤字。从1991年起，在中央补助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宁夏的地方财政收入实现了连续增长，特别是1993年增长较快。

随着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预算外资金大幅增长，1981年，全区的预算外资金比1976年增长了57%，1982年更达到了28081万元，占同期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184.6%。1985—1990年，累计收入达33.64亿元，年均增长13.9%，规模为同期地方预算收入的116.8%，成为支持宁夏工业经济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促进了宁夏经济发展，财税体制改革不仅调动了各级政府生财、聚财、用财的积极性，而且调动了各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增收节支的积极性，部门和企业的自主财力不断扩大，对缓解全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资金不足的矛盾起了重要作用。

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在税种划分、确定收入分成比例、税收返还比例等方面都实行了全国统一的政策。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方面，新体制未考虑宁夏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特殊性，对宁夏财政支出基数未作任何调整。(www.daowen.com)

2002年，中央改革了按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改为按所得税收入比例划分，当年在中央与地方间按1∶1共享，2003年后按3∶2分享，同时，中央也适度加大了对宁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

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的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的税种收入由中央财政掌握，作为宁夏地方财政主要收入来源的营业税税基也较过去大幅缩小，地方收入比例比改革前大幅下降，自有财力相对减少。统计资料显示，1986—1993年，宁夏各项税收财政预算级次平均比重中央收入为12.4%，地方收入为87.6%。从1994—1996年3年的统计资料来看，中央收入比重占51.5%，比税制改革前提高了3倍；地方税收收入比重占48.5%，比税制改革前下降了近一半。1993年，宁夏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为10.85亿元，到1994年剧降为7.17亿元。另一方面，宁夏地方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到2006年，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不足74%。改革后，中央基本达到了提高中央收入比重的目的，但使宁夏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由于宁夏无法完成“两税”增长目标，致使中央对宁夏的税收返还少，造成宁夏地方自有财力大幅减少。

自分税制改革后，宁夏的地方财政收入自给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非税收入在宁夏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重持续提高，表明经济运行的效率低。投资是推动宁夏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一方面，受地方财政收入制约，经济发展投入被大幅压缩；另一方面，由于产业发展水平低，宁夏主要依靠外延式扩大投资，投资效益低下。2005年以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国有投资在总投资额中所占比重高达51.5%，经济增长与投资增幅的联动效果显著。宁夏国有大中型企业科技创新水平低，经济粗放增长，自主创新能力差，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较弱。

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中央增加了对宁夏的财政投入，放宽了税收优惠政策，宁夏地方财政收入压力相对减小，客观上形成了宁夏的地方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