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参见PJM，第10卷：第265—266页。

2.有研究指出，从美国建国开始，地方主义就一直是国会投票的一个重要特征（Martis，1988）。

3.经济学家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概述，可参见Rodrik（1995）、Gwande and Krishna（2003）、McClaren（2016）。被广泛引用的“销售保护”模型主要分析不同产业税率的决定因素（Grossman and Helpman，1994）。本书则更多关注平均关税率，在上述模型中用一个外生参数来描述，即政治家对社会福利赋予的权重。

4.政治学家有关贸易政策的著述包括：O’Halloran（1994）、Hiscox（2002）、Destler（2005）等。历史学家有关贸易政策的著述包括：Stanwood（1903）、Ratner（1972）、Dobson（1976）、Eckes（1995）。

5.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进出口银行，为出口商提供信用担保，但对出口的整个资金支持规模仍较小。有关该银行的历史，可参见Becker and McClenahan（2003）。20世纪80年代还使用出口补贴解决农产品过剩的问题。

6.贸易政策还有许多方面不在本书探讨范围内，如对特定国家的贸易制裁，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特定产品的出口禁运等。

7.也可以用进口配额限制特定外国产品进入市场的数量，但美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采用，并主要用于农产品。

8.参见Irwin（1998a）。

9.这些指标是用关税收入除以总进口产品和应税进口产品的价值得到，它们有几方面的缺陷（Anderson and Neary，2005）。这些指标构建的贸易限制度指数能用来分析许多常见问题。尽管存在缺陷，平均关税率依然是个很有用的指标。有研究测算了美国在1867—1961年的关税贸易限制度指数，表明它与标准的平均关税指标高度相关（Irwin，2010）。此外，美国并未采用可能使平均关税指标出现误导的许多非关税壁垒（如进口许可证、外汇限制、歧视性监管等）限制进口。

10.财政收入性关税和保护性关税的区别并不总是特别明显。财政收入性关税不采取有利于国内厂商的歧视性做法，往往对本土不生产的产品征收，或者对应缴纳国内税的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则采取有利于国内厂商的歧视性做法，约翰逊把保护定义为“使可进口产品的国内厂商得到的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的任何政策措施”（Johnson，1960）。

11.有关贸易政策理论的介绍，可参见Corden（1974）。

12.弗拉克的引言来自Morgan（1965），第227页；里德的引言来自Morgan（1969），第167页。

13.关税会提高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导致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减少，转向国内生产的替代品，促使国内厂商增加其产量。这符合Baldwin（1976）描述的“不完全替代”的局部均衡贸易理论模型。另可参见Rousslang and Suomela（1988）。

14.参见Kim（1995）、Holmes and Stevens（2004）。如后者所述：“对生产非贸易品的产业或服务业（如零售业）而言，基本没有地理上的专业化分工；而对可贸易品，如制造业、矿产品和农产品而言，地区间有显著的专业化分工（Holmes and Stevens，2004，第2008页）。

15.据Holmes and Stevens（2004，第2000页）介绍，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的制造业迁出了这些北方地区，进入其他地区……南方的某些地区成为高度专业化的制造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新的制造业地带。

16.参见Lerner（1936）。不过，对进口产品全面实施关税并不会同等幅度地减少所有出口产品的出口量。

17.有关地方主义和美国的政治演进，可参见Bensel（1984）。

18.这一基于产业的分析方法，可参见Baldwin（1984a）、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这两个研究都是基于Jones（1971）与Samuelson（1971）的特定要素模型。

19.著名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关注基本生产要素（而非产业本身）的经济利益，这一问题可参见Rogowski（1989）和Hiscox（2002）。对该定理的基本介绍，可参见Deardorff and Stern（1994）。

20.有研究分析过，如果贸易政策决策是由公投方式做出，中间选民的偏好会如何影响结果（Mayer，1984）。

21.特拉华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贝亚德（Thomas Bayard）曾说：“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是不同地方利益的支持者和代表人，所有这些利益群体很自然地都试图影响政府事务，为自己谋利。”（引自Rothman，1966，第81页）

22.这一点与Mancur Olson（1965）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有关。

23.例如，如果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希望对钢铁实行更高关税，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希望对服装实行更高关税，来自这两个州的议员可以同意给对方的议案投赞成票。提高钢铁的关税给宾夕法尼亚带来的好处会远远超过提高服装的关税带来的损失，南卡罗来纳也是相似的情形。对多数主义政治中的保护主义倾向的理论分析，可参见Grossman and Helpman（2005）。

24.对确定的输家和不确定的赢家的分析，可参见Fernandez and Rodrik（1991）。对过渡性收益陷阱的分析，可参见Tullock（1975）。实施关税可以给受保护产业带来短期或过渡性的收益，但不是长久收益，因为初期的收益最终会固化为资产价值，或由于生产扩大和新企业进入而缩减。此时，对现有企业来说关税带来的收益并不明显，但取消关税则会给它们带来巨大的资本损失，因此它们强烈反对任何改变。

25.参见Destler（1986），第3页。

26.参见CQA（1988），第223页。

27.引自Binkley（1962），第222页。也有某些例外，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是积极促成1913年关税法案的强势政党领袖。

28.关于此次改变，可参见Keech and Pak（1995）。

29.有研究表明，政党对贸易政策结果有超出选民经济利益的影响（McGillivray，1997；Brady、Goldstein and Kessler，2002；Weller，2009）。

30.在1867—2016年的共77届国会中，出现过21个民主党统一政府，22个共和党统一政府，以及34个分治政府。自1934年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后，分治政府对贸易政策来说不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因为关税法案不再由国会制定。可参见Karol（2000）和Sherman（2002）。

31.有研究分析了思想观念在决定美国贸易政策中的作用（Goldstein，1993）。

32.可参见Remini（1997），第223页。

第一章　争取独立的斗争，1763—1789年

1.参见Pereira and Flores de Frutos（1998）。

2.参见Lindert and Williamson（2016）、Gallman（2000）以及McCusker（2000）。

3.如Shammas（1982，第268页）所述：“如果这些社群把1/4的人均收入用来购买殖民地以外进口的产品，如何能够称之为实现本地的自给自足？”

4.参见Shepherd and Walton（1972）。

5.同上。

6.参见Shammas（1982）。

7.北美殖民地在1774年的名义GDP据估计约为1.42亿美元（McCusker，2000，表2）和1.64亿美元（Lindert and Williamson，2013，表4）之间。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到13个殖民地的出口名义价值在1774年约为295.3万英镑，或者以每英镑4.44美元的平价汇率换算，为1310万美元（McCusker，1971）。

8.参见Harper（1939），第35页。

9.托马斯的估计（Thomas，1965）引发了大量研究成果，讨论有关的方法和数据。可参见Walton（1971）和Sawers（1992）。

10.参见Ransom（1968）。

11.参见PTJ，第1卷：第123页。

12.Egnal and Ernst（1972），第30页。

13.有文献（Baack，2004）指出，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土地，英国在1763年发布公告，禁止殖民者在阿勒格尼山脉（Allegheny Mountains）以西定居或开展贸易。

14.参见Mitchell（1988），第579页。

15.参见Thomas（1987）和Calloway（2006）。

16.参见Breen（2004）。

17.参见Thomas（1975），第151页。

18.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Z-227-28。

19.参见Olson（1992）。

20.参见Witkowski（1989）。

21.参见Thomas（1987），第169—170页。

22.参见Mitchell（1988），第494页。

23.参见Ragsdale（1996）和Holton（1999）。在1776年欠英国商人的近300万英镑债务中，南方各殖民地约占84％（Sheridan，1960，第167页）。

24.参见Thomas（1987），第246—254页。

25.参见Labaree（1964）。

26.参见Journal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http://www.loc.gov/teachers/classroommaterials/presentationsandactivities/presentations/timeline/amrevrebelln/rights.html。

27.参见PJA，第3卷：第190页。

28.同上，第4卷：第57页。

29.参见Lint（1978）和Clarfield（1979）。

30.参见Cheney（2006）。

31.该条约第2条规定，两国“保证不相互给予其他国家在商业和航运上的任何特殊优惠，这些优惠不会立即对另一方适用，如果是无偿做出的让步，另一方应该同样享受，如果是有条件做出的让步，应要求同样的补偿条件”。参见Malloy（1910），第1卷：第468页。另有观点认为，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由法国谈判方提出的（Setser，1933）。

32.参见Buel（1998），第178页。

33.参见Ritcheson（1969）、Olson（1992）和Crowley（1993）。

34.参见Bjork（1964）和Shepherd and Walton（1976）。

35.参见Nettles（1962），第49页。

36.参见McCusker（2001）。

37.马萨诸塞在独立革命前一年生产出了125艘船，1784年仅有4艘（Nettles，1962，第52页；Marks，1973，第64页）。

38.参见Nettles（1962），第49页、第51页。

39.参见PJM，第8卷：第314—316页。

40.参见WJA，第8卷：第383页。

41.同上，第313页。

42.同上，第101页。

43.同上，第299页。

44.参见PJA，第17卷：第390页。

45.参见PAH，第3卷：第75—76页。

46.参见Baack（2001）和Ferguson（1961）。

47.参见PJM，第6卷：第144—145页。

48.同上，第9卷：第294—295页。

49.有系列文章分析过18世纪80年代7个州的关税法律（Zornow，1954—1956）。罗得岛、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情况，另可参见Shepherd（1993）。

50.参见McGillivray（2001）和Giesecke（1910）。

51.参见Marks（1973），第82页。

52.同上，第83页、第68页。

53.参见PTJ，第9卷：第399—400页。

54.参见PJM，第8卷：第333页。

55.参见Davis（1977），第91—92页。

56.参见PTJ，第8卷：第215页、第296页。

57.参见Davis（1977），第92—93页。

58.参见PJM，第8卷：第407页。

59.参见Davis（1977），第85页。

60.参见PJM，第8卷：第344页。

61.同上，第334—335页。

62.参见Marks（1973），第68页。

63.参见PJM，第8卷：第502页。

64.同上，第9卷：第96页。

65.参见LJM，第4卷：第251页。

66.参见PJM，第10卷：第29页。

67.关于会议的投票格局，参见McGuire（2003）、Heckelman and Dougherty（2007）和Pope and Treier（2015）。

68.参见Farrand（1911），第3卷：第126页、第327页。

69.同上，第2卷：第441页。

70.参见Finkelman（1987），Goldstone（2005），以及Baack、McGuire and Van Cott（2009）。

71.参见Farrand（1911），第2卷：第374页。

72.参见PJM，第8卷：第340页。

73.参见Farrand（1911），第2卷：第360页、第306页。

74.同上。

75.同上，第371页。

76.同上，第374—375页。

77.同上，第450页、第453页。

78.同上，第449—450页。

79.同上，第449页。马里兰州反对宪法的路德·马丁也证实过这一投票交易，提出“东部各州尽管反对奴隶制，也非常愿意至少暂时容忍南方各州从事奴隶贸易的自由，条件是南方各州给予回报，对航运法规不做限制；很短时间后，该委员会就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一份报告，其中禁止政府在一定时间内阻碍奴隶进口，与航运法规有关的限制性条款则被删除了”（同上，第3卷：第210页）。

80.参见McClendon（1931）。

81.参见PAH，第4卷：第340页。

第二章　新国家的贸易政策，1789—1815年

1.如McCoy（1980，第86—87页）解释的那样：“许多共和党人热情接受了18世纪的自由贸易思想，其主要代言人包括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和法国的重农学派。按照这些学者的说法，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一样都应该摆脱各种束缚，使其能繁荣发展，并在此过程中改善人们的习惯和品质……由于许多美国人对英国及其重商主义道路的敌意，他们在独立早期就接受了上述观点，将之与自己的革命精神直接结合起来，这并不出人意料。”

2.参见PBF，第35卷：第83页。

3.参见PTJ，第8卷：第332页；Jefferson 1955［1785］，第176页。

4.参见PBF，第39卷：第344页。

5.如托马斯·杰斐逊在1790年给一位笔友的建议：“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我认为斯密的《国富论》是现有的最佳著作。”（PTJ，第16卷：第449页）有研究分析过亚当·斯密对美国国文们的影响，参见Cowin（1999）和Fleischhacker（2002）。

6.参见PJM，第12卷：第71页。当时的联邦党带头人之一费雪·埃姆斯提到（Fisher Ames，1854，第1卷：第49页）：“麦迪逊关于贸易保护的首批讲话之一引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该书提出的原则非常精彩，但将其应用到美国需要谨慎。我确信并可以解释，在美国对商业和制造业进行立法干预的意义要远大于英国。”

7.参见PAH，第3卷：第76页。

8.关于斯密和贸易政策的更多阐述，可参见Irwin（1996b）。

9.参见PTJ，第27卷：第527页。

10.同上，第8卷：第633页。

11.参见PJM，第8卷：第333—334页。

12.参见WTJ，第3卷：第269页。

13.杰斐逊说：“如果完全按照我自己的理论，我会希望美国人既不从事商业也不发展航运，而是像中国那样与欧洲保持关系。这样我们就能避免战争，让国民成为专职的农夫。”他承认：“这只是一个理论，美国的公仆并不能随意遵从的理论。”（PTJ，第8卷：第633页）

14.参见PGW-CS，第3卷：第299—300页。

15.参见PTJ，第8卷：第633页。

16.参见Bordewich（2016）。

17.参见PJM，第12卷：第64—65页。

18.参见AC，1798年4月9日，第114页。

19.参见PJM，第12卷：第69—70页。

20.参见PJM，第20卷：第70—71页。

21.同上，第71—72页。

22.同上，第72—73页。

23.参见Edling and Kaplanoff（2004）。Peskin（2003，第91页）提到，联邦关税率大约是纽约州的两倍，但一般低于宾夕法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的税率。

24.参见Balinky（1958），第57页。

25.参见Brown（1993），第238—239页。

26.参见Edling and Kaplanoff（2004）。

27.参见Riley（1978）。

28.参见PAH，第7卷：第232页。

29.参见Irwin（2003）。

30.参见Richardson（1903），第1卷：第65页。

31.关于该报告，可参见Cooke（1975）、Nelson（1979）、Irwin（2004）。

32.参见PAH，第10卷：第262—263页。

33.同上，第266页。

34.同上，第3卷：第75页。

35.同上，第10卷：第266页。

36.同上，第10卷：第68页。

37.同上，第299页。

38.同上，第301页。

39.参见PJM，第14卷：第195页。

40.参见PAH，第10卷：第302—304页。

41.参见PTJ，第23卷：第172—173页。

42.同上，第24卷：第187页。

43.同上，第214页、第353页。

44.参见Elkins and McKitrick（1993），第277页。

45.参见Clarfield（1975）。

46.参见PAH，第11卷：第139页。

47.参见AC，1792年1月12日，第349—351页。这部分辩论内容显然放错了地方，因为提到了1月以后发生的事件，基本可以肯定是在4月后期开展的。

48.参见Stanwood（1903），第1卷：第102页；Irwin（2004）。

49.Elkins and McKitrick（1993，第261页）认为：“把汉密尔顿同19世纪早期的保护主义关税理论家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具有误导性，尽管那些人可能在他身上受到过启发。汉密尔顿的目标比他们要复杂得多，远不止单纯的保护。实际上，汉密尔顿如果在19世纪很可能成为自由贸易主义者，他认为任何利益集团都不应该过于安稳和舒适。”

50.参见PAH，第3卷：第78—79页。

51.同上，第4卷：第477页。

52.同上，第10卷：第301页。

53.另外可参见Shankman（2003）。这不是说保护主义压力很强大，因为制造商的人数还很少，中间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例如，Peskin（2003，第109页）就指出，铁的生产商与用户（钉子和马掌生产者）有深刻分歧，前者希望对进口铁实行高关税，后者希望降低关税。

54.参见PAH，第11卷：第141页。

55.参见AC，1789年5月4日，第238页。

56.参见WTJ，第8卷：第405页。关于杰斐逊的贸易政策观点，可参见Peterson（1965）。关于共和党的经济观点的总结，可参见McCoy（1974，1980）。

57.参见AC，1789年5月4日，第256页。

58.参见PGW PS，第3卷：第323—324页。

59.参见PAH，第5卷：第488—489页。

60.同上，第7卷：第426页。

61.同上，第424页。

62.参见PTJ，第20卷：第236页、第353—354页。

63.有研究认为（Goldin and Lewis，1980），贸易条件的有利改善带来了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提高，从每年1.07％提升至1.32％，增加了约1/4个百分点。按这一测算，如果没有欧洲战争带来的美国贸易繁荣，美国的国民收入可能降低3％左右。

64.虽然有某些船只与货物被没收，欧洲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仍相对不大。有文献（Nettles，1962，第324页）指出：“当时的政治和外交争吵可能给人的印象是，美国航运商遭受的损失完全摧毁了他们的业务，船只完全不能出海。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顺利完成旅途的船只数量远远超出被交战国扣押的。”

65.参见AC，1806年5月6日，第557页。

66.参见Adams（1980）。

67.参见PTJ，第27卷：第567—578页。

68.同上，第574页。

69.同上，第560页。

70.同上，第561—563页。

71.同上，第562页。

72.1792年，汉密尔顿给杰斐逊即将提交的报告起草了一份答复，开篇说道：“英国的商业制度没有对美国实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歧视……因此美国没有理由抱怨英国的制度对自己具有特别的伤害和敌意”（PAH，第13卷：第412页）。

73.同上，第16卷：第271—272页。

74.参见AC，1794年1月13日，第196页、第203页、第202页。杰斐逊的说法是：“我需要把史密斯的演讲归功于其真正的创作者，除了介绍部分外，所有题目都来自汉密尔顿，所有内容我也几乎在我们的多次私下和公开讨论中听他讲过，论述的方式也完全相同……风格同样是汉密尔顿式的。其诡辩过于细致和精巧，史密斯恐怕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说让他设计了。”（PTJ，第28卷：第49页）

75.参见PAH，第16卷：第275页。

76.参见Mitchell（1988），第494页。

77.参见PAH，第16卷：第274—276页。

78.参见PTJ，第27卷：第560页。

79.参见Bemis（1923）、Combs（1970）、Estes（2006）。

80.参见WGW，第35卷：第233页、第235页。

81.参见Nettles（1962），第325页。

82.参见Richardson（1903），第1卷：第322页。

83.参见Lambert（2005）。

84.参见Davis and Engerman（2006）。

85.参见Hickey（1987）。

86.参见WTJ，第5卷：第64页。

87.参见Latimer（2007），第20页。

88.参见PJM SSS，第16卷：第322页。关于杰斐逊的商业政策，可参见Peterson（1965）、Spivak（1979）、Ben-Atar（1993）。

89.参见WTJ，第5卷：第265页。

90.参见Richardson（1903），第1卷：第433页。

91.关于贸易禁运，可参见Jennings（1921）、Sears（1927）、Spivak（1979）、Frankel（1982）以及Irwin（2005b）。

92.英国方面对日历年份的数据表明，英国对美国出口的“官方价值”从1807年的790万英镑下降至1808年的400万英镑，降幅达49％；英国从美国进口的“官方价值”从1807年的280万英镑降至1808年的80万英镑，降幅达71％（Mitchell，1988，第499页）。

93.参见Irwin（2005b）。

94.参见Bailey（1980），第126页。

95.参见Wolford（1942）。

96.参见Fry（2002），第34页。

97.参见Sears（1921）。

98.参见Irwin（2011a）。

99.参见WTJ，第5卷；第271页。

100.参见Gallatin（1879），第1卷：第389页。

101.参见Mannix（1979）。

102.参见WTJ，第9卷：第202页。

103.同上，第237页。

104.同上，第239页、第245页；WTJ，第12卷：第56页。

105.参见Frankel（1982）。

106.参见ASP FR，第1卷：第256页。

107.参见WTJ，第9卷：第237页。

108.参见Mannix（1979）和Stuart（1982）。

109.参见Stagg（1983），第24页；Spivak（1979），第153页。

110.参见AC，1808年11月28日，第538页、第541页。

111.参见WTJ，第9卷：第244页。

112.参见AC，1809年1月31日，第1249页。

113.参见Ketcham（1971），第465页。

114.参见PTJ RS，第2卷：第537页。

115.同上，第533—534页。

116.1825年，杰斐逊回忆称，亚当斯曾告诉他新英格兰因为禁运出现的分裂言论。当时，他的反应是“不管我多么不愿意放弃该措施（如果坚持稍长一些，我们就有相当的把握完全影响其目标），从那个时刻起，受到该消息的影响，我还是认识到了放弃它的必要性，不再能继续利用这一和平武器来实现目标，我们必然会爆发争斗，或者使联邦分裂。于是我建议接受取消禁运的必要性，并努力采用能够达成普遍共识的最好的替代方案”（WTJ，第7卷：第424—426页）。

117.“在这些咨询过程中，我理解了杰斐逊先生的整个政策，并惊讶而悲哀地发现，在他的计划走向失败的最明显不过的证据面前，他却继续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废除禁运得到共和党多数议员的热烈支持应该已经让杰斐逊先生明白，他们早已把禁运当作悲惨且恶劣的失败了。”（Story，1851，第1卷：第185页）

118.参见PTJ RS，第2卷：第506页；WTJ，第9卷：第521页；第10卷：第354页。有研究认为：“尽管有压倒性的相反证据……杰斐逊直至他的公职生涯最后依然对美国及其商业实力抱有过高的估计。”（Ben-Atar，1993，第171页）

119.参见PAH，第16卷：第275页。

120.参见PJM PS，第2卷：第322页。

121.参见Latimer（2007）。

122.参见Hickey（1981），第521页。

123.参见Buel（2005）。

124.参见Risjord（1961），第205页。

125.参见Gilji（2013）。

126.参见AC，1811年12月31日，第599—600页。

127.参见AC，1811年12月9日，第424页。

128.参见AC，1811年12月31日，第601页。

129.参见PHC，第1卷：第842页。

130.参见Latimer（2007），第31页。

131.参见Perkins（1961），第326页。

132.同上，第339页。

133.如Perkins（1961，第339—340页）所说：“英国在1810年的经济衰退同美洲的事件完全无关，却给了杰斐逊的禁运措施并不能带来的结果。”

134.参见Hickey（1981），第523页。

135.参见Dudley（2003）。

136.参见Lebergott（1984），第124页。

137.“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Marie-Joseph-Paul-Yves-Roch-Gilbert du Motier，marquis de Lafayette，24 February 1809，”Founders Online，National Archives，http://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99-01-02-9871。

138.参见Richardson（1903），第1卷：第476页。

139.参见ASP-F，第2卷：第430—431页。

140.参见PJM PS，第3卷：第52页。

141.参见Irwin and Davis（2003）。

142.参见PTJ RS，第5卷：第563页。

143.参见WTJ，第4卷：第521—523页。

第三章　地区间冲突与危机，1816—1833年

1.参见North（1966），第242页；Davis（2004）。

2.参见Hansard，Parliamentary Debates，第33卷：第1099页。

3.布鲁厄姆认为这种交易是失误而非蓄意打击美国厂商，但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布鲁厄姆的言论似乎证实了英国制造商的不良企图。参见Viner（1923），第42页。

4.参见Richardson（1903），第1卷：第553页。

5.同上，第1卷：第567页。

6.参见ASP-F，第3卷：第90页。

7.同上。

8.参见PHC，第2卷：第179页。

9.参见AC，1816年1月16日，第687页。

10.参见AC，1816年4月4日，第1330页。

11.关于南方对该法案的支持，参见Preyer（1959）。

12.1832年，麦迪逊写到他依然相信自由贸易是“理论上的规则，也存在与其原则不符的例外”，不过，“理论是密室中的产物，例外则是从实际经历中得到的教训”（LJM，第4卷：第259页）。

13.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K-554。

14.参见ASP-F，第2卷：第426页、第430页；Ware（1926）。

15.参见Jeremy（1981），第101页。泽文（Zevin，1971，第141页）认为：“引入动力织布机的主要动机是想节约成本，重获竞争力。激起这一愿望的是原材料和产品价格的变动大幅缩小了制造商的利润空间。采用动力织布机的结果则是极大地降低了直接的运营成本。”

16.参见Jeremy（1981），第101页。

17.参见Ware（1931），第75页。

18.有学者认为，如果某个产业存在外部的规模经济效应，则排除关税所起的重要作用还为时过早（Rosenbloom，2004）。

19.Taussig（1931，第68页）指出：“在1818—1819年危机前还没有什么强势的保护主义运动。”有关那次金融恐慌的介绍，可参见Rothbard（1962）和Dupre（2006）。

20.有人指出（Peart，2013，第97页）：“克莱在这次推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用极其大量的个人通信给全国各地的盟友提供建议和鼓励。”

21.1802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认为，基本的经济问题“主要源于银行体系的违规”及其“普遍的糟糕管理……国内制造商需要保护的要求尽管对制造业城镇来说很大程度上适用，却与联邦的大多数民众无关，民众完全能感受到银行体系才是自己窘境的直接原因”（Eiselen，1932，第45页）。

22.Rothbard（1962，第172页）发现：“保护主义者把大量注意力放在经济萧条上，自由贸易者却完全相反，因为他们对萧条拿不出自己的简单对策。自由贸易者通常聚焦于更普遍的政治经济问题，如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的好处、垄断的危险、特权的不公以及工厂生活的道德伦理等。”

23.参见Richardson（1903），第2卷：第45页。

24.同上，第61页。

25.有关鲍德温法案的关税政治斗争，可参见Peart（2013）。

26.参见AC，1820年4月26日，第2116页、第2131页。

27.参见Kennon and Rogers（1989），第86页。

28.参见AC，1820年4月26日，（2036）。

29.参见Vipperman（1989），第204页。

30.参见Setser（1937）。

31.参见Richardson（1903），第2卷：第192页。

32.参见PHC，第3卷：第685页、第687页。

33.同上，第692页。

34.同上，第688页。

35.同上，第694页。

36.同上，第726页。

37.同上，第701页。

38.同上，第704页。

39.同上，第723—724页。

40.参见AC，1824年4月2日，第2028页。

41.参见AC，1824年4月6日，第2206页。

42.参见AC，1824年4月1日，第2010页。

43.参见AC，1824年4月30日，第649页，第623页。

44.参见AC，1824年4月15日，第3359页。

45.参见AC，1824年4月30日，第649页。

46.正如杰斐逊给一位笔友的通信：“国会除了以微弱多数通过关税法案外没有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对美国的大部分民众来说这令人反感，大家原本以为该法案除了制造商自己以外不会获得其他赞成票。”（WTJ，第10卷：第304页）

47.参见Paskoff（1983），第76页；Pincus（1977），第58—61页。

48.另一位参加者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来自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市的德国报纸编辑，他后来因为在18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而著称于世，该书捍卫了保护主义政策，被广泛视为最好地回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宣扬的自由贸易学说。参见Henderson（1983）。

49.引自Bartlett（1993），第145页；Dangerfield（1952），第409页。另外参见Remini（1958）；Stanwood（1903），第1卷：第243—290页。

50.参见Remini（1981），第70页。

51.有人提出：“已经被毁掉的亚当斯政府是否还值得如此精巧地去算计，则是另一个问题。”（Dangerfeld，1952，第406页）

52.参见Pincus（1977），第50页。

53.参见Dangerfield（1952），第406页。

54.参见RD，1828年3月4日，第1750页。

55.丹尼尔·韦伯斯特把这一提法归于罗得岛州的史密斯，参见RD，1828年5月9日，第756页。

56.参见PHC，第7卷：第95页、第136页。

57.参见Weekly Register，1828年9月20日，第52页。

58.参见Remini（1958），第913页。

59.有人（Dangerfield，1952，第409页）认为：“亚当斯的签字只代表他认为该法案符合宪法，与前任一样，他认为自己不能因为某部法案不够明智而行使否决权。”

60.参见RD，1828年5月9日，第746页。

61.参见PJC，第13卷：第459—460页。

62.参见CG，1844年5月30日，附录，第747页。

63.参见RD，1828年4月21日，第2472页。

64.参见PJC，第12卷：第61页。

65.参见PHC，第10卷：第125页。

66.参见Richardson（1903），第2卷：第414页。

67.参见PJC，第10卷：第402—403页。

68.当然，财政收入性关税也会对某些产业带有保护效应，但这种保护是关税偶然的副产品，而非有意识地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正如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约翰·莱彻在1857年承认：“让财政收入性关税避免偶然的保护效应是完全不可能的”（CG，1857年2月5日，附录，第190页）。不过其他某些人的希望则相反，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西蒙·卡梅隆（Simon Cameron）就说，“我支持把保护作为目标，而把税收作为附带结果”（CG，1860年6月15日，第3019页）。

69.参见Peskin（2003），第208—209页；Prince and Taylor（1982）。

70.参见Meyer（2003）。关于宾夕法尼亚在19世纪贸易政治中的作用，可参见Eiselen（1932）。

71.参见Tiegle（1942）。

72.参见Larson（2001）和Irwin（2008）。

73.参见Baxter（1995）和Ha（2015）。

74.参见CG，1846年5月27日，第936页。有学者指出（Sellers，1991，第290页）：“克莱的美式体制通过互投赞成票把保护主义同国内改造联系起来。西北部的企业家支持用高关税增加财政收入，投入道路和运河建设，东北部的制造商则支持运输项目拨款，以消化可能导致降低关税的财政盈余。”

75.参见PHC，第6卷：第654页。

76.参见Larson（2001），第165—166页。

77.参见Feller（1984），第136页。

78.参见RD，1832年2月9日，第339—340页。

79.参见PJC，第10卷：第456—457页。

80.同上，第450页。

81.参见Huston（1994），第532—533页。

82.参见PJC，第10卷：第482页。

83.参见PHC，第10卷：第328页。

84.参见AC，1824年3月31日，第1994页。

85.麦迪逊指出：“鼓励制造业发展的关税可能因为税率过高、有失公正或者错误地选择扶持对象而被滥用，这是肯定的。但宪法赋予的任何权力的行使也都可能如此……如果仅仅因为制定税收或其他法案中出现的不平等，就视同于违宪，那么在联邦中有哪个州能保证宪法的安全呢？在每届国会和每次会议中都能听到对滥权的抱怨。”（PJM，第9卷：第287页）

86.同上，第431—432页。

87.参见Forsyth（1977），第82页。

88.参见Lindert and Williamson（2013）；Russel（1924）。

89.参见Ratcliffe（2000），第17页。

90.参见Freehling（1965），第118页。

91.参见AC，1824年1月30日，第1308页。

92.参见PJC，第11卷：第299页。

93.参见Huston（2003），第27页；Gundersen（1974），第922页。

94.参见PJC，第10卷：第398页。

95.参见RD，1832年3月5日，第501—502页。

96.参见AC，1824年3月31日，第1979页。

97.参见AC，1832年2月2日，第278页。

98.参见LJM，第4卷：第261—262页。

99.参见PJC，第11卷：第227页。

100.同上，第10卷：第402—403页。

101.同上，第444—446页。

102.参见PAJ，第9卷：第78页。

103.参见Parton（1861），第3卷：第295页。

104.参见Feller（1984），第141页。

105参见Ratcliffe（2000），第11页。

106.参见Richardson（1903），第2卷：第525页。

107.该声明引自Taussig（1892），第127—128页。有关费城自由贸易会议的详情，可参见Belko（2012）。

108.参见Richardson（1903），第2卷：第556页。

109.该委员会的少数派保留异议，他们辩称：“保护体制与国家的最佳利益密切相关。”（Stanwood，1903，第1卷：第374—375页）

110.参见MJQA，第8卷：第443页、第446页。

111.参见PHC，第8卷：第125页。1832年3月，詹姆斯·麦迪逊请求克莱设计一个妥协方案（PHC，第8卷：第479页）。

112.参见MJQA，第8卷：第445页。

113.参见RD，1832年2月2日，第266页。

114.参见RD，1832年2月13日，第367页。

115.参见Freehling（1965），第248页。

116.参见PHC，第8卷：第551页。

117.参见RD，1832年2月13日，第367页；Miller（1975）。

118.参见PJC，第12卷：第62页；PJC，第11卷：第603页。

119.参见Pease and Pease（1981）；Ochenkowski（1983）；Ford（1988）。

120.参见Benton（1854），第1卷：第297页。

121.参见Freehling（1965），第262页。

122.参见Richardson（1903），第2卷：第643页、第645页。

123.同上，第652页。

124.参见Bassett（1926），第4卷：第498页、第504页、第502页。

125.参见Bergeron（1973）；Latner（1977）；Ellis（1987）。

第四章　关税和平与南北战争，1833—1865年

1.参见Richardson（1903），第2卷：第598页。

2.同上。

3.参见PHC，第8卷：第621—622页。

4.同上，第617页。多年后，当有人问起克莱为何接受该妥协时，他回答说有两方面动机。首先，他试图“避免内战的悲剧，已经在南卡罗来纳燃起的烈火有蔓延到整个联邦的危险”。其次，他希望“防止保护制度的完全破坏”，因为“如果不采纳妥协方案，整个保护制度可能会被当时的政府首脑（杰克逊总统）利用其压倒性的影响力完全废除”（PHC，第9卷：第660页）。

5.有关这次妥协安排，参见Peterson（1982）。

6.参见PHC，第12卷：第41页。

7.参见Benton（1854），第1卷：第311页。

8.参见Kennon and Rogers（1989），第113页。

9.参见RD，1833年2月25日，第729—742页。

10.参见RD，1833年1月14日，第1040页。

11.参见PHC，第8卷：第630页和第628页。

12.参见RD，1833年2月26日，第1792页。

13.参见RD，1833年2月12日，第468页。

14.参见PHC，第8卷：第626—627页。

15.参见CG，1838年3月12日，第638页。

16.参见Timberlake（1993）。有关恐慌的起源，参见Rousseau（2002）和Wallis（2001）。

17.参见Egnal（2001）。

18.参见Richardson（1903），第4卷：第43页。有关泰勒与关税的关系，参见Monroe（2003），第5章。

19.参见Richardson（1903），第4卷：第82页。

20.参见PJC，第16卷：第171页。

21.参见CG，1842年6月15日，第635页。

22.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9页、第3页。

23.参见Polk（1969），第7卷：第264页。

24.参见Richardson（1903），第4卷：第378—379页。

25.参见Polk（1910），第2卷：第28页。

26.同上，第44页。Sellers（1966），第462页；Shenton（1961），第74页。

27.参见Richardson（1903），第4卷：第405—406页。

28.参见S.Doc.No.2-29，第8页（1845）。

29.参见PHC，第10卷：第286页。

30.参见S.Doc.No.20-29，第11页（1845）。

31.参见James and Lake（1989）。

32.参见Richardson（1903），第5卷：第18页。

33.参见CG，1846年7月21日，第1124页。

34.参见Taylor（1951），第451页。

35.参见Lebergott（1966），表1。

36.1859年的计算结果参见Irwin（2010）。1830年的进口约为GDP的7％，平均进口关税率约为60％，导致的无谓损失约为GDP的1.3％。这一测算忽略了不同产品的关税率区别，而这种区别通常会导致无谓损失增加一倍或更多。因此，对无谓损失很粗略的估算是约为1830年GDP的2.5％。

37.参见Irwin（2003c）。

38.参见Gallman（1960），表A-1。

39.参见Meyer（2003）。

40.早在1825年，即便赫卡齐亚·奈尔斯也承认美国的粗纺棉织品不需要进口保护。Taussig（1931，第136页）和Ware（1931，第106页）都认为，至少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之前，美国的粗纺产品厂商不需要保护。

41.有研究发现（Irwin and Temin，2001），即使在1830年前，国内产量与进口价格之间也只有微弱的联系，符合国内和国外厂商分工生产不同产品的现实。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846年的《沃克关税法案》只会造成国内棉织品产量下降约7％，而取消1820年本来就较低的关税，只会造成国内产量下降约9％。

42.参见Davis and Irwin（2008）；Warren（1973），第11页、第13页。

43.参见Pincus（1977），第32页。

44.参见Engerman（1971）和Davis and Irwin（2008）。

45.参见Richardson（1903），第4卷：第285页。

46.例如，参议院在1844年拒绝与德意志关税同盟（German Zollverein）达成互惠协定。类似的，路易斯安那在1855年阻止了与夏威夷达成互惠协定，因为担心食糖进口。参议院还在1859年阻止了与墨西哥的贸易协定。一个例外是在1855年同加拿大的有限互惠协定谈判，根据该协定，两国对大多数原材料双边贸易给予免税待遇。美国和加拿大还同意分享纽芬兰岛外围的大西洋渔场，并允许美国在圣劳伦斯河通航。参议院批准了该协定。两国贸易很快增长至原来的3倍，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美国于1866年废除了该协定。参见Officer and Smith（1968，1971）。

47.参见Richardson（1903），第4卷：第338页。

48.参见Calomiris and Schweikert（1991）。

49.参见Richardson（1903），第4卷：第458页。

50.同上，第521页。

51.参见Pitkin（1940）；Flaherty（2001），第108页。

52.参见Luthin（1944），第626页。

53.参见CG，1860年5月10日，第2053页。

54.参见Magness（2009）和Hofstadter（1938）。

55.参见Flaherty（2001），第111页。

56.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33页。

57.参见WAL，第3卷：第487页。

58.参见WAL，第4卷：第252页。如James Blaine（1884，第198—199页）解释的：“提名林肯先生的大会召开时，反对自由贸易的情绪正在滋长，并在许多州已经根深蒂固。参与那次大会的大多数人继承了辉格党的政治信念，是克莱先生的保护主义信条的资深信徒。但也有强势的少数派来自民主党的激进派别，他们在反对奴隶制上加入了共和党，却在金融和工业议题上保留原先的主张……因此大会避免了采用‘保护’一词，并发表了较为温和的宣言。”

59.尽管南方已决定脱离联邦，莫里尔依然担心关税的政治后果：“我们的关税法案在此时实施是不幸的，将成为所有问题的替罪羊。事实上，如果我们强行取消过去的法律，南方邦联可以实施较低的关税，并且会带来同样的麻烦。”（Sherman，1895，第1卷：第183页）

60.参见Magness（2009），第325页、第315页。

61.参见Lee（1957），第299页。

62.参见Luthin（1944），第625页。

63.参见WAL，第4卷：第211页。

64.参见Huston（2003），第27页；Gunderson（1974）。

65.该估计来自Goldin and Lewis（1975）。Goldin（1973）指出，作为战争的替代选项，把奴隶从主人手中赎买出来，其成本可能同样高昂。她估计为奴隶购买人身自由的总成本约为27亿美元，即使分摊到25年的期限，也会使联邦政府支出达到原来的3倍。

66.参见CG，1862年3月12日，第1196页。

67.参见CG，1862年7月1日，第3053页。

68.参见CG，1864年6月2日，第2672页。

69.人们通常以为林肯有过这样的言论：美国在进口中得到产品，却失去了金钱，而通过保护，既能得到产品，也不会失去金钱。但陶西格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林肯说过那样的话（Taussig，1920，第34—48页）。

70.参见McGuire and Van Cott（2002），第429页。

71.参见Bensel（1990），第175页。

72.参见Carlander and Majewski（2003）。

73.参见Burdekin and Langdana（1993），表2。

74.参见Davis and Engerman（2006），第144页。虽然利物浦的棉花价格从1860年的每磅6便士飞涨到1864年的27便士，英国政府却没有给邦联政府提供多少支持。

75.参见Lebergott（1983），第69页。

76.参见Lebergott（1983），第67页；Burdekin and Langdana（1993）。

77.Lebergott（1983，第70页）指出：“鉴于南方人不愿意缴纳税收，种植园主不愿意限制自己的棉花销量来支持邦联的债券销售，邦联只剩下利用通货膨胀征收财富的唯一财政政策。”

78.参见Lebergott（1981），第883页；Hetherington and Kower（2009）。此外，封锁措施造成贸易成本增加，影响了邦联的进口构成，这对南方的战争是不利的。商人得到的激励是进口高价值的奢侈品（如咖啡和茶叶），而非笨重却意义重大的军事物资。参见Lebergott（1981），第873页；Ekelund and Thornton（1992）。有关北方实施封锁的一般介绍，参见Surdam（2001）、Davis and Engerman（2006）。

79.参见Easterlin（1961），第86页；Sellers（1927）。

第五章　关税改革的滑铁卢，1865—1890年

1.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Y-493。

2.参见McGuire（1990）。

3.参见CG，1866年6月29日，第3499页。

4.同上。

5.同上，第3500页。

6.同上，第3719页。

7.参见Joyner（1939），第44页。

8.参见H.R.Exec.Doc.No.12-39（1869年12月）。

9.参见Ferleger（1942），第178页。

10.或许是之前相关利益集团对《莫里尔关税法案》的强大游说活动改变了韦尔斯的观点。Meardon（2007）研究了使韦尔斯的想法发生转变的部分原因。

11.参见H.R.Rep.No.72-41，第33页、第63页、第65页（1869）。

12.参见CG，1869年1月19日，第452页。

13.参见Tarbell（1912），第67页。

14.参见CG，1870年4月1日，第270—271页。

15.参见Richardson（1903），第7卷：第107页。

16.参见CG，1872年3月28日，第2017—2018页。

17.参见Morgan（1969），第167页。

18.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42页。

19.参见Richardson（1903），第7卷：第293页。

20.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54页、第50页。

21.参见Morgan（1969），第167页。

22.同上，第116页。

23.参见Harper’s Weekly，1880年11月13日，第731页。

24.参见Richardson（1903），第8卷：第49页。

25.参见Tariff Commission（1882），第1页。

26.参见Taussig（1931），第249页。

27.参见Richardson（1903），第8卷：第134—136页。

28.参见Stanwood（1903，第2卷：第207—218页）描述了这一场景，此外，请参见Hendrickson and Roberts（2016）。

29.参见CR，1890年5月9日，第4431页。

30.请参见Bensel（2000），第495页。

31.引自Tedesco（1985），第127页。

32.参见Kennon and Rogers（1989），第187页。

33.参见Thompson（1985）。

34.参见Hoogenboom（1995），第493—495页。

35.参见Richardson（1997），第105页。

36.参见CR，1882年5月3日，第3577页。

37.参见Wright（1910）。

38.由于在此期间，中西部地区很乐于用自己的投票权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所以Smith（1954，第165页）强调：“除了1830年至1860年这段时期，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区以外的农民对自由贸易政策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39.参见Morgan（2003），第168页。另请参见Calhoun（1996），第300—301页，以及Richardson（1997）。

40.参见Leiter（1961）。

41.参见Skocpol（1993）和Holcombe（1999）。

42.参见Bensel（1984），第70页。

43.参见Thompson（1985），第187页。

44.参见Morgan（1969.），第170页。

45.参见CR，1888年4月17日，第3058页。

46.参见CR，1872年5月9日，第3234页。

47.参见CR，1888年5月17日，第4352页。一位共和党记者解释说：“我国过去的所有经历表明，国内竞争加剧往往会促使价格走低。调低关税会破坏国内生产和竞争，必然会导致物价像外国竞争对手要求的那样不断走高。”

48.参见CR，1870年3月25日，附录209。

49.参见Palen（2013），第217页。

50.奇怪的是，亨利·克莱支持大批外来移民进入美国。他认为这可以增加就业的多样性，从而提高劳动力的工资。请参见Morrison（1986，2011）。

51.尽管贾斯汀·莫里尔很欣赏亨利·克莱的政策结论，但他委婉地承认克莱并不受欢迎，因为他的论证方式过于“分散”（Huston，1983，第51页）。

52.参见Mill（［1848］1909），第922页；JSM，第17卷：第1589页。

53.参见Morrison（1986），第2页。

54.请参见Terrill（1969）了解关于韦尔斯的情况。众所周知Henry George倡导征收土地税，他在Protection or Free Trade（1886）一书中攻击了贸易限制措施，而耶鲁教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William Graham Sumner撰写了Protectionism：The-ism Which Teaches that Waste Makes Wealth（1885）。威廉姆斯学院的Arthur L.Perry积极参与了美国自由贸易联盟的活动，甚至就关税政策舌战Horace Greeley。

55.参见CR，1870年4月1日，第268页。

56.参见CR，1877年1月10日，第555页。

57.参见CR，1894年2月1日，第1781页。

58.请参见Corden（1971）和Anderson（1998）。Hawke（1975）计算了19世纪美国各个产业的实际保护税率。

59.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认为美国的价格水平高于英国。1910年，美元兑英镑的名义汇率为4.86，但Williamson（1995）的计算表明，购买力平价汇率要高出30％，即6.35英镑。这表明英美之间存在着贸易障碍，而且美国的非贸易品价格较高。同样Ward and Devereux（2003，第832页）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末，尽管英美两国收入水平接近，但美国的服务价格（如住房、国内服务和交通等的价格）比英国高出约25％。

60.参见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9）。

61.特定要素模型是Jones（1971）和Samuelson（1971）提出的。Ruffin and Jones（1977）分析了“新古典主义歧义”。

62.如Ward and Devereux（2003，第833页）所示，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消费者调查表明，食物在支出中的比重约为42％，烟酒在支出中的比重约为10％，住房在支出中的比重约为18％，衣物在支出中的比重约为20％，其他物品的支出比重约为10％。

63.参见Irwin（2010）。

64.然而，进口关税的征收成本高于国内税的征收成本。财政部称，在19世纪80年代，进口关税和国内税的操作成本（在已征税收中的比重）约为3％左右，不过到了1900年前后，国内税的征收成本下降到了1％左右（Lindert，2014，第487页）。

65.参见Irwin（2014）。

66.如果进口产品的供给完全有弹性，那么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预计下跌25％，其计算过程如下（其中τ为税率）：（1+τ1870）/（1+τ1869）-1，或（1.20/1.60）-1=-0.25。

67.Smith（1926，第119—120页）称：“经济史学家一致认为，在本章讨论的年代里，关税并不是促使羊毛业发展欣欣向荣的主要力量。”

68.参见McGuire（1990）。

69.参见James（1984），第193页。

70.参见H.R.Rep.No.792-48（1884）。

71.参见Porter and Johnson（1956），第65页。

72.同上，第72—73页。

73.Allan Nevins（1932，第280页）讲完这个故事后补充说：“克利夫兰或许是在表明，相对来说自己不那么了解关税，不过如果这样的话，他不会摆出这么情绪化的姿态。”

74.克利夫兰否决了成百上千份以资助老年人为唯一目标的私人养老金法案。“那些要求领取养老金的人持续不断地攻击国库时逐渐锻炼出来的智谋”让克利夫兰叹为观止，同样让他惊叹的是“那些已经享受退休金的人居然试图把眼痛列为痢疾造成的结果，以此为理由要求提高退休金”（Bensel，1984，第65页）。

75.参见Richardson（1903），第8卷：第341页。

76.同上，第509—510页。

77.同上，第581页。

78.同上，第584页。

79.同上，第588页。

80.同上，第590页。

81.同上，第590页。

82.请参见H.R.Rep.1496-50，第15页（1888）。

83.参见CR，1888年7月19日，第6519页。

84.参见CR，1888年6月7日，第4401/4403页，第4卷：3591页；第5卷：第4107页。

85.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78页。

86.同上，第80页。

87.参见Reitano（1994，第108页）称：“毫无疑问关税是1888年大选的核心问题。”此外，请参见Calhoun（2008）。

88.参见Baumgardner（1984）。

89.迄今为止，尚没有系统性的研究分析1888年大选的投票模式，但相关情况可参见Reitano（1994），第127—128页；Kleppner（1979），第361—362页。

90.参见Richardson（1903），第8卷：第774—776页。

91.McCarty、Poole and Rosenthal（2002）探讨了美国的地域扩张如何帮助国会的共和党人提升对关税保护的支持力度。

92.参见Richardson（1903），第9卷：第39页。

93.参见Morgan（2003），第109页。另外请参见Morgan（1960）。

94.引自Frieden（1997），第387页。

95.参见CR，1890年5月7日，第4253页。

96.参见CR，1890年5月8日，第4318页。

97.参见H.R.Rep.No.1466-51，第1—2页（1890）。

98.参见Stanwood（1903），第2卷：第268页。

99.参见H.R.Rep.No.1040-52，第2页（1890）。

100.Conybeare（1991）研究了《麦金莱关税法案》得到的政治支持来自何种经济基础。

101.参见Morgan（2003），第113页。

102.参见Josephson（1938），第454页。

103.参见Morgan（2003），第113—114页。

104.参见Rogers（2007）、Palen（2010）以及Palen（2016）。

105.幼稚产业论往往主张“干中学”，即初始生产成本会随着生产者不断累积经验迅速下降。如果生产经验是决定企业（或产业）成本的重要因素，那么暂时提供贸易保护可以使它们有机会降低成本，从而有效地与成熟的外国企业（产业）展开竞争。Sutthiphisal（2006）发现，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制鞋、纺织和电气设备这三个产业在19世纪末的发展遵循了“干中学”的过程。

106.Irwin（1996b）指出，幼稚产业保护论在学术界的历史由来已久，得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权威学者的认可。Baldwin（1969）认为进口关税没有提供合理的激励措施帮助幼稚产业发展壮大。

107.James Swank是美国钢铁协会中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但就连他也不认为钢铁产业属于新兴产业，需要从幼稚产业的角度出发给予保护。请参见Tedesco（1985），第191页。

108.请参见Berglund and Wright（1929），第195页；Hogan（1971），第357页。Taussig（1915，第151页）认为：“毫无疑问，无论是否开征关税，（钢铁产业）最终都会实现同样的高速增长，只是这一切不会来得这么快，规模也不会这么大。”

109.1901年一位英国主管生铁的官员访问美国后发布了一篇报告，认为国际间技术转移势在必行。该报告强调说：“如今美国炼铁业的大量行业带头人正在英国接受培训，以习得它的知识和经验。”此外请参见Hyde（1991）。

110.参见Irwin（2000b）。

111.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用有效保护率的基本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并假设钢和铁占到马口铁生产成本的2/3，钢和铁的关税为40％，那么马口铁的名义关税为25％，意味着有效保护率为-56％！

112.请参见Berthhoff（1953，第69页）。

第六章　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主义，1890—1912年

1.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03），第549页；League of Nations（1945），第13页。

2.人们普遍采用的Maddison（1995）的数据认为，美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纪之交超过了英国，不过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这个结论。Ward and Devereux（2003，2005）认为美国的人均收入一直高于英国，这与Lindert and Williamson（2016）研究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美国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关于1910年的情况，请参见Woltjer（2015）。

3.参见CR，1890年5月7日，第4255页。

4.“在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辩论中，其他可供选择的贸易政策对增长率的影响很可能是一个有定量意义的重要问题，”Harry Johnson（1960，第339—340页）曾经写道，“如果在任何时间点，贸易保护成本在国民收入水平中的占比都很小，而且实际情况恰好符合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观点，即贸易保护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那么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幅度不一定需要显著地提升国民收入来抵消贸易保护在短短几年里造成的国民收入下降。”请参见Bairoch（1993），第52—53页；O’Rourke（2000）。他们强调了这一时期关税与经济之间的正关系。本书这一章的内容参考了Irwin（2001）。

5.不幸的是，试图解释19世纪末各个产业之间关税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Baack and Ray（1983）发现各产业的关税税率与生产中的劳动技能密集程度或资本劳动比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

6.参见Haines（2000），第153页。

7.Hatton and Williamson（1998）发现，流入美国的移民周期性很强，而且移民情况取决于两个大洲之间的工资差距和商业周期的变化。这些移民周期与关税运动没有关联。譬如，1846年《沃克关税法案》下调保护性关税后大批移民流入美国。

8.请参见Davis and Gallman（1978）；Davis and Gallman（1994）o James（1984）发现，有间接证据表明政府的财政结余多半用于降低政府的内战债务。这些结余通过降低利率推动了国内投资（例如，财政结余挤入了私人投资领域）。

9.参见Jaremski（2014）。

10.De Long（1998，第369页）强调：“关税提高了众多投资品的价格，从英国的机床和蒸汽机到钢轨再到精密仪器，都是如此。”国内外资本品价格走高，压低了资本积累率。“关税对投资的破坏作用对19世纪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De Long（1998，第370页）总结说，“从长远来看，实际投资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下降2％～4％会使资本产出比下降10％～20％，生产率和实际工资会减少5％或更多。”

11.Kravis（1972），第403页。19世纪末见证了大企业的崛起，但它们尚未发展成有能力开展大规模外国投资的大型跨国企业。Wilkins（1989）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国投资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另请参见Lipsey（2000）。

12.请参见Lewis（1979）、Dennis and Iscan（2009）和Alvarez-Cuadrado and Poschke（2011）。

13.参见Weiss（1993）。

14.Cochran（1961）及其他研究表明，内战没有大力推动制造业的发展。

15.数据来源于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P-5，P-10，U-223-224。

16.North（1960b，第199页）指出：“在这一时期，国际经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不如之前那么显著。”如果进口替代对19世纪末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美国的增长不属于“出口拉动型”增长（Kravis，1972）。

17.Taussig（1915，第29页）指出：“美国经济史普遍表明，保护性关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扶持夕阳产业，也没有阻碍变革，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它们是否经常按照（幼稚）产业保护论预期的方式和力度，刺激了（幼稚）产业的发展。”

18.Chandler（1959，第31页）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起，一直到20世纪之交，美国经济的重大创新就是在不少产业中诞生了大公司。”这种创新“是对全国市场以及日益城市化的市场做出的回应，而这些市场是由全国铁路网的拓展造就的，铁路网是1855年至1880年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19.参见Hirschman and Mogford（2009）。

20.Hyde（1991，第67页）认为：“贝西默炼钢法转让给美国10年后，美国的贝西默炼钢厂无论在产量还是生产率上都遥遥领先于英国。”

21.参见LTR，第1卷：第104页。Stanwood（1903，第2卷：第294页）认为，“看起来这个结果代表着全国选民坚决反对保护体系，在某种实际意义上，也的确如此。”有些观点认为，高关税保护的是占据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和托拉斯，这使《麦金莱关税法案》愈发不得人心。在Taussig（1931，第317页）看来：“虽然对托拉斯和垄断企业的保护只是个案，而不是保护性关税的正常工作机制，但对托拉斯和垄断企业的强烈抗议或许是促使公众声讨《麦金莱关税法案》最有力的原因。”

22.Cannon认为，对关税进行任何调整（无论是上调关税还是下调关税）会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从而损害经济发展。相关分析请参见Clarke、Jenkins and Lowande（2016）。

23.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93页。

24.同上，第87页。

25.参见Richardson（1903），第9卷：第392页。

26.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认为，导致黄金储备流失的原因在于人们害怕白银利益集团强迫美国放弃金本位。一直到1896年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这种担忧才烟消云散，黄金流回美国，经济逐渐复苏。关于这一时期经济衰退的具体情况，请参见Steeples and Whitten（1998）。

27.请参见Miron and Romer（1990）以及Romer（1986）。

28.参见Richardson（1903），第9卷：第458—460页。

29.Kennon and Rogers（1989，第237页）指出：“公众听证会不过是个形式，真正的工作是在紧闭的大门后完成的。《威尔逊关税法案》就像1888年的《米尔斯关税法案》一样，是盏‘暗灯’。正式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委员会就搬到迷宫般复杂的国会大厦地下室里几乎无人能接近的人口普查会议室。委员会与财政部的官员和商人在这里召开会议，其中部分人要求委员会隐去他们的姓名，才会参会。委员会就在这个地下室里继续起草法案。”

30.先前克利夫兰曾经敦促民主党代表制造商再次就原材料免税问题发出呼吁：“世界应该对我国的独创性和企业打开大门，但是联邦立法开征高关税，使美国制造商无法像竞争对手那样获得廉价原材料时，这扇大门就无法打开了。很显然这项政策提高了我国制成品的价格，不仅将美国产品的市场局限在本国境内，直接将我国制造商置于不利的境地，而且提高了我国民众购买这些产品的成本。”（Richardson，1903，第9卷：第459页）。

31.参见Joseph（2004）。另请参见Mehrotra（2004）。

32.参见CR，1894年2月1日，第1781页。

33.同上，第1792页。

34.同上，附录，第205页。

35.参见Summers（1953），第186页。

36.参见Stanwood（1903），第2卷：第341页。

37.参见Morgan（1969），第474页。

38.参见CR，1894年7月23日，第7082页。

39.参见CR，1894年8月28日，附录，第1535页。

40.参见Ratner（1942），第184—192页；Joseph（2004）。

41.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98页。

42.同上，第107页。

43.参见Rove（2015）。

44.参见Richardson（1903），第10卷：第13页。

45.参见Morgan（1965），第227页。

46.参见Morgan（2003），第212页。

47.参见Kennon and Rogers（1989），第242页。

48.参见Palen（2013）。

49.参见CR，1898年6月14日，第5903页。

50.参见LaCroix and Grandy（1997）。

51.请参见Pérez（2003），第74页。

52.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在自己的著作《美国外交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中称，美国在努力以经济扩张为基础打造一个非正式的帝国，这有时被称作“门户开放”政策。然而，Herring（2008，第334页）指出，“最初的‘门户开放’照会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它的成果远远没有达到它赋予的目标……照会对中国或美国没有产生什么立竿见影的影响”，看起来只是重申了美国对非歧视待遇的兴趣。另请参见Palen（2016）。

53.参见Lipsey（2000）；Lipsey（1963），第144页。

54.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U 213-18；Lipsey（1963），第144页。

55.参见Lewis（1957），第579页；League of Nations（1945），第13页；Eysenbach（1976），第6页。

56.参见Lipsey（1963，第59页）观察到制成品出口的构成“自1879年开始就沿着相当稳定的方向不停变化——美国出口从动物制品或未加工蔬菜转向未加工矿产”。Wright（1990）研究了1879年至1940年间美国制成品贸易的要素含量，发现美国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方面普遍处于净出口的状态。

57.参见Warren（1973），第116页。

58.美国钢铁业的国际竞争力情况请参见Allen（1979）、Allen（1981）以及Irwin（2003a）。

59.参见Wolman（1992），第82页；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04），第218页，第522页。

60.参见Findlay and Jones（2001）。

61.参见Wolman（1992），第ⅹⅶ页。

62.参见Kenkel（1983），第44页。

63.参见Terrill（1973），第168页。

64.参见Healey（2001），第165—166页。

65.参见CR，1890年6月19日，第6256—6259页。

66.参见CR，1890年5月9日，第4397页。

67.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87页。共和党在竞选政纲中为这一条款辩解：“我们要指出共和党的互惠政策卓有成效。在这项政策下，我国出口贸易大幅提升，我国农民和工人生产的产品不断进入新的市场，或者进一步拓宽现有市场。我们要提醒人民注意，民主党激烈地反对这项实用的贸易政策，而且我们要宣称，共和党政府执行现行法律最终将使我们统领全球贸易。”（同上，第93页）

68.参见FRUS（1899），第130页。

69.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107页。

70.参见Morgan（1965），第226页。

71.Kasson的相关情况请参见Younger（1955）。

72.参见US Tariff Commission（1919）。

73.参见Richardson（1903），第10卷：第210页。

74.同上，第240页。

75.参见Younger（1955），第378—379页。

76.参见Richardson（1903），第10卷：第394—396页。

77.譬如，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案》废止原糖关税当天，其国内价格的下跌幅度就超过了20％。1894年和1897年上调糖税后，原糖价格立即上涨。请参见La Croix and Grandy（1997）、Irwin（2015）。

78.参见Tarbell（1912），第266页、第261页。

79.参见Stapleford（2009）。

80.参见Wolman（1992），第ⅹⅶ页；Lamoreaux（1985）。

81.参见CR，1888年4月24日，第3305页。

82.参见CR，1902年12月2日，第8页。

83.Havemayer称：“同一行业里的大型利益集团相互合并，带来的经济进步强烈地刺激了它们（如托拉斯）的形成，不过这与关税保护赋予它们的优势相比无足轻重。”（Literary Digest，1899年6月24日，第720页）

84.Taussig（1931，第310页）指出，“人们不需要特别熟悉经济史，也不需要特别精湛的推理技巧，就可以发现造成企业兼并这一趋势的原因比保护性关税法案深刻得多，并且它们引发的问题比关税争议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社会意义也更加重大。”

85.Bittlingmayer（1985）称政府推行反托拉斯法引发了企业兼并潮。Chandler（1977，第375页）强调：“如果没有《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和（19世纪90年代）的这些司法解释，很多小型家族企业组成的卡特尔原本可以像欧洲的那样，拥有和运营着功能单一的企业，顺利地迎来20世纪。”

86.Chandler（1977）将企业规模的扩张归因于技术变革以及铁路网和电话网扩展带来的交通成本和信息成本的不断下降。它们使公司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并且将美国改造成全国一体化的市场，这个市场主要由大型企业为它提供服务。

87.参见Gould（1978），第65页。

88.参见Williamson（1995）。

89.参见Irwin（2002）。

90.这个观点的相关佐证请参见Liu and Meissner（2015）。

91.显然西奥多·罗斯福从哈佛大学毕业时热情地拥护自由贸易，刚刚开始职业生涯时也非常赞同自由贸易的观点。1883年他在纽约自由贸易俱乐部（Free Trade Club）发表演讲时表示，自己支持“沿着以获得财政收入为唯一目的方向开征关税，逐步对进口关税进行累进式调整”。他补充说：“公众中无疑存在着反对我党教义的观点，但这不应该使我党内部滋生胆怯情绪，而是鼓励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更加持之以恒地推动他们向往的改革。”他甚至预言自由贸易原则全面取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NYT，1883年5月29日，第5版）。不过他很快就为了在共和党内部向上擢升而否定了这些观点。详情请参见Baker（1941）。与此同时，他（1924，第16卷：第338页）撰文称，关税的问题在于“它牺牲了普通民众的福祉，由此产生的溢价满足了特定个人和特定产业或地区的私利。我们推进低关税政策的最有力理由是，它消除了这些贪婪且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

92.参见LTR，第1卷：第408页。

93.同上，第312—313页。在另一个时候，他写道：“问题只在于削减部分关税获得的益处是否足以抵消调整关税造成的麻烦。我本人认为当前的关税体系没有伤害到任何重要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我认为削减关税在实际层面既不会带来任何特别的益处，也不会造成特殊的伤害。”（同上，第471—472页）

94.参见LTR，第4卷：第1100页。

95.参见Richardson（1903），第10卷：第428页。

96.西奥多·罗斯福怯生生地与古巴接触，并提出磋商互惠协定。国务院在这份协定中主动提出减免对古巴的糖税和烟草税。但美国甜菜、甘蔗和烟草生产商支持的共和党人坚决反对这份协定，最终迫使西奥多·罗斯福打了退堂鼓：“除非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否则我不希望自己的政党在关税问题上出现巨大分歧。”（Gould，1978，第35页）

97.参见LTR，第3卷：第580页。

98.参见LTR，第4卷：第1039—1040页。

99.同上，第1056页。

100.同上，第1052—1053页。

101.同上，第1028页。

102.参见Goodwin（2013），第309页。

103.参见LTR，第4卷：第1062—1063页。

104.参见LTR，第5卷：第367页。1907年短暂的金融恐慌使任何推行改革的可能性都向后顺延。西奥多·罗斯福坚称：“我国致力于采纳保护体系，任何妄图推翻它的努力都只会引发广泛的产业灾难。换言之，理智的人不会颠覆当前关税法案秉承的原则。”（Richardson，1903，第14卷：第7083页）

105.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158页。

106.参见Solvick（1963），第425—426页。

107.参见Anderson（1981），第169—170页。

108.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146页。

109.参见CR，1909年3月4日，第3页。

110.参见H.R.Rep.No.1-61，第2页（1909）。

111.虽然这部法案为菲律宾出口至美国的食糖和烟草设置了限额，但也赋予了菲律宾与美国开展自由贸易的待遇。

112.参见CR，1909年3月22日，第139页。

113.参见H.R.Rep.No.1-61，第3页（1909）。

114.参见Goodwin（2013），第592页。

115.参见CR，1909年5月4日，第1716页；CR，1909年5月5日，第1742页。

116.参见Harrison（2004），第178页。

117.参见Goodwin（2013），第593页。

118.Sarasohn（1989，第64页）强调：“无论民主党在削减关税的努力中表现得多么分裂，表现出多少不确定性，共和党造反派的着眼点似乎都与他们完全不同。所有造反派在公开场合就关税发表演讲时，都会先重申自己对保护体系的信念。”

119.同上。

120.参见CR，1909年5月5日，第1744页。

121.参见Goodwin（2013），第593页。

122.纽约州共和党议员Chauncey Depew称倡导开征所得税的运动是“对保护体系最直接的攻击”。他表示除非在战争时期，否则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开征所得税。Aldrich（CR，1909年4月19日，第1379页）对支持削减关税的人评论说：“或许你们是为了降低政府收入而建议开征所得税，由此迈出了毁灭贸易保护体系的第一步。”

123.参见CR，1909年6月16日，第3344页。

124.请参见Solvick（1963）和Barfield（1970）了解塔夫脱发挥的作用。

125.参见Goodwin（2013），第593页。

126.参见Anderson（1981），第174页。

127.关税委员会是行政部门的顾问机构，而不是国会的下属部门。它也可以就其他关税问题提供建议。其主席为耶鲁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Henry C.Emery

128.参见WHT，第3卷：第177页。另请参见Lake（1988），第144页。

129.参见CR，1911年4月4日，第7页。

130.参见Anderson（1981），第178页。

131.参见Kenkel（1983），第81页。

132.请参见Percy、Norrie and Johnston（1982）以及Beaulieu and Emery（2001）。

第七章　政策逆转和偏移，1912—1928年

1.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184—185页。

2.同上，第184—185页，第168—169页。

3.请参见Burdick（1968）。威尔逊在委员会发言时称高关税催生了垄断，损害了国内福祉，而且将破坏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委员会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称这个委员会是“饱受嘲讽而且能力低下的机构”（PWW，第2卷：第140—143页、第285—286页）。

4.参见Wilson（1909），第554页。

5.Barfield（1970，第308—309页）强调：“到了1909年，在1896年大选中贯穿始终的强烈命运感早已烟消云散，民主党似乎把精力都投入到不太重要的目标上，如争权夺位、互投赞成票换取政治利益，寻找可以羞辱共和党的事情。”

6.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168页。

7.同上，第180—181页。

8.参见PWW，第27卷：第150页。

9.Underwood（1928，第217页）是强烈支持削减关税的南方派。他相信“保护关税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制造商的利润，而不是维持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或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10.参见Link（1956），第37—38页。

11.在历史上，对原毛征收高关税意味着羊毛生产商需要国家设置更高的补偿性税率抵消原材料成本高企对它们造成的影响。从本质上说，对原毛开征关税提高了门槛，就无法再下调羊毛制品的关税。为了终结这种关税不断升级的做法，威尔逊坚决要求将羊毛加入免税清单。筹款委员会迫于总统的压力同意了这个建议。羊毛制品生产商也支持这一举动，因此威尔逊成功地使羊毛生产供应商和羊毛制品生产商分道扬镳。Willis（1914，第15页）指出：“证人的证词表明，制造商在很多情况下都渴望确保进口的原材料免交关税。他们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否要敦促政府取消羊毛税，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么做会打破自己与羊毛生产商之间由来已久的‘邪恶联盟’，从而失去后者的支持以及来自绵羊养殖州的参议员的投票。然而，一旦事态清晰地表明无论进行多少暗中操纵都不足以‘维系联盟’，那就可以安心地对羊毛和羊毛制品的税则进行实实在在的修正。制造商会迫切地要求削减羊毛税，使自己长期以来的愿望梦想成真。”

12.参见PWW，第23卷：第270—271页。

13.参见H.R.Rep.No.5-63，第ⅱ-ⅲ页、第ⅶ页（1913）。

14.同上，参见第iv页。

15.参见CR，1913年5月6日，第1247页。

16.参见Link（1956），第187页。

17.参见Burdick（1968）。Link（1956，第190页）强调：“委员会发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违法行为……而且没有证据显示是因为大利益集团游说国会才引发了20年前的高关税之争。”详情请参见Maintenance of a Lobby to Influence Legislation：Hearings Before 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第63届国会（1913）4卷本。

18.请参见Holt（1967）。尽管造反派曾经攻击《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的关税水平过高，但现在他们转而攻击民主党削减关税的举动。共和党进步派坚称他们更关心的是“关税平等”，而非“削减关税”。对他们来说，关税平等意味着重新打造关税平衡，下调工业品的关税，同时上调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关税。共和党进步派认为民主党全面削减关税的方法鲁莽而不顾后果，而且猛烈抨击了削减农产品关税的举动，特别是肉和粮食。

19.参见Link（1956），第194页。

20.参见Saunders（1999），第230页。

21.参见Joseph（2004）。收入所得税蕴含的政治经济学请参见Baack and Ray（1985）、Anderson and Tollison（1993）、Holcombe and Lacombe（1998）以及Mehrotra（2004）。

22.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Y-352-53。

23.国会于1913年12月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将它作为美国的新央行，不过美国仍然坚持金本位。

24.参见Miron and Romer（1990）。

25.参见Brownlee（1982）。

26.麦卡杜报告称：“共和党领袖最渴望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利用关税大做文章。1915年春天，他们坚持不懈地攻击民主党制定的关税法案，称当时美国处于商业萧条完全是由该法案以及民主党的无能造成的，而事实上，造成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欧洲战争。（1915年秋天）经济繁荣开始回归时，他们改变了进攻路线，称战争结束之日就是经济繁荣消散之时，即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制造商将开始感受到《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案》造成的致命影响，因为它允许欧洲国家以任何价格将数量可观的制成品‘倾销’到美国市场。本国制造商即使不会被这场竞争彻底毁灭，也会受到严重伤害。”（PWW，第35卷：第475页）。

27.参见Schnietz（1998）。

28.参见PWW，第35卷：第477页。

29.1913年参议院审议关税法草案时曾提出一项修正案，建议成立两党关税委员会，但未能通过审议。参议院对它的投票结果是32票对37票，其中共和党支持成立该委员会，而民主党表示反对。

30.参见Link（1956），第342页。

31.请参见Taussig（1916）。该备忘录重印于Taussig（1920），第180—193页。

32.休斯顿曾三次向威尔逊力荐成立关税委员会，直至总统的态度最终软化。他（Houston，1926，第196—197页）回忆道：“当时我对他说，我没有蠢到认为关税或任何一种形式的税收可以脱离政治的影响。”但休斯顿认为：“为总统、国会、特别是公众收集可靠的数据，为他们提供信息必定会大有裨益。”

33.参见PWW，第35卷：第312—316页。

34.参见PWW，第36卷：第12—13页。

35.参见PWW，第35卷：第510—552页、第526—527页。Schnietz（1998，第25页）强调威尔逊发给筹款委员会的法案草稿与陶西格给休斯顿和麦卡杜准备的草案非常相似。唯一的差别在于威尔逊提供的草案赋予了关税委员会调查倾销的权力。

36.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205页、第195页。

37.Fordham（2007）认为，德国威胁到美国的战时出口繁荣，这或许促使美国最终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38.参见League of Nations（1945），第13页。

39.参见PWW，第45卷：第537页。

40.威尔逊解释：“我当然不是建议限制各国自由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权力，但各国为了本国经济建设征收必要的关税时，无论这些关税是高是低，都应该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换言之，不应该针对部分国家采取歧视政策。”（PWW，第51卷：第476页）

41.同上。

42.参见Diamond（1943），第183页。《国际联盟盟约》的初始草案没有包括任何关于贸易条件平等的条款，但后来美国开始起草相关条款，建议限制各国在贸易政策中推出新的特惠措施和歧视措施（其中包括涉及殖民地贸易的措施），并且在国际联盟的支持下创办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Temperley（1921，第5卷：第68页）发现，尽管美国已经初步提出这些措施，但“没有证据表明巴黎和会曾认真敦促各国采纳美国的建议，甚至没有认真讨论过它们”。

43.Temperley（1921，第5卷：第69—71页）解释了为何没有对贸易政策采取行动。他认为这反映出战后各国更关心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贸易问题。

44.共和党国会削减了关税委员会的资金，以免它的研究可能会导致人们质疑关税保护的原则。1919年陶西格辞去委员会主席一职后，这个职位空缺了两年，直至共和党总统沃伦·哈定任命人尽皆知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前国内市场俱乐部（Home Market Club）总裁Thomas 0.Marvin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45.参见PWW，第59卷：第294页。

46.参见PWW，第64卷：第108—109页。

47.另外一项对贸易产生影响的政策是1920年1月生效的《禁酒令》。美国宪法的第十八项修正案禁止制造、销售和运输含酒精饮料，非法交易由此出现。英国制酒商开始把威士忌等其他含酒精饮料运到巴哈马群岛，再偷运进美国。巴哈马的酒类进口从1918年的27000加仑直线上升至1921年的567940加仑，使这个岛国在两年内就还清了公共债务，还疏浚了拿骚港，兴建其他市政工程（Spinelli，1989，第3页）。美英签订禁酒条约后限制了这些非法贸易，加拿大随之成为酒类走私的主要大本营，直至1933年《禁酒令》被废除。

48.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216页、第235页。

49.参见Meltzer（2003），第91页。

50.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意见不一。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官方数据，实际GNP（国民生产总值）在1919年至1921年间下滑了14％，而Romer（1988）对官方数据进行修正后再计算得出的结果表明，在这两年里，实际GNP只下降了3％。如果以工业生产来判断，那么这场经济衰退无论是下滑还是复苏都来势汹汹但时间短暂。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显示，商业周期的峰值出现在1920年1月，谷底出现在1921年7月。

51.参见H.R.Rep.No.1139-66（1920）。

52.参见CR，1921年3月3日，第4498—4499页。

53.参见Kennon and Rogers（1989），第262页。

54.参见CR，1921年3月4日，第7页。

55.参见CR，1921年3月12日，第170页。

56.“事实上，法案通过后物价并没有上涨，”US Tariff Commission（1922，第1—2页）总结说，“《紧急关税法案》颁布后，部分产品的进口增长，而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

57.参见Goldin（1994）。

58.参见Kenkel（1983），第152页。

59.参见H.R.Rep.No.248-267（1921）。

60.同上，No.44和No.49。

61.参见CR，1921年9月21日，第13105页；CR，1922年9月13日，第12508页。(www.daowen.com)

62.参见CR，1921年7月14日，第3835页、第3840页。

63.参见Hoff（1971），第76页。

64.参见CR，1921年12月6日，第37页。

65.参见CR，1922年4月20日，第5673—5674页。

66.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议员弗兰克·凯洛格（Frank Kellogg）抱怨很多来自农村的共和党人或许会因为关税问题落选。福德尼声色俱厉地说：“我宁可看到参议院没有你这个议员，也不希望美国实业受损。”（Murray，1969，第277页）

67.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在1922年2月28日的日记中着重记录说：“我们今天从关税法案里删掉了一些最棘手的段落，涉及折叠小刀、剪刀和大剪刀、纽扣、钩子和剃刀等。我们确定的税率太高，总统已经不需要再提高关税了。”（Smoot，1997，第495—496页）

68.参见Dollar（1973）。

69.参见Culbertson（1937），第209页中再次提到这张便笺。另请参见Gersting（1932）。

70.请参见Snyder（1968）和Snyder（1980）了解卡伯特森的情况。

71.参见CR，1921年12月6日，第37页。

72.由于斯穆特是共和党老近卫军，所以这两位不过是“同床异梦”。卡伯特森强调说：“如果六个月前有人告诉我会体恤斯穆特参议员并与他通力协作……我一定会转过身大发牢骚。”（Leffler，1979，第46—47页）。

73.参见McClure（1924），第50—51页。

74.1928年，最高法院在“小汉普顿公司诉美国案”（J.W.Hampton，Jr.＆Co.v.the United States）中支持了弹性关税条款的合宪性。在这起案件中，一位进口商就过氧化钡被征收每磅6美分的关税提出抗辩，1924年柯立芝总统宣布在1922年关税法案的基础上将过氧化钡的关税提高2美分。最高法院裁决总统的关税调整权符合宪法，因为总统执行的是国会意愿。

75.无论“生产成本”调查的结果如何，许多国会议员都支持采取高关税。正如奥尔德里奇所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需要开征300％的关税才能拉平生产条件，使美国生产者拥有公平的竞争机遇，那么我会和赞同征收50％的关税一样，高高兴兴地投票支持开征300％的关税。”（CR，1909年5月17日，第2182页）

76.参见CR，1922年8月10日，第1192—1193页。

77.参见Kelley（1963），第18—19页。

78参见US Tariff Commission（1930），第24—25页。

79.参见Greenbaum（1971）。

80.引自科斯蒂根的辞职信，再版于CR，1928年3月15日，第4735页。

81.请参见Goodykoontz（1947）和Snyder（1968）。

82.参见CR，1928年5月29日，第10546—10552页。报告全文请见S.Rep.No.1325-70（1926）。

83.参见Kenkel（1983），第175页。请参见Taussig（1926）了解他对此的反应。

84.参见CR，1929年9月12日，第3549页。

85.参见H.R.Rep.No.79-67，第1—2页（1921）。

86.参见Baldwin（1998），第301页。

87.参见Viner（1924）。

88.威尔逊称美国应该有能力保护本国贸易免遭外国歧视，并且努力在全球贸易中建立起平等待遇机制。目前，“若其他国家制定不平等法规，使美国产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产品受到歧视，那么美国没有任何可以报复它们的武器，”威尔逊强调说，“虽然我们尽量避免对任何国家采取报复手段，但我们必须坦诚地面对一个事实，即其他国家完全有可能制定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法律，而且我们必须相应地立法来以牙还牙。”关税委员会的报告“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缺少必要的工具来确保本国获得平等公平的待遇，而且我们应该拥有这样的工具”（PWW，第59卷：第295—296页）。

89.参见CR，1922年4月24日，第5881页。

90.参见Culbertson（1937），第245页。

91.参见FRUS（1923），第1卷：第122页。

92.同上，第126—127页。

93.同上，第128—129页。

94.1923年8月，休斯给美国外交官发出一封机密通告，通知他们总统已经“授权国务卿与其他国家谈判通商条约时允许双方互相给予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同上，第1卷：第131页）。

95.“美国的有条件最惠国待遇政策给美国造成的歧视待遇相对较少，”Kelley（1963，第35页）强调，“所以如果美国关税仍然没有可谈判的余地，那么1923年引进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政策就不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96.参见CR，1923年12月6日，第97页。

97.参见CR，1924年12月23日，第54页。

98.参见CR，1926年12月7日，第29页。

99.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245页。

100.参见Benedict（1953），第168—172页。

101.参见Alston（1983）。

102.请参见Hansen（1991）。

103.参见Tontz（1958）。

104.“事实上美国农场局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和全国农庄（National Grange）等全国性农民组织没有直接攻击高关税原则，”Conner（1958，第37—38页）强调，“相反，这些团体采取的基本方法是确保农业关税向工业关税看齐……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在高关税结构的框架下形成自己的思想。他们的重点在于提高农产品关税，使其达到工业制成品的关税水平，而不是削减部分或全部税率。”

105.参见CR，1922年7月14日，第3835页、第3840页。

106.请参见Kelley（1940）和Benedict（1953）。

107.参见Benedict（1953），第216页。

108.共和党建制派“老近卫军”一直看不起农民。“是啊，农民从来没有赚过钱”，据说柯立芝总统这样评论农民的困境“我觉得我们对此做不了什么”（Sundquist，1983，第187页）。

109.参见CR，1928年5月23日，第9524—9527页。

110.参见Malin（1930），第114—115页。

111.参见NYT，1928年1月10日。

第八章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和大萧条，1928—1932年

1.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272页、第285页。

2.同上，第272页。

3.“在至少三代人的时间里，民主党的竞选政纲第一次没有明确攻击共和党的理论，即较高的保护关税是高工资和经济繁荣的最佳保障，”Craig（1992，第158—159）强调称，“民主党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秉承着‘获得税收是征收关税的唯一目的’这一原则，这是民主党有别于共和党的首要因素，而现在民主党却致力于采纳保护关税的原则”。

4.参见NYT，1928年11月4日，第132版。

5.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282页。

6.参见NYT，1928年11月4日，第132版。

7.参见PPP（1929），第75页。

8.参见CR，1929年4月15日，第25页。

9.参见PPP（1929），第79页。

10.参见H.R.Rep.No.7-71，第11页（1929）。

11参见CR，1929年5月9日，第1073—1074页。

12.参见H.R.Rep.No.7-71，第11页（1929）。

13.参见CR，5/28/1929，第2127页。

14.依据这份计划，农产品出口商会收到一份退税证明书，它的价值等于其出口商品的进口关税的一半。举例来说，如果小麦的关税是每蒲式耳42美分，那么他就会收到一份退税证明书，每出口一蒲式耳小麦获得21美分补贴。美国的小麦产量多半用于出口，所以即使关税没有真正保护小麦种植者免受进口的冲击，退税证明书对农民依然非常宝贵。它类似于现金，可以以接近面值的价钱卖给进口商以缴纳进口关税。

15.参见CR，1929年5月25日，第1951页。

16.参见CR，1929年5月13日，第1201页。

17.参见CR，1929年6月14日，第10762页。

18.参见NYT，1929年5月29日，第1页。

19.有些学者对《霍利关税法案》的众议院投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力求弄清楚这部法案背后的潜在政治和经济因素。请参见Eichengreen（1989）和Callahan、McDonald and O’Brien（1994）。

20.Merrill（1990，第288页）写道：“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论据和任何反省会略微动摇他对保护主义的信念或他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关税削减的行为。”Taussig（1930，第184页）认为，斯穆特“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最为偏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且对本地区及其产品（甜菜糖）有着莫大的兴趣。人们从不认为他是公平或无私的人，而且他也没有资格被看作是这样的人”。

21.参见CR，1922年9月19日，第12906页。

22.参见CR，1929年9月26日，第3971页。

23.参见CR，1929年9月12日，第3549页。

24.同上，第3542页。

25.参见CR，1929年11月6日，第5239页。

26.参见NYT，1929年11月1日，第1版。史学家因此批评胡佛对关税法漠不关心。Ritche（2007，第48页）称：“如果胡佛动用了大选赋予他的权力，在刚刚就任总统的头几个月里在立法方面发挥更多领导力，”原本可以避免后来在关税方面的混乱局面。另请参见Koyama（2009）。

27.《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有人猜测叛逆的反税联盟希望制定自己的法案，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反税联盟的主要愿望是破坏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提出的法案。如果把联盟的领袖锁在委员会的房间里，告诉他们写出让所有支持者都满意的法案才能出来，那他们可能再也出不来了。假如我们破门而入，多半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发生了血腥的争执，伤痕累累地倒在地上。”（NYT，1929年11月11日，第20版）

28.Jude Wanniski（1978）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声明中称，参议院对某项关税的一次关键小投票引发了黑色星期四（1929年10月24日）和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的股市暴跌。另一方面，Alfred Eckes（1998）暗示正是反税联盟竭力下调工业品关税，引发了股市崩盘，因为商界支持高关税。“据《纽约时报》国内版报道称，1929年10月24日股灾是对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拒绝部分参议员的提议做出的回应——这些议员反对上调碳化物关税，”Kindleberger（1986，第125页）认为这种说法“牵强附会”。White（1990，第173页）认真研究后发现“没有证据支持‘《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导致股灾’这种观点”。

29.参见CR，1930年3月24日，第5976—5977页。

30.参见CR，1930年3月20日，第5669页。

31.参见CR，1930年3月24日，第5977页。

32.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亚麻、橄榄油、大豆油和羊毛征收的关税充分有效；对荞麦、黄油、酪蛋白、牛奶和奶油、绵羊、羔羊和羊肉、瑞士奶酪和高蛋白小麦征收的关税部分有效；对大麦、糖浆、切达干酪、椰子油、玉米、棉花、黄麻、棉花籽油、鸡蛋、燕麦、黑麦及其他种类的小麦征收的关税完全无效（CR，1930年11月11日，第1439—1447页）。

33.参见CR，1930年1月10日，第1368页。

34.请参见Hayford and Pasurka（1992）、Cupitt and Elliott（1994）和Iwin and Kroszner（1996）。

35.参见NYT，1930年3月30日，第22版。

36.胡佛（1951—1952）曾回忆说：“5月24日，我听说协商委员会否决了斯穆特参议员和霍利议员的意见，极力稀释弹性关税条款的内容，几乎没什么实质内容保留下来。我把我希望实现的条款写下来并告诉他们，除非采取我的方案，否则我会否决他们提出的法案。结果我方大获全胜，协商委员会报告里提出的弹性关税条款充分反映了我的意愿。”

37.参见CR，1930年6月14日，第10760页。

38.参见CR，1930年6月12日，第10546页。

39.参见CR，1930年6月14日，第10762页。

40.同上，第10764页。

41.1929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重申了本组织“从来不支持保护性关税或自由贸易。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谨慎地避开这个极具争议的领域”（Leiter，1961，第56页）。

42.参见Leuchtenburg（2009），第92页。

43.参见Scroggs（1930）。

44.参见Steel（1980），第288页。

45.参见Burner（1979），第298页。

46.参见Morison（1960），第312页。

47.参见Snyder（1973）。

48.参见CR，1930年5月5日，第8327—8330页。这项声明是由斯沃斯摩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Clair Wilcox和芝加哥大学的Paul H.Douglas共同组织并发布的（后来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也参与其中）。请参见Fetter（1942）了解这份声明的发起过程。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David O’Connell说：“我对经济学家半点耐心也没有，他们总是对这部法案提出站不住脚的反对意见。”（CR，1930年5月5日，第8383页）Henry Hatfield参议员称：“这些人身处大学的象牙塔，远离尘世，又躲在海量的统计数字后面，没有机会从实操层面看待与全国工业福祉息息相关的问题。”他嘲笑这些“高智商的自由贸易者看起来更关心的是外国的繁荣富强，而不是本国人民的幸福康乐”（CR，1930年5月28日，第9704页）。

49.参见PPP（1930），第232—233页。

50.同上。

51.有时人们更愿意把1930年关税法称为《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因为一方面它听起来比《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更朗朗上口，另一方面，斯穆特与该法案的关系比霍利密切得多。然而，我们按照惯例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名字放在前面，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名字放在后面。

52.参见Tariff Act of 1930，H.R.Doc.No.476-71，第2页、第43页（1930）。

53.参见NYT，1929年11月10日，第11版。

54.这些例子来源于Bidwell（1930），其中还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例子。

55.参见Irwin（2011b），第95页。

56.1828年政府颁布“可憎关税法案”之后没多久，1830年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达到61.7％，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水平。当然，1932年所有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19.6％）远远低于1830年的水平（57.3％）。这是因为很多进口产品都于1932年列入免税清单。

57.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U-237。

58.参见Irwin（1998a）。

59.参见NYT，1929年11月10日，第21版。

60.Archibald et al.（2000）的计算表明《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事实上降低了农业生产者得到的有效保护。

61.参见CR，1930年6月14日，第10762页。

62.参见Conner（1958），第40页。

63.参见Schattschneider（1935），第136页。

64.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U 225，第237页。

65.同时代的Hall（1933）估算了关税对贸易的影响，也佐证了这一研究结果。

66.Gordon（1986），附录B中提供了每个季度的GDP值。

67.这些数据来源于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和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34），第283页、第703页。实际GDP的季度数据来源于Gordon（1986），附录B。

68.最近的调查结果请参见Fishback（2013）。

69.请参见Eichengreen（1992）；Irwin（2012，2013）和Sumner（2015）。

70.Eichengreen（1989）采用凯恩斯模型进行研究后，表明如果不存在外国报复，那么《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的支出转换效应会使国内产量提升5％。Eichengreen（1989）将有限国外报复纳入自己的凯恩斯模型后，发现《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产生的扩张影响减小，但仍对GDP产生了积极影响，将它提升了2％。

71.如果出口下降是由外国报复造成的，那么它会抵消关税本身产生的任何积极的扩张性影响。详情请参见Dornbusch and Fischer（1986），第469页。

72.请参见Irwin（2011b），第123页。

73.Irwin（2010）的估算结果表明，在1929年至1933年间，关税结构造成的无谓福利损失上升，上升幅度相当于GDP的0.1％。

74.参见Alston（1983）。

75.参见Archibald and Feldman（1998）。

76.参见Carey（1999）。

77.参见CR，1930年6月9日，第10291页。

78.参见CR，1929年9月12日，第3548页。

79.参见McDonald、O’Brien and Callahan（1997）。

80.参见NYT，1930年9月17日，第26页。

81.参见Irwin（2011b），第158页。

82.参见League of Nations（1942）。

83.参见Jones（1934），第53页。

84.参见Gordon（1941），第54—55页。

85.参见Eichengreen and Irwin（2010）。

86.参见Jones（1934），第238页。

87.参见MacDougall and Hutt（1954）。

88.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蔓延的情况请参见Kindleberger（1989）、Eichengreenand Irwin（2010）和Irwin（2012b）。

89.“美国人民普遍相信，由于1930年关税法案设置的关税过高，所以导致全球很多国家对美国心怀敌意。”他们认为，正是这种敌意导致很多国家针对美国出台了报复性关税。很多智者都对此感到不安。”（H.R.Rep.No.29-72，第6页［1931］）

90.参见PPP（1932），第205—207页。

第九章　新政与互惠贸易协定，1932—1943年

1.请参见Ritchie（2007）。

2.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343页。

3.在被一位民主党官员指责支持高关税时，拉斯科布予以否认并回应说《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是“我国法律法规中最糟糕的法案……似乎连国外的人都觉得我赞成高关税，但这完全不是事实”。相反，他是想向东部工业地区保证，民主党不会“摧毁工业”，而是“支持能够充分保护并恢复美国工业繁荣的最低关税”。请参见Craig（1992），第196页。

4.同上，第199页。

5.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331页。

6.参见Rosen（1977），第344页。

7.同上，第345页。

8.参见PPP（1928—1932），第1卷：第702页。

9.参见Leuchtenburg（2009），第141页。

10.参见Moley（1939），第51页。

11.斯穆特和霍利都没有重回国会。斯穆特在1932年竞选连任时被击败，而霍利则在当年成为落选的共和党候选人。

12.参见PPP（1933），第2卷：第14页。

13.正如Temin and Wigmore（1990，第485页）所说：“美元贬值是一个最重要的信息，表明坚持金本位的通货紧缩政策已经被放弃了……1933年4月至7月的贬值是［美国经济］复苏的直接原因。”也请参见Taylo and Neumann（2016）。大量研究表明，一旦各国放弃金本位并开始追求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就会开始从大萧条中复苏；国际背景请参见Eichengreen（1992），美国的情况请参见Sumner（2015）。Romer（1992）认为，货币扩张是美国经济在1933年后开始复苏的动力。

14.参见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1951年7月，第27页。

15.参见Steward（1975），第14页。

16.就连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强烈反对通过减产来提高价格。这样的政策阻碍了经济复苏，因为减产并不能增加就业。

17.配额涵盖的其他产品包括来自菲律宾的椰子油和缆索、来自加拿大的红雪松木头屋瓦、道格拉斯冷杉和西部铁杉以及牛、奶油和白籽土豆。其中一些配额不具有约束力（Whittlesey，1937）。

18.参见Kelley（1963）。

19.关于赫尔的贸易政策观点，请参见Butler（1998）以及Allen（1953）。

20.参见Butler（1998），第37页。

21.参见NYT，1933年4月30日。

22.曾在20世纪30年代与赫尔密切合作过的助理国务卿Francis Sayre（1957，第158页）说过：“他对自己的理想有着非同寻常的奉献精神，并坚如磐石地忠于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在国会的长期工作经历使他对‘国会山’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国会相持不下的时候，他总是可以拿起电话，跟他以前的同事热络地交谈。他在哪里都备受尊敬。他有极强的领导能力，而且是全国公认的罗斯福内阁中最有实力的成员。”

23.参见Schatz（1972），第499页。

24.艾奇逊（1969，第55页）指出，赫尔全力专注于贸易问题而无心顾及其他问题，因此，“无论什么场合”，无论时下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赫尔发表的任何讲话都“会变成长篇大论地讲述无障碍国际贸易的好处以及通过减税协定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道路”。

25.Francis Sayre（1939，第41—42页）说过：“我国的单边关税削减无法触及由于激进的经济民族主义而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且不断加剧的贸易壁垒，事实上，这些壁垒阻碍了美国的多余产品流向全球市场。如果我们想要重新为美国多余产品夺回已经消失的出口市场，那很显然，唯一合理有效的办法就是国内外同时降低贸易壁垒。”

26.参见FRUS（1933），第1卷：第727—731页。

27.同上，第924页。

28.参见CR，1934年3月2日，第3580页。

29.赫尔（1948，第356页）指出，国务院最初的立法草案要比这更长、更复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将在政府内部成为赫尔对手的乔治·皮克建议说，如果提案只有两三页长的话，会更容易被国会通过，赫尔同意了这一建议。请参见Peek（1936），第197—199页。

30.参见Schneitz（2000），第431页；CR，1930年6月14日，第10761页。

31.参见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第73届国会，第2页、第5页（1934）。

32.参见H.R.Rep.No.1000-73（1934）。

33.关于《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在国会的通过情况，请参见Berglund（1935）。

34.在1933年6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称“国会永远不会给我完全的权力来制定关税税则”。对此一名记者回答说：“嗯，他们已经给了你其他的一切。”（Haggard，1988，第96页）。不过罗斯福说的对，国会并不愿意给予行政部门过多的贸易政策权。

35.参见CR，1934年3月24日，第5356页。

36.参见Trubowitz（1998），第163页。

37.参见CR，1934年5月29日，第9803页、第9805页。

38.参见CR，1934年6月4日，第10383页。

39.同上，第10378—10379页。

40.虽然棉农和麦农支持该法案，但纺织企业、玩具制造商和其他很多中小型生产商都反对（Schnietz，2000，第428页）。虽然没有怎么参与其中，但利益集团还是受到了法案的影响。Schnietz（2003）发现，在罗斯福要求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的时候，出口依赖型企业的股价上升了近4％，而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就《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做出报告的时候，受到高度保护的企业的股价下跌了近5％。

41.《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文本请参见Tasca（1938，第306—308页）。对贸易协定计划进行研究的其他当代文献有Larkin（1940）和Beckett（1941）。

42.关于《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Haggard（1988），Nelson（1989），Lohmannand O’Halloran（1994），Bailey、Goldstein and Weingast（1997），Gilligan（1997），Irwin and Kroszner（1999），Hiscox（1999），Schneitz（2000）以及Schneitz（2003）。若想全面了解国会和行政部门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关系，请参见Pastor（1980）。

43.参见NYT，1936年2月13日。

44.关于进出口银行的历史，请参见Becker and McClenahan（2003）。

45.Irwin、Mavroidis and Sykes（2008）的附录A引用了1941年贸易协定的模板。

46.请参见Miller（2003）。

47.参见Butler（1998），第25页。

48.霍金斯的直接报告对象Francis Sayre（1957，第159页）也同样写道：“（他）是一个罕见而出色的人。就像国务卿赫尔一样，他的全部身心和灵魂都投入到了削减过度贸易壁垒的工作之中。我认为，贸易协定计划能够取得成功，哈里·霍金斯的功劳要大于除了国务卿赫尔之外的其他每一个人。”同样，Henry Grady（2009，第56页）也写道：“（霍金斯）是能力最强的人之一，他的足智多谋，尤其是在起草协定的基本原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份伟大而艰巨的工作要归功于他。多年来，他在国务卿赫尔的领导下，指明了［贸易协定］计划最出色的方向。”

49.参见Varg（1976）。

50.关于加拿大政策在此期间的变化，请参见O’Brien and McDonald（2009）。

51.Extension of 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1第38页，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第76届国会（1937）。

52.参见Schatz（1970），第100页。

53.参见Rooth（1993），第303页。关于英美贸易协定，请参见Kottman（1968）、Schatz（1970），以及Drummond and Hillmer（1989）。美方涉及谈判的文件，可参见FRUS（1938），第2卷：第1—71页。

54.参见Cantril（1951），第842页。

55.关于《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对美国贸易格局影响的早期量化评估，请参见Durand（1937）。

56.参见Hart（2002）。

57.参见Tasca（1938），第188页。

58.这一计算结果意味着《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将关税降低了12.8％，相当接近关税委员会估算的13％。因此，1934年至1939年总体关税削减的2/3可归因于谈判达成的关税削减，另外1/3要归因于进口价格的上涨（Irwin，1998a）。

59.参见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1951年7月，第27页。

60.参见FRUS（1937），第1卷：第842页。

61.另请参见Grady（2009），第49页、第51—52页。Hawkins（1944）记载了贸易协定计划的执行情况。

62.参见CR，1937年2月5日，第925页。

63.参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40年1月13日，第34—35页。赫尔就评论家对这些协定的曲解表示不满：“不时有传言称，一些并没有被削减现行关税的商品或者《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列在免税清单上的商品受到了影响。从我全部的工作经历来说，没有哪个对每位公民、每户家庭、每个农场和每家工厂都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像这个问题一样经受了这么多公然无耻的打压和颠倒是非。”

64.参见NYT，1938年1月21日，第12版。

65.Francis Sayre（1939，第95—96页）认为：“在我们置身于这些一触即发的谈判，从中寻求达成对双方都真正有利的协定，与此同时能量强大的游说者正在全国进行游说，要么动用每一种手段防止我们就涉及其利益的特定商品做出让步，要么就是想要扰乱或破坏协定。国会议员遭受了压力；华盛顿充斥着蛊惑人心的信件和电报。整个国家都充斥着特殊利益集团的抗议之声；不幸的是，好像没有什么人费心为消费者利益或国家利益发声。”

66.Brenner（1977，第151页）指出：“制度的变化大大削弱了这些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他们也知道这一点。”

67.参见NYT，1939年1月14日。

68.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363页。

69.同上，第368页。Hull（1948，第486页）被竞选政纲的最后一部分惊得“目瞪口呆”。

70.参见CR，1937年2月5日，第925页。

71.据HuIl（1948，第518页）回忆：“在与总统讨论此事时，我发现他赞成让法案永久化，而不是限期三年。我也更喜欢永久化这个想法，但我严重怀疑我们是否能够让它在国会获得通过……法案像总统希望的那样被提交至众议院，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给它加上了三年的期限。”

72.Extending Trade Agreements Act：Hearings Before 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第75届国会：第14页（1937）。

73.参见H.R.Rep.No.166-75，第19页（1937）。

74.参见CR，1937年2月23日，第1502页。

75.参见Schatz（1972）。

76.参见Schatz（1970），第86—87页。他于1937年7月发给外交官员的一份备忘录很好地总结了他的理念，请参见FRUS（1937），第1卷：第841—845页。

77.参见Blum（1959），第1卷：第524页。

78.引用于Patrick（2009），第124页。Schatz（1970，第102—103页）对之进行了很好的评估。

79.参见Gallup（1972），第206页。

80.参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40年3月21日，第231页。

81.参见NYT，1940年2月4日。

82.“赫尔已经说服了十几个摇摆不定的议员支持互惠贸易，［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Breckinridge Long）也与众议院领导人私下进行了沟通，并确保几乎所有民主党人在唱名投票那天都会出现在华盛顿。”（Porter，1980，第51页）。

83.同上，第53页。副总统约翰·加纳（John N.Garner）并不赞成深度削减关税，他正在暗中背着政府为一份修正案拉票，这份修正案将把总统的谈判权限制在一年。

84.同上，第55页。当然了，共和党人还在继续攻击《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称之为“对美国贸易保护的游击式进攻”，而阿瑟·范登伯格则对达成协定时“专横独断的讳莫如深”提出批评，称这种做法“严重违宪地将立法权授予了行政部门”（CR，1940年3月25日，第3341页；CR，1940年3月26日，第3495页）。

85.参见Porter（1974）。

86.美国国务院竭力说服西部地区的民主党人支持法案延期，而且还在最后一次唱名投票前几个小时改变了其中两个人的立场（Porter，1980，第57页）。皮特曼写道：“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打一场必输的仗。在投票前一天晚上我们多出了三票。但是施加的影响力太强大，我们根本无法保住这些选票。当你看到怀俄明州的施瓦茨（Schwartz）和华盛顿的施勒伦巴赫（Schwellenbach）投票反对我们的时候，你就能明白这种力量有多强大。战争尚未结束。”（Israel，1963，第130页）

87.参见Porter（1980），第58页。

88.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392页。

89.若想了解美国在战争期间的国际贸易概况，请参见Bach（1946）和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1948）。

90.参见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1943），第329页、第333页。

91.请参见Long（1966），第305页。

92.参见Zeiler（1999），第18页。

93.不过，范登伯格直到1945年才发表那次著名的讲话，放弃了孤立主义；请参见CR，1945年1月10日，第166页。另请参见Kaplan（2015）。

94.参见CR，1943年5月24日，第4796页、第4795页。

95.参见CR，1943年5月11日，第4200页。

96.Breckinridge Long（1966，第311页）写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对政府的敌意，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共和党希望重新掌权，即终止对行政部门的授权，而这又是因为要反对罗斯福和民主党……投票要表决的并不是法案的优点，而只是政治力量的一种展现，同时也对这一届以及所有其他政府发出警告：美国可能会像上次一样，在这场战争之后重新缩回壳中，回归孤立主义并拒绝全心全意的合作。我看到了自己曾在1918年看到过的那种迹象。我希望自己不会看到由此产生的后果。”

97.参见CR，1943年5月12日，第4310页。

98.参见H.R.Rep.No.403—78，第10页（1943）。

99.参见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1943），第169页。

第十章　建立多边贸易体系，1943—1950年

1.1940年12月，罗斯福致信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这次旅行途中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为英格兰做些什么，在我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和美元扯上关系。”（Reynolds，1982，第157页）

2.请参见Notter（1949）。

3.1941年5月，罗斯福总统授予国务院与英国谈判租借协议的主要责任（FRUS，1941，第2卷：第5页）。

4.参见Notter（1949），第45—46页。

5.参见FRUS（1945），第4卷：第74—75页。

6.Woods（1990，第18页）写道：“（在国务院看来）根据《渥太华协议》，英国给予他国特殊的低关税，并与帝国贸易伙伴签订了长期批量采购协议，以便垄断这些国家的原材料并确保他们只采购英国制造的产品。因此，帝国特惠制不仅可以被用来垄断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还可以被用来孤立和惩罚政治和军事竞争对手。不管是从经济意义上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渥太华协议》构建的架构都似乎与多边主义相对立。”

7.Pressnell（1986，第31页）指出：“英国外交部建议采取拖延之计，不对战后政策承诺做出任何表态。这种坚定的阻挠反映出英国乐观地认为，到时要么根本不用支付任何对价，要么很大程度上都是非经济对价。”

8.参见FRUS（1941），第3卷：第15页。

9.同上，第11页。

10.请参见FRUS（1941，第3卷：第12页中）关于艾奇逊的会议记录。

11.同上，第11页。不过，凯恩斯的立场还是松动了。艾奇逊在报告文件中写道：“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他似乎比之前更能接受这一条款，但绝对没有达到完全接受的程度。”凯恩斯在平静下来之后致信艾奇逊：“我对‘歧视’这个词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是因为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放开手脚，让战后的世界变得更新、更好；而不是说我要歧视这个词不好的旧含义，事实上恰恰相反……但这个词让人想起，一定会让人想起所有那些旧东西、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其他那些一败涂地并把旧世界搞得一团糟的东西，因为严格说来，这正是它的意思所在。我们也知道这不会奏效。它就像是死者紧握不放的手，或者说，至少就像是垂死之人紧握不放的手。”（FRUS，1941，第3卷：第16—17页）

12.参见Harrod（1951），第512页。

13.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位经济官员E.F.Penrose（1953，第18页）后来说：“在当时以及后来，我竭尽全力想要给凯恩斯先生和其他政府经济学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国务院对更加自由的非歧视性贸易的渴望不应当被视为19世纪对经济事务的自由放任态度的产物，并且无视近代的经济思想和经验……在华盛顿举行的谈话中，艾奇逊和霍金斯都展示出了他们的远见卓识，他们完全没有把自由贸易幻想成解决所有经济弊病的灵丹妙药。然而，很快就有国务院之外的一些美国官员在华盛顿向英国官员表达了相反的观点。”

14.参见Wilson（1991），第164页。

15.同上，第163—172页。

16.参见Woods（1990），第18页。

17.参见FRUS（1942），第1卷：第535—536页。

18.关于双方的不同解读，请参见Pressnell（1986）。

19.Pressnell（1986）记录了情况背景。Irwin、Mavroidis and Sykes（2008）中转载了米德的备忘录。Penrose（1953，第89—90页）写道：“如果说有哪一件事可以被视为1947年在哈瓦那提出的国际贸易宪章和国际贸易组织的起源，那这件事就发生在1942年下半年的白厅。如果说有哪个人可以被视为国际贸易组织运动的创始人，那这个人就是詹姆斯·米德。”米德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对战后贸易政策的观点与美国国务院的观点类似。他对凯恩斯非常尊重，但并不认同后者对贸易政策的看法。1940年，米德出版了《持久和平的经济基础》，他在书中阐述了那些有望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奠定基础的原则。

20.请参见Cairncross and Watts（1989），以及Culbert（1987）。

21.关于英美两国在战争期间的贸易政策合作，请参见Gardner（1956），Culbert（1987），Ikenberry（1992），Zeiler（1999）以及Irwin、Mavroidis and Sykes（2008）。这次金融磋商促成了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后者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战后固定汇率制度。

22.霍金斯无法保证国务院能够接受这一方案。事实上，霍金斯的一名工作人员警告米德称：“霍金斯是一个勇敢而无私的人，他采取了支持多边贸易政策的立场，这其实是赌上了他的个人职业生涯，因为国务卿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Howson and Moggridge，1990，第139页）

23.参见Notter（1949），第622页。

24.参见FRUS（1944），第2卷：第71—72页、第87页。

25.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403页。

26.同上，第411页。

27.参见Fossedal（1993），第136页。

28.参见Gallup（1972），第505页。

29.参见US Tariff Commission（1948），第2卷：第14页。

30.参见FRUS（1945），第6卷：第27—28页。

31.E.F.Penrose（1953，第106—107页）后来回忆说：“关于这个问题，决定讨论结果的既不是经济学论证，也没有公平可言，而是国务院各位助理国务卿认为怎样可以让它在国会获得通过。”

32.“Recommendation for Renewal of the Trade Agreements Act，“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1945年4月22日，第532—533页。

33.参见Fossedal（1993），第152页。

34.“1945 Extension of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第79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1卷：第20页。

35.多数党报告指出：“如果在这场战争之后，各国再次被少数利益团体驱使，或者被经济民族主义的错误理论蒙骗，又开始实施那些在上一次战争之后使各国走上经济和政治分裂的短视型经济政策，那么所有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破坏，对世界安全至关重要的政治团结也将受到威胁。”［HR Rep.No.594—79，第4页（1945）］

36.参见CR，1945年5月22日，第4871—4872页。

37.同上，第4878页、第4981页、第4884—4885页。

38.参见CR，1945年5月26日，第5124页。

39.同上，第5148页。艾奇逊（Acheson，1969，第107页）头一天晚上写好这封信，当天早上让总统签了字，然后很快将它交给议长雷伯恩，而雷伯恩“用上了这封信，取得了极佳效果……这一招使得保守派功败垂成。”

40.参见CQA（1945），第314页。

41.参见CR，1945年6月19日，第6256页。

42.参见Drury（1963），第444页。

43.参见Irwin and Kroszner（1999）。

44.参见Hawkins and Norwood（1963），第104—105页。

45.参见FRUS（1945），第4卷：第57页。

46.同上，第6卷：第63页。

47.同上，第64页、第72—73页。

48.同上，第74—76页。

49.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1945），第12页。

50.同上，第3页。

51.参见FRUS（1946），第1卷：第1307页。

52.同上，第6卷：第1311—1312页；Diebold（1993），第36页。

53.美国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国际贸易政策办公室主任威尔考克斯，首席副团长是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经济事务处公使衔参赞哈里·霍金斯。威尔考克斯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经济学离职教授。

54.Report of Committee II：General Commercial Policy，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mployment，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PC/T/30，1946年l1月24日，第5页。

55.巴特勒向参议院解释说：“我并不反对任何关税削减。但是，我反对以这种近乎一蹴而就的方式全盘抹去曾经让美国变得强大的体系。我反对单方面撤销我们对自己的经济保护。”（CR，1947年2月7日，第892页）关于杜鲁门与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的关系，请参见Hartmann（1971）。

56.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47年1月26日，第161—163页刊出了这些书信交锋。

57.参见Kaplan（2015）。

58.参见CR，1947年2月10日，第912页。

59.参见CR，1947年2月26日，第1411页。

60.同上，第1413页。

61.事实上，例外条款最初是由国务院在1941年制定并加入互惠贸易协定模板之中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国会在1940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延期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中断对美国生产商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了担忧。

62.Jones（1955，第99页）写道：“怀揣着这份协议，参议员范登伯格随后说服了一些有影响力且没有表态的共和党领导人公开支持贸易协定计划（不包括参议员塔夫特，他在这个问题上与范登伯格公开决裂了）。”塔夫特（Taft，2003，第242—243页）写道：“参议员范登伯格和米利金提议接受加上一些修正案的互惠贸易计划，但我没有认同，不过至少他们已经说服国务院同意在每份协定中都写上撤销条款。”

63.参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47），第483页。

64.参见FRUS（1947），第1卷：第914页。

65.关于《关贸总协定》的这段早期历史，请参见Brown（1950），Kock（1969），Zeiler（1999），以及Irwin、Mavroidis and Sykes（2008）。

66.参见World Trade Organization（1999），第424页。

67.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达纳·威尔格雷斯（Dana Wilgress，1967，第153—154页）后来写道：“光是为了启动关税谈判就已经挫折重重；每个国家都有很好的借口推脱……有些国家在前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打的算盘是在不给予太多回报的情况下尽其所能地多争取到别国的让步。美国……发现态度必须特别强硬才行，而这种强硬又引起了指责，尤其是来自古巴的指责。”

68.由于在提高战争期间羊毛产量的商品贷款计划，商品信用公司囤积的羊毛已经超过4.6亿磅，但是因为政府设立的平价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公司无法在不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处置掉这些过剩产品。由于进口使国内羊毛价格低于平价水平，因此众议院考虑对羊毛征收50％的关税，这样商品信用公司就可以出售掉其囤积的羊毛而不致产生亏损。

69.参见Zeiler（1999），第102页；另请参见Hussain（1993）。

70.参见PPP（1947），第309页。具体细节请参见Hussain（1993）。羊毛业者并没有落得两手空空。最后，国会通过立法，允许商品信用公司以全球市场价格处理过剩羊毛。也就是说，政府承担了经济损失，而羊毛业者没有受到任何不利影响。

71.参见Toye（2003b）。

72.6月，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报告说：“我们相信［英国谈判代表］想要的是保全面子的章程草案和贸易协定，但是他没有打算对帝国优惠制做出真正的变革。我们认为，他想把会议未能达成预期目标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FRUS，1947，第1卷：第953页）

73.同上，第965页、第975页。正如Toye（2003 b，第923页）总结的那样：“克莱顿指责英国人根本不合作，这样的指责有一部分是事实。他们并没有尽一切努力确保英联邦国家的弃权声明；反之亦然。”

74.同上，第979页。要想理解双方这种不妥协的原因，需要先知道一些背景情况。从克莱顿的角度看，他的个人信誉受到了威胁。从1945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延期到英国贷款，他在国会面前多次作证并向议员保证大英帝国将会四分五裂，还说日内瓦会议将标志着英国歧视性关税的终结。他认为英国早在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中就已经同意废除帝国特惠制，因此高估了自己实现这些承诺的能力。事实上，英国从未承诺过放弃特惠制。国务院工作人员对能够实现的目标有了更现实的看法，并试图缓和克莱顿的立场。他们甚至不得不说服克莱顿不要因为英国拒绝对特惠制采取比象征性妥协更进一步的措施，就放弃日内瓦会议。

75.同上，第978页。

76.洛维特给克莱顿发电报写道：“我们正在努力为英国提供一切帮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也帮助他们避免长远地位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认为，让贸易谈判陷入破裂的做法与我们在达成金融协定时遵循的政策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选择备选方案3，总统认为这与我们的立场是不一致的。）从成功放宽可兑换性和非歧视性规定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在承诺减少贸易壁垒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即便是微弱的进展也行。我认为，方案3可能会引起英国公众的强烈不满并在美国造成不小的混乱从而招致批评，也会让我们更难推动国会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进一步援助。你也知道，英国政府现在正面临着来自左翼工党的巨大压力，后者要求大幅削减英国的外交承诺、减少武装力量并从希腊和意大利撤出英国军队。我们担心苏联会充分利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这类分歧，就像他们现在正试图通过加大整个东欧和近东的压力利用英国的弱势一样。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目前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争取到有可能达成的最佳协议，并对我方的提议做出相应的削减，从而保留我们的部分谈判立场并在日后更为合适的时机派上用场。从公众和国会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这样的协定虽然很单薄，但是聊胜于无，尤其是在明确说明当前协议只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初始阶段的情况下。”（同上，第981页）

77.参见Gardner（1956），第360页；也可参见Fossedal（1993），第253页。

78.参见PPP（1947），第480页。

79.参见NYT，1947年10月31日。

80.加拿大众议院的争论，1947年12月9日，第99页。

81.参见NYT，1947年10月31日，第99页。

82.参见NYT，1947年11月20日。

83.同上。

84.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U-226。

85.据官方统计，如果日内瓦谈判中达成的关税在1947年生效，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将是15.3％，而不是实际上的19.4％，也就是说会减少4个百分点，或者说减少21％（美国关税委员会，1948，第19页）。关于进口价格的影响，请参见Irwin（1998a）。进口价格在1944年至1950年间上涨60％，0.60×-0.67≈-0.40。

86.有关这一统计数据的详细情况，请参见Irwin（1998a）。1948年的平均关税为13.9％，而不是关税委员会预测的15.3％，这中间的差距完全可以用进口价格的上涨解释。进口价格在1948年上涨了10.5％，这足以使关税降低约6.7％。在1947年19.4％平均关税的基础上，再算上《关贸总协定》谈判造成的21.1％降幅和进口价格上涨造成的6.7％降幅，得出的结果是14.0％，接近实际数据13.9％。关税委员会（1948，第18页）当时就承认，20世纪40年代因通货膨胀造成的从量税减少对关税削减做出了显著贡献，并指出，“过去20年来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价格上涨对从量税和复合税从价等值的影响，仅这一项就能让近年来实际征收的平均税率明显低于早些年”。

87.Irwin（1998a）计算出《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和《关贸总协定》在1931年至1948年间将关税降低了32％，而进口价格上涨则将关税降低了38％。

88.参见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1949），第11章。

89.参见Bown and Irwin（2015）。

90.参见Subramanian and Wei（2007）。

91.参见CR，1949年9月8日，第12655页。

92.Curzon（1965，第70页）表示：“有些国家认为数量限制将成为战后世界的永久特征，它们对税率做出了虚假但是幅度较大的下调，以便从唯一一个不对制成品实施配额的国家——美国——那里换来真正的减税。”

93.参见MacDougall and Hutt（1954）。

94.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454页。

95.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1972，第476页）如此形容战后的政治阵容：“共和党的东部地区的国际金融派最终因形势所迫而改变立场，不过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还算是‘面带惭色’。然而，以纺织、钢铁和化工产业为基础的该党主要议员派系仍然坚持强硬的保护主义立场，并试图反转赫尔的政策。总的来说，民主党继续忠于该党的一贯立场，不过随着制造业向南迁移，这样的立场开始稍有松动。原棉和烟草出口商仍然是南部地区一股支持低关税的力量。”

96.参见CR，1948年6月14日，第8049—8050页。

97.参见Lewis（1957），第579页。

98.参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1950），第28页。

99.参见Taylor、Basu and McLean（2011）。

100.参见Mitchell（1970）和Donohue（1993）。

101.参见Foster（1983），第94页。1945年5月，美国民意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当知情选民被问及贸易协定计划是否应该继续时，75％的人回答是，7％回答否，18％表示不确定。在被问及根据贸易协定计划下调美国关税是不是一个好主意时，57％的人回答是，20％回答否，23％表示不确定（Bauer、Pool and Dexter，1963，第81页）。

102.根据Foster（1983，第94页）的说法，“在接受调查的150家报纸中，只有不到30家明确反对这部法案”。

103.参见Watson（1956），第964页。

104.参见Leddy and Norwood（1963），第128页。

105.Administration and Operation of Customs and Tariff Laws and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第84届国会，pt.2，第915页（1956）。

106.参见CQA（1958），第173页。

107.参见Leffler（1984），第364页。

108.请参见Fordham（1998a；1998b）。Bailey（2003）揭示了公众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如何影响国会对贸易政策的投票结果。

109.Brusse（1997，第124页）指出：“德国经济迟迟无法复苏，这使欧洲更加依赖作为食品和资本品进口来源的美元区。西欧与东欧的贸易解体，后者在战前是前者谷物进口的主要供应方，这进一步加剧了此种依赖。”

110.参见PPP（1949），第366页。

111.请参见Milward（1984）；Killick（1997）以及Eichengreen（2006）。

112.参见FRUS（1947），第3卷：第230页。

113.虽然经济学家仍就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重要性争执不下，不过DeLong and Eichengreen（1993）认为它缓解了资源限制，否则这样的限制会让欧洲经济政策走上一条不那么以市场为导向的道路。

114.参见FRUS（1947），第1卷：第955页。

115.参见Zeiler（1999），第137页。

116.参见CQA（1958），第169页。

117.参见H.R.Rep.No.594—79，第38—39页（1945）。

118.关于国际贸易组织章程，请参见Wilcox（1949）和Brown（1950）；两人都是美方贸易谈判代表。

119.美国代表团在发电报回华盛顿的时候，尤其提到阿根廷“不可调和的反对立场。让人不安的是，人们没有表现出想要支持美方立场或建议的兴趣。这种兴趣缺乏表现得尤其明显的是：拉丁美洲的各个代表团急不可耐地互相捧场，即使在无论国家给予什么支持都不重要的问题上……大肆宣扬国际贸易组织“侵犯国家主权”的呼声再度出现以及坚持想要［维护］全面自由的国民经济自主权的决心让哈瓦那摇摆不定……大多数代表团普遍认为，阿根廷的目的是阻止大会取得成功、阻止成立国际贸易组织”（FRUS，1948，第1卷：第830—831页）。

120.同上，第824页，第829页；以及Toye（2003a）。1948年2月，威尔考克斯报告说，来自主要发达国家的代表“陷入了阴霾之中。［加拿大的］威尔格莱斯（Wilgress）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澳大利亚的］库姆斯（Coombs）说我们应该休会，将整个项目搁置一年或更长时间”（同上，第872—873页）。

121.前往哈瓦那的代表团中有两名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但是这一点并没能赢得他们的支持。

122.参见PPP（1948），第168页。

123.国务院还被指责说对共产主义过度温和。纽约州共和党议员丹尼尔·里德质问：“如果将数百个国内产业的未来——其中很多产业以血汗为基础——托付给‘国务院’一小撮有着共产主义思维并自称国际主义者的人，是否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CR，1948年5月26日，第6513页）

124.参见H.R.Rep.No.2009-80（1948）。筹款委员会前主席、民主党人罗伯特·道顿谴责这次延期：“现行法律大大改进了从前在处理关税问题时互投赞成票、称兄道弟、滋生垄断、四处树敌的做法。”（CR，1948年5月26日，第6505页）

125.参见PPP（1948），第385页。

126.共和党人极力反对取消危险点条款，他们认为这一条款至关重要，可以防止“任何不明智的关税削减造成可能但不必要的灾难，因为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立足于经济现实的”［H.R.Rep.No.19—81，第5页（1949）］。

127.参见PPP（1949），第234页。

128.参见NYT，1948年5月10日，第33版。

129.参见Diebold（1952），第20—21页。

130.参见Gardner（1956），第376页。

131.关于国会就国际贸易组织展开的辩论，请参见Aaronson（1996）。

132.参见Toye（2003），第294页。

133.参见FRUS（1950），第1卷：第780—781页。

134.同上，第783—785页。

135.参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50），第977页。

136.关于国际贸易组织为何以失败告终的分析研究，请参见Diebold（1952）、Aaronson（1996）、Odell and Eichengreen（1998）以及Zeiler（1999）。

137.请参见Diebold（1952），第14页。

第十一章　新秩序与新压力，1950-—1979年

1.Wilkinson（1960）全面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的国会和贸易政策。Watson（1956）分析了国会在此期间对贸易法案的投票结果，发现区域模式取代了党派模式。Bauer、Pool and Dexter（1963）也全面调查了20世纪50年代贸易协定计划的政治支持和反对情况。

2.请参见Stiles（1995）。据Koch（1969，第82页、第84页）记载，这种消极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感觉，即美国在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相应好处的情况下白白做出了让步，因为欧洲国家在消除对美国产品的歧视待遇方面进展缓慢”，而且也未能废除他们的殖民特惠制。

3.参见PPP（1951），第340页。

4.参见Schulman（1991），第153页。

5.请参见Leddy（1963），第187页。

6.参见Kane（1988）。

7.请参见Fordham（1998a，1998b）和Bailey（2003）。

8.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499页。

9.用参议员Paul Douglas（1972，第478页）的话说，共和党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来自东部地区的国际主义者，一派是来自中西部地区和山地州的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者。”

10.有关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的贸易政策，请参见Wilkinson（1960）和Kaufman（1982）。艾森豪威尔（1963，第499页）回忆说：“贸易问题时常萦绕我心。”

11.参见PPP（1953），第164页。

12.参见Wilkinson（1960），第84页。

13.参见PPP（1954），第363页。

14.参见CR，1955年2月17日，第1678页。

15.1955年的投票是新英格兰和南部纺织业地区的国会议员首次联合起来要求加强危险点条款和例外条款，从而明确保护纺织产业免受日本进口的影响。正如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众议员斯泰尔斯·布列吉斯（Styles Bridges）所说：“我不能认同在日本创建新兴城市却在新英格兰创建鬼城的贸易政策。”（CQA，1955，第296页）

16.就美国而言，关税减让仅适用于16％的应税进口产品，这使得加权平均关税减让仅仅略高于2％。根据Kreinin（1961）的统计，关税削减使美国的进口增加了2亿美元（当时进口总额约为120亿美元），最多让2万名工人失业，约占劳动力的0.03％。这一数据立足于Salant and Vaccara（1961）的统计，在当时，进口每造成100万美元的国内生产被取代，就会造成115个国内工作岗位的流失。

17.约一半的《关贸总协定》签署方援引协定第35条，并拒绝让日本享有非歧视待遇的全部福利。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与其他《关贸总协定》参与方的贸易关系才正常化。请参见Forsberg（1998）。关于冷战时期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政治博弈，请参见McKenzie（2008）。

18.参见Keesing and Wolf（1980）。

19.请参见Leddy（1963）。

20.参见Kelley（1963），第107页。

21.参见PPP（1955），第397—398页。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提请国会关注贸易合作组织的重要性，筹款委员会同意举行听证会。商业团体和劳工组织（如劳联-产联）支持美国加入，而反对者质疑国会如何在没有批准《关贸总协定》的情况下授权美国加入贸易合作组织。虽然筹款委员会在报告中做出了正面评价，但众议院民主党多数党领袖拒绝就其发起投票，理由是它永远不会获得通过。共和党人以三分之二反对、三分之一赞成的投票结果反对这项措施，而很多民主党人也对之感到不安。此事因此被永久搁置。

22.参见Bohi and Russell（1978），第23页。

23.关于石油进口配额计划的分析，请参见Bohi and Russell（1978）。

24.Kaufman（1982，第91页）指出：“人们随口就能提出这样的论点：在外国石油既便宜又充足的时候消耗本国的石油储备，这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能源危机的促成因素。”

25.参见Mitchell（1970）。

26.在1951年的安锡谈判期间，关税委员会发现美国对来自委内瑞拉的进口石油的关税太低，而在1955年至1956年的日内瓦谈判中，关税委员会建议提高对某些钨合金以及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关税。这两次总统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然而，在美国与欧共体提出的关税削减程度无法匹配的情况下，危险点条款确实在1960年至1962年的日内瓦谈判中阻碍了美国与欧共体的贸易谈判（Leddy and Norwood，1963，第143—146页）。

27.参见Murray and Egmand（1970），第406页。

28.此外，旧的弹性关税权（《福德尼-迈坎伯关税法案》第315条，或《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第336条）也很少使用。请参见Kelley（1963），第22—23页。

29.参见Fordham（1998b）。

30.在总统看来，“颁布这项立法——在没有修正案妨碍其效力的情况下——对我们的国家经济利益、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对外关系至关重要”（PPP，1955，第10页）。

31.参见Asbeek Brusse（1997），第127页。

32.参见World Trade Organization（1999），第458页。关于欧共体与《关贸总协定》的兼容性，请参见McKenzie（2010）。

33.此轮谈判是以道格拉斯·狄龙的名字命名的，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

34.1960年的民主党竞选政纲指出：“全球贸易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我们将延续科德尔·赫尔的传统，以各种负责任的方式扩大全球贸易。所有美国人都会受益于这一政策，因此其成本不应仅由少数人承担。我们支持采取切实措施，对可能因进口增长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的产业和团体进行必要的调整。”（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577页）

35.参见PPP（1962），第74页。

36.用米尼本人的话来说：“毫无疑问，贸易扩张要想取得成功，调整援助至关重要。就像我们多次说过的那样，这对整个贸易计划来说是不可或缺的。”（Charnovitz，1986，第158页）

37.参见Diebold（1962），第361页。

38.参见NYT，1962年1月18日，第12版。

39.参见Zeiler（1987）。

40.参见Bauer、Pool and Dexter（1963），第363页。

41.参见Talbot（1978）。

42.参见Gallup（1972），第3卷：第1761页。

43.参见Douglas（1972，第481页、第485页）后来回忆说：“还有其他很多歧视性做法，国务院也是温和地一概无视。我能理解保护主义者的愤怒以及他们后来提出的采取报复行动的要求……我让国务院举一些针对我们的贸易歧视的实例，但是，虽然我在财政委员会进行着这场战斗，但是这从来没能帮上忙。当他们放下防备的时候……经常把其他国家称为他们的‘客户’，听到这些让我感到很震惊。国际联盟似乎比双向经济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在费了一番功夫之后，我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让国务院在经济问题上代表国会。”

44.Douglas（1972，第482—483页）提出，美国“如果受到歧视，应该有更大的实力进行报复，比如说重新启用以前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或者设置更高的关税。我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动用这一武器，不过鉴于欧洲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我觉得我们同时需要胡萝卜和大棒。”

45.参见PPP（1962），第759—760页。

46.关于肯尼迪回合的最后阶段，请参见Lee（2001）。

47.参见Dryden（1995），第94页。1964年的共和党竞选政纲承诺“通过艰难而现实的谈判，坚决推动消除其他国家的诸多歧视性和限制性贸易行为”，并抨击约翰逊政府“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软弱无能，任由对美国企业来说难得一见的机会白白溜走，并廉价出售了对美国农业繁荣来说不可或缺的市场”（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760页）。

48.关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贸易政治状况，请参见Zeiler（1992）。

49.参见Johnson and Porter（1973），第727页。

50.同上，第760页。

51.关于尼克松政府期间的贸易政治概况，请参见Matusow（1998）。

52.同上，第120页。

53.参见Destler、Fukui and Sato（1979）。

54.该法案令经济学家感到担忧，因此4390人联署了一份声明，敦促尼克松在法案通过的情况下对之予以否决（NYT，1970年9月19日，第1版）。保罗·道格拉斯是1930年请愿书的最初发起人之一，他也帮助组织了这一请愿活动。他（1972，第607页）称，众议院的这一举措“远比《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还要糟糕”，因为它会用配额而不是关税限制贸易。最终签署请愿书的有5025名经济学家。

55.参见Maddison（2001），第261页；Maddison（1989），第139页。

56.参见Bernhofen、El-Sahli and Kneller（2016）。

57.请参见Levinson（2006a，b）。

58.参见Van Cott and Wipf（1983）。

59.参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78），第873页。

60.参见Adams and Dirlam（1964）。杜鲁门总统和肯尼迪总统在不同时期分别因严格的定价政策而与钢铁产业发生冲突。

61.参见Crandall（1981），第35页。

62.参见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1971），第2页。

63.参见WP，1971年4月26日，第A4版。

64.参见Magee（1972），第692页。

65.参见CR，1962年9月17日，第19591页。

66.参见NYT，1972年3月28日，第59版。

67.参见Ruttenberg（1971），第62页。

68.参见Saloom（1972），第121页。

69.正如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所说：“工业生产的这种转移意味着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它有可能会造成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美国工业基础的萎缩意味着，如果美国生产和就业的这些巨大而迅速的损失不停止，这个国家将会成为二流甚至是三流的工业国家。”（Saloom，1972，第122—123页）

70.参见Ruttenberg（1971），第123页。

71.参议员哈特克的一位前法律助理说：“劳工组织是推动这部法案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法案是由劳联-产联主导起草的。”（Saloom，1972，第115页）

72.同上，第99页。

73.请参见Eichengreen（2000）以及Bordo and Eichengreen（1993）。

74.这篇声明的确切措辞有几种不同的报道。请参见Reeves（2001），第341页；Odell（1982），第263页；以及James（1996）。

75.康纳利告诉总统：“日本人仍在作战，只不过现在不再是军事战争，而是一场经济战。他们设立了关税安排，设立了针对美国商品的贸易限制……坦率地说，那里的人比我们更勤劳，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努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很多领域，其他国家正超越我们的生产、思想和贸易。”尼克松回答说：“我们会解决这些混蛋。”但总统也认为“美国不能在自己周围建起围栏并指望自己继续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Reeves，2001，第341页）

76.Gowa（1983）和Irwin（2012a）探讨了1971年8月这一举动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

77.参见Odell（1982），第252页；FRUS（1969—1976），第3卷：第424—425页。

78.参见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1971），第37页。人们一般认为，统一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相当于货币贬值的想法是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来的。

79.参见James（1996），第217—218页。

80.参见Ohlmacher（2009），第9页。

81.Gowa（1983，注释150）写道：“虽然不是所有人，但是大部分政府经济官员都认为，附加税外加暂停黄金窗口的杀伤力过大，非常危险，因为它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戴维营会议的参与者基本都认为，如果康纳利没有担任财政部长的话，附加税就不会付诸实施。”康纳利是要求实施进口附加税的关键人物，请参见Volcker and Gyohten（1992），第76页。

82.沃尔克后来回忆说：“关于该计划，真正激烈的辩论就是关于进口附加税。我记得，讨论的时候主要是经济学家针对政治家，而结果相差很远。我认为总统已经确信这既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谈判策略，也是一种争取公众支持的方式。”（Volcker and Gyohten，1992，第78页）

83.参见Safire（1975），第513页。

84.参见PPP（1971），第889页。

85.参见Harris Survey（1975），第184页。

86.沃尔克认为各国会同意美国的要求：“我天真地以为我们将在一两个月内完成汇率调整并开始商谈改革一事……相反，我很快就在这些重要谈判中尝到了教训……我们发现，即使我们关闭了黄金窗口，主要国家仍然坚决抵制让其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Volcker and Gyohten，1992，第80页）

87.参见Angel（1991），第128页。

88.最初对8月15日的措施持“不可知”态度的基辛格（1979，第955页、第957页）认识到，政府“必须在保持足够的压力激励我们进行调整和引发贸易战并危害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政治关系之间走一条狭窄的道路”。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有关附加税的讨价还价拖得越久就越没有价值（FRUS，1969—1976，第512—515页）。9月20日，基辛格向总统提出这一外交政策观点，建议减免附加税。尼克松严词拒绝了这一请求：“附加税正是难题所在，亨利，它在国内大受欢迎，我们必须从中得到点什么才能将它完结。见鬼，85％的人都支持附加税。你不能就这么把它舍弃掉。”（Ohlmacher，2009，第23页）。

89.参见Angel（1991），第257页；Volcker and Gyohten（1992），第97页。

90.参见PPP（1971），第1195—1196页。

91.参见Irwin（2012a）。

92.白宫国际经济顾问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也认为：“要不是我们采取了非常积极的行动应对美元问题，那我们必然已经走向了保护主义。”（Stein，2010，第49页）。

93.请参见Destler、Fukui and Sato（1979）。

94.请参见Crandall（1981）。

95.参见CQA（1974），第836页。

96.参见Destler（1980），第169页。

97.参见Laird and Yates（1990），第316页。

98.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H.Michel）说：“快速通道使我们成为贸易谈判伙伴，（国会）拥有批准或否决的最终权力。”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丹佛斯表示：“但凡懂点国际贸易的人都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快速通道，就不可能达成贸易协定。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关于快速通道，请参见Shapiro（2006）。

99.鲍德温（Baldwin，1985a）研究了影响国会投票的一些选区因素。

100.1972年10月，作为尼克松缓和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与苏联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这份协定的落实取决于美国是否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这一待遇并非自动给予，因为苏联不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

101.在1962年的法案中，例外条款需要经过三项检测：进口必须在进入美国的时候出现数量上的增加，进口增加必须“主要”归因于某一贸易协定中做出的让步，进口增加必须造成了或有可能造成严重伤害。事实证明，要想从进口竞争中获得临时喘息的机会，例外条款是很难派上用场的工具，因为“主要”归因要求是关税委员会面临的法律障碍（Murray and Egmand，1970）。比如说，1971年，电视产业的三个工会提出了例外条款救济申请，但均被驳回，因为进口增加必须“主要是因为贸易协定中做出的让步造成的。”虽然进口电视关税已经从1962年的10％下降到1971年的6％，但这种轻微的降幅并不能被视为日本电视机进口量大幅上涨的原因。

102.钢铁工人联合会的一位代表也同意：“贸易调整援助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想法……（它）并不能真正取代有效的贸易政策。”（Charnovitz，1986）

103.早前的《1962年贸易扩展法案》第252条已经授予过类似的权力，但只使用过两次，一次是为了报复欧共体在1962年的“鸡肉贸易战”中针对家禽的差价进口税，还有一次是为了报复加拿大对美国牛肉出口的限制。

104.Winham（1980）指出，这些条款促使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游说重心进一步偏离国会并偏向行政部门和行政机构。用Destler（1980）的话说，这种行政保护制度是“为国会提供保护”的一种方式，这样国会就可以不用应对选民关心的所有贸易问题。

105.国会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关税委员会能更好地回应国会在例外条款和倾销案件中做出伤害裁决的担忧。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拉塞尔·朗曾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表示：“关税委员会需要回应的对象应该是国会，而不是行政部门。”（Baldwin，1984，第16页）

106.Winham（1986）概述了东京回合谈判和协定的情况。

107援引自Baldwin（1970），第2页。

108.美国最终也同意废除化学品的美国销售价格，这是肯尼迪回合的延续。关于牛肉、乳制品和民用飞机贸易也达成了具体协定。

109.参见Hufbauer（1983），第332页。

110.参见Minchin（2013），第80页。

111.参见PPP（1978），第2卷：第2008页。

112.Destler（1980，第202页）指出，反对这部法案的11票中有5票来自威斯康星州，该州议员反对就奶酪进口做出有可能损害乳制品产业的让步。

113.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比尔·弗伦泽尔（Bill Frenzel）评论说，法案在国会的成功是“鲍勃·施特劳斯高超技巧的体现。如果没有鲍勃，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请参见Winham（1980）。

114.参见Millstein（1983），第123页。

115.Krueger（1980）发现，从1970年到1976年，在19个产业中有10个产业的就业岗位减少，而其中仅有一个产业的进口相关损失超过国内需求或生产率变化导致的损失，那就是皮革制品。在1967年至1979年期间，Grossman（1987）发现，在受调查的9个产业中，只有一个产业的就业率因进口大幅下降（广播和电视制作）。

116.参见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1987）。

117.被驳回救济申请的产业包括芦笋、亚铁氰化物蓝色颜料、蜂蜜、蘑菇、铸铁炉、螺栓、螺母和螺丝、高碳铬铁、不锈钢扁平餐具、铜、自行车轮胎或内胎、渔具和皮革服饰。当总统拒绝给予例外条款救济时，国会有时会代表国内产业进行干预。比如说，1976年，在涉及非橡胶鞋制品的201条款案中，福特总统批准了调整援助，但没有批准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议的进口救济。国会敦促重新考虑此案，因而制鞋业再次提出申诉。1977年，国际贸易委员会再次判定该产业受到了严重伤害，并建议实施严格的为期五年的关税配额。这一次，卡特总统选择了与中国台湾和韩国通过谈判达成有序销售安排（OMA）。

118.1977年，韩国对美鞋制品出口的组合比例是70％的非橡胶鞋制品和30％的橡胶鞋制品。到1978年的时候，这一比例完全颠倒了过来（Mutti and Bale，1981）。

119.参见Canto and Laffer（1983）。

120.参见Aggarwal（1985）。

121.事实上，欧洲国家自己也在为这种补贴而争吵，因为法国、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的国有企业得到了政府援助，以弥补其经营损失，而这损害了德国和荷兰私营企业的利益。

122.“触发价格机制”涵盖了70个不同的产品类别以及1979年钢铁进口量的85％。请参见Eichengreenand van der Ven（1984）。

第十二章　贸易冲击和应对，1979—1992年

1.关于这10年的贸易政策发展概况，请参见Destler（1991）、Richardson（1994）、Destler（1995），以及Krueger（1996）。

2.根据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数据，美国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衰退，一次是1980年1月至7月，另一次是1981年7月至1982年11月。第二次经济衰退比第一次要严重得多，不过这一时期的经济普遍疲弱。

3.参见Eichengreen（1996）。

4.参见Fukoa（1990）。

5.参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8），第768页。

6.参见Lawrence（1984），第44页。

7.Kletzer（2002，第129页）指出：“虽然我们可以确定出口产品是由美国工人生产的，但我们无法确定进口是否会直接取代国内产品。”

8.参见Handbook of US Labor Statistics（2001），表2.1。

9.请参见Addison、Fox and Ruhm（1995）。Kletzer（1998，第455页）也得出结论认为：“各个产业日益激烈的外国竞争造成的失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因为“贸易程度很低的产业也出现了高失业率”。Davis、Haltiwanger and Schuh（1995，第48—49页）得出的结论是：“就业流动总量和国际贸易程度之间没有系统性关系……总的来说，各种证据表明，国际贸易系统性地降低了就业保障的观点不太站得住脚。”

10.Revenga（1992）发现，产业进口价格每下降10％，产业就业人数就会减少2.5％～4.0％，但产业工资仅下降0.5％～1.0％。这意味着，当进口价格在1980年至1985年下降19％时，进口敏感产业的工资下降了约2％，而就业人数减少了5％～8％。Freeman and Katz（1991）也发现，进口量每上涨10％，产业就业人数就会减少5％～6％，产业工资就会下降0～0.6％。

11.Jacobson（1978）发现，在失去工作后的前两年里，汽车和钢铁产业失业工人的收入下降了40％以上，而在随后的四年中，他们的收入仍比留下来的业内人士低10％～15％。

12.请参见Jacobson（1978）和Bednarzik（1993）。工资相对较低的非工会产业（如女装、电视接收器、玩具、棉纺）失业工人的初始收入损失较少（约10％），事实上有些人的收入还要高于从前；在失业后的四年里，棉纺工人的收入增加了近12％。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损失中约有一半要归因于失业期而不是因为后来赚取的工资比较低。

13.Krugman and Lawrence（1994）指出：“政策制定者经常将产业就业比例的下降归因于生产率增长不足导致的制造业竞争力不足。事实上，这种收缩主要是生产率更高增长造成的结果，至少和服务业相比是这样的。”一些产业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Lawrence（1984，第54页）发现，20世纪70年代，有9个产业的总体就业人数下降超过了10％，在其中6个产业中，与贸易相关的就业人数其实增加了；只有在鞋类和服装产业，贸易造成的损失才大于国内需求变化造成的损失；就钢铁产业而言，Grossman（1986）发现，就业人数的持续下降造成的岗位流失要比进口造成的岗位流失多5倍。在1979年至1983年这段较短的时期内，进口和长期因素同样重要，不过他也指出：“进口竞争在此期间造成的损失完全是美元实际升值超过30％的结果。”

14.请参见Revenga（1992）。C.Fred Bergsten（1985，第138页）是当时认为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受困于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根本矛盾”的主要声音之一。

15.虽然吉米·卡特总统来自南部地区，但是在他否决了一份可以让南部免除东京回合关税削减的议案后，他就不再被纺织品和服装产业视为朋友。里根在1980年9月致信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时指出纺织品和服装产业贡献了230万个就业岗位，并承诺通过将所有来源的进口增长与国内市场增长相关联来加强“多边安排。我将努力实现这一目标”（Oversight of US Trade Policy：Joint Hearings，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Trade，Committee on Finance，and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Monetary Policy，Committee on Banking，Housing and Urban Afairs，第97届国会，pt.1，第19页（1981）。

16.里根在1983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因经济自由而变得强大和富裕的国家，美国必须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在一些国家有意转向保护主义的时候，我国的策略不是追随它们，而是带领大家走向更加自由的贸易。”（PPP，1983，第1卷：第108页）

17.参见Oversight of US Trade Policy：Joint Hearings，第19页。

18.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里根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时，批评外国在美国市场倾销商品。当一位经济学家回复说低价倾销商品使消费者获益时，里根反驳说这也提高了失业率并导致工厂倒闭。另一位经济学家表示经济最终会适应这样的挫折，里根面露疑惑地说：“事情很可能会是这样。但是美国的工人会遭遇些什么呢？他和他的家人将何以为生呢？”请参见Hook（1987），第598—599页。

19.内部记录请参见Niskanen（1988）。

20.参见Hufbauer、Berliner and Elliott（1986），第21页。

21.本节内容参考了Krueger（1996），该篇著作提供了贸易政策的产业案例研究。

22.参见Destler（1980），第196—197页。

23.里根（1990，第253—254页）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边听着人们的辩论，一边想着是否有一种办法既可以保持我们支持自由贸易这一立场的一致性，同时又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底特律并缓解数千名失业装配工的困境。”根据里根的说法，当他询问有没有人能够就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提出什么建议时，副总统乔治·布什插话道：“我们都支持企业自由经营，但是如果日本在我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宣布他们将自愿减少对美汽车出口，那么在座的有谁能找出什么错处来吗？”斯托克曼（1986，第157页）指责称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种下了这一念头的种子，称米斯“正在悄悄地将方钉钉入圆洞，说服自己和总统相信，我们要想维持自由贸易地位，需要做的就是说服日本人‘自愿’限制他们的出口。根据米斯的配方，我们的手会很干净；肮脏的工作由日本人自己去做。”另请参见Dryden（1995），第267—275页。

24.请参见McClenahan（1991）。关于自愿出口限制的综合性分析，请参见Jones（1994）。

25.若想了解对钢铁产业的不同分析，请参见Crandall（1981）和Howell et al（1988）。另请参见Moore（1996）。

26.Destler（1991，第262页）指出：“美国钢铁制造商在一天之内共同向商务部提交了132起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申诉的494箱300万页文件。”

27.参见PPP（1984），第2卷：第1312页。

28.从1966年到2001年，虽然消费量在上涨，但国内鞋制品产量从6.39亿双减少到1.29亿双，全职就业人数从233400人减少到28900人，这几乎要完全归因于工厂关闭。进口渗透率从1966年国内消费的13％上升到2001年的近97％（Freemanand Kleiner，2005）。

29.参见Minchin（2013），第99页。

30.在众议院投票之前，詹金斯恳请众议院“务必采取一些行动拯救美国的基础工业”。佛罗里达州民主党议员萨姆·吉本斯等反对者回答说：“没有哪个国家通过限制进口提高了生活水平。”（Minchin，2013，第116页）

31.参见PPP（1988），第2卷：第1486页。

32.第四版《多种纤维协定》计划生效5年，直至1991年，不过它后来被延期至1995年。《多种纤维协定》涵盖的范围最终从1977年的18个国家的出口扩大到1991年的41个国家，其中主要是小型发展中国家。

33.参见Gardner（1996）。

34.参见CQA（1986），第187页。

35，参见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4）。

36.参见Graham（1983），第130页。

37.请参见Krueger（1990b），以及Marks and Maskus（1993）。

38.参见Maskus（1989），第96页。

39.请参见Finger、Hall and Nelson（1982）。国际贸易委员会前任经济学家约翰·索米拉（John Suomela，1993）从内部人士的角度对某些个案进行了分析。

40.参见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1987）。CR，1985年11月13日，（参议院）第15315页援引了霍林斯的话。

41.参见Irwin（2005a）、Baldwin（1998）以及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1994）。

42.参见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1994），第50页。

43.经济学家和律师经常批评商务部使用的方法很有问题，这些方法在设计的时候似乎就是为了确保能够发现倾销行为并抬高计算出的倾销幅度。可参见Boltuckand Litan（1991）以及Finger（1993）。

44.参见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1994），第58页。

45.同上，第50页。

46.数据引自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1995），第3节第1页，以及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01），第41页。

47.参见Gallaway、Blonigen and Flynn（1999）。

48.这些经济学家受雇于联邦贸易委员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国会预算办公室。可参见Morkre and Tarr（1980）、Tarr and Morkre（1984），以及Rousslang and Suomela（1988）。

49.美国也可以通过拍卖美国市场销售配额权来获得配额租金。关于此类提议，请参见Bergsten et al（1987）。

50.这一估算结果接近于Trela and Whalley（1990）计算出的1986年的123亿美元。Hufbauer and Elliott（1994，第15页）发现，在使用局部均衡模型的情况下，《多种纤维协定》的福利成本在1984年为30亿美元，在1990年为86亿美元。Cline（1990，第191页）所做的局部均衡估算得出的结果是81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估算配额溢价时有所不同。De Melo and Tarr（1992，第105—106页）对这些数据之间的差异做出了解释，这些差异取决于对如何估算配额引起的溢价。

51.1987年，对外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限制对进口量产生的影响相当于对现有的纺织品征收10％的关税，对服装征收18％的关税分别再加上22％和28％的额外关税（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1989）。

52.De Melo and Tarr（1992，第89—90页）得出结论认为，《多种纤维协定》多让247000名工人继续就业于该产业，也就是该产业就业人数的12％。Cline（1990，第193—194页）的结论是，《多种纤维协定》留住了234000个纺织品和服装产业的就业岗位，其中多数都是服装产业岗位。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89）估算，消除贸易壁垒将使纺织品和服装产业的就业岗位减少233000—291000个，约占总数的15％。

53.Cline（1990，第95页）发现，“即使在最糟糕的时期（1982—1986年），（进口）对纺织品就业变化的负面影响也仅为生产率增长负面影响的1/6。”就纺织品而言，McKenzie and Smith（1987）发现，岗位流失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变革，而不是进口。

54.Cline（1990，第192页）计算，要想留住纺织品和服装产业的224700个工作岗位，每留住纺织品产业的一个工作岗位和服装产业的一个工作岗位的年度消费者成本分别是134686美元和81973美元。他总结道：“纺织品和服装产业的平均工资为每年12000美元上下，在通过保护措施保住服装产业工作岗位的时候，消费者付出的成本几乎是其收入的7倍，因为他们需要为相关工人提供带全薪的永久假期。就纺织产业工作岗位而言，这个倍数还要更高。”

55.据Feenstra（1988）估算，自愿出口限制仅在1983年和1984年产生了约束力，并且将日本汽车的价格提高了17％，这使得自愿出口限制的福利成本在1984年至1985年达到了23亿美元。根据Dinopoulos and Kreinin（1988）的补充，自愿出口限制将美国的需求转向欧洲汽车，而欧洲进口汽车的价格上涨又导致了34亿美元的额外福利损失。

56.Collard-Wexler and De Loecker（2015）由此得出结论：生产率快速增长和相关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钢材消费量下降或进口增长，而是垂直整合型生产商使用的旧技术被效率更高的小型钢厂生产商取代。

57.Baldwin（1985b，第109页）写道：“事实证明，进口限制措施经常是一种无效的政府监管形式，不会带来受保护行业和公众期望的就业和公平利益……它们带来的进口减幅以及国内产出和就业增幅要远远小于预期，更重要的是，在公平方面，它们往往没有帮助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群体。”

58.Reid（1990）指出，公司管理层承认，在提出201条款申诉的时候，哈雷的生产流程远远落后于日本先进的制造技术。请参见Kitano and Ohashi（2009），以及Irwin（2015）。

59.请参见Kahn（1999）。

60.Feyrer，Sacerdote and Stern（2007）。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每个县每失去一个钢铁或汽车工作岗位就会导致人口净减少1.8人。尽管“锈带”的一些县在失业率和人均收入方面迅速恢复，但其他一些区域属性（犯罪率、公共图书馆和餐馆）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了恶化。“锈带”制造业衰败的唯一一点慰藉就是环境质量得到了改善，尤其是空气中的颗粒物显著下降（Kahn，1999）。

61.Trubowitz（1998，第219页）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东北部工业化地区在自由贸易面前面临风险，而到20世纪80年代时，北部核心地带形成了强烈的保护主义，就像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那样。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部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石，但现在已经超过南部地区，成为自由贸易导向程度最深的地区，而南部地区则处在东北部保护主义和西部自由贸易的中间。”

62.请参见Lande and VanGrasstek（1986）。

63.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里根总统拒绝了他的顾问埃德温·米斯（同样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提出的保护葡萄酒业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提议（Stuart Auerbach，“Reagan Rejects Meese’s Plea to Back Bill Aiding Wineries，”WP，1984年2月17日，第A2版）。

64.参见Caroline Herron and Michael Wright，“A Race for Import Curbs，”NYT，1985年9月22日，第A5版。

65.参见Destler and Henning（1989），第104—105页。

66.Destler（1986，第84页）报告称，在634部法案中，“99部属于直接而严重的保护主义，另有77部也有这一可能性，因为它们会使准司法贸易救济更易获得。”

67.Destler（1991，第279页）指出，该决议针对的显然是里根政府，而不是日本。就像他报告的那样，在被问及参议院为什么如此反对日本时，参议院一名助手回答说：“你不明白。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日本人，而是白宫！”

68.参见Destler（1995），第272页。

69.参见CR，1988年10月4日，（众议院）第9497页。

70.请参见Graham（1992）。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摒弃制定产业政策的想法。卡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1983，第4页）写道：“现实情况与产业政策倡导者依据的四个前提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相符。美国不会去工业化。日本的产业成功并不是因为它的产业政策。政府无法设计出双赢的产业结构。最后，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下，不可能以产业政策倡导者设想的那种实质性的、效率驱动的方式在个别企业和地区中甄选。”

71.参见Shoch（2001），第97页。

72.参见CQA（1985），第254页。

73.参见Steven V.Roberts，“The President’s Hard Sell on Free Trade，”NYT，1985年9月29日，第Al版。

74.关于美国对日贸易政策评估，请参见Porges（1991）、Schoppa（1997），以及Kunkel（2003）。

75.参见Zinsmeister（1993）。

76.参见Lincoln（1990），第16页。

77.经济学家关于日本贸易模式独特之处的论述，请参见Krugman（1991）。

78.参见CQ（1984），第157页。

79.美国也反对保留牛肉、柑橘、烟草和皮革的进口配额，这些成了双边谈判的主题。1986年，针对运输机械（汽车零部件）开展了另一轮“特定产业市场导向”（MOSS）谈判：这些谈判专注于财团和其他私人企业的行为以及美国公司对日本企业的销售，包括在美销售，从而取得了新的突破。

80.参见Greaney（2001）。

81.关于商务部贸易谈判代表对这些斗争的描述，请参见Prestowitz（1988）。

82.Baker（2006，第427页）在回忆录中写道：“强势美元与弱势外币之间的差异使外国竞争者拥有了超过美国公司的巨大优势。这促成了我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并引发了对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的需求。”

83.沃尔克后来写道：“无论政府是否愿意承认，美元的汇率都已经高到非常麻烦的水平。当然，从经济或政治角度看，这种情形看起来不可持续。”贝克和他的副手理查德·达曼（Richard Darman）“用不着成为经济学博士就可以将（保护主义）压力与美元走强相挂钩”（Volcker and Gyohten，1992，第228—229页、第241页）。

84.参见Destler and Henning（1989）；Bergsten and Green（2016）。

85.参见PPP（1985），第2卷：第1127—1128页。

86.301条款的使用是有争议的；批评者称之为“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请参见Bhagwati and Patrick（1990）。

87.本节内容参考了Irwin（1996a）。

88.Prestowitz（1988）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情形，并探讨了美国谈判代表和日本谈判时面临的困境。

89.附函内容发表于Irwin（1996a）。

90.参见Odell and Matzinger-Tchakerian（1993）。

91.参见Bayard and Elliott（1994），第14页。

92.参见Stuart Auerbach，“Baker Calls US Late in Attacking Trade Gap，”WP，1987年9月15日。

93.参见CQA（1986），第344页。

94.参见PPP（1986），第1卷：第689页。

95.参见CQA（1986），第343页。

96.参见CQA（1987），第640页。

97.关于1988年的这一法案，请参见Schwab（1994）和Grinols（1989）。关于国会对该法案不同组成部分的投票模式，请参见Nollen and Quinn（1994）。

98.参见Laird and Yates（1990），第312页。也可参见Nogués、Olechowski and Winters（1986）。

99.参见Low（1993），第76页。

100.Aho and Bayard（1982）是该时期的另一篇悲观主义作品。

101.邓克尔的引语摘自Wolff（1983，第363页）和Croome（1995，第11页）。

102.宣言还呼吁各国“坚持不懈地做出努力，确保贸易政策和措施符合《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和规则，并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贸易政策、提出立法议案时抵制保护主义压力；同时不采取或不维持任何与《关贸总协定》不一致的措施，并坚持不懈地做出努力，避免采取限制或扭曲国际贸易的措施”（NYT，1982年11月30日，第25版）。

103.比如说，1982年关于贸易协定计划的报告指出：“美国仍将《关贸总协定》的多边制度视为实现自身利益和其他贸易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1986年的报告重申“美国仍然致力于《关贸总协定》和多边谈判进程”，但补充说“多边谈判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且“美国已经决定，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多边、复边还是双边背景下，只要存在贸易自由化的机会，就会追寻这样的机会”（Richardson，1994，第641页）。

104.参见PPP（1985），第2卷：第1129页。

105.以色列想要达成协定的目的是巩固与美国的关系，并确保其出口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虽然出口到美国的以色列产品中有90％属于免税进口，但是市场准入还得取决于国会是否批准“普遍优惠制”和其他计划。如果有了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就可以扩大并确保市场准入。

106.出于这个原因，之前关于双边贸易协定（1854年、1911年和1947年）的所有磋商都是由加拿大方面提出来的。1854年的协定只生效至1866年就被美国废除。1911年，两国达成协定并获得参议院批准，但是众议院议长表示协定将会带领美国走上吞并加拿大之路，在这之后加拿大议会否决了该协定。

107.德里克·伯尼（Derek Burney，2005，第109页）是加拿大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后来出任加拿大驻美国大使，他表示：“我们现在充分认识到两国对自由贸易的看重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自由贸易在加拿大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心力交瘁的问题，全国、各省乃至市政当局都以积极、激烈以及党派分明的方式对这个问题展开辩论。而在华盛顿，它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涟漪。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竭力让美国政府认识到加拿大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并对之采取相应的态度。”

108.若想了解加拿大方面对谈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Hart（1994）、Ritchie（1997），以及Burney（2005）。

109.墨菲基本上得走一个跨部门流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商务部和其他人会对协定的具体细节百般挑剔。马尔罗尼总理（Mulroney，2007，第566页）在回忆录中写道：“彼得·墨菲是一位能干的谈判代表，但是他在政府中没有上层政治人物撑腰，因此他专注于美国各机构官员和重要国会议员确定的‘刺激物’，并对加拿大的提议给出了符合最低共识的答复。”

110.参见Gotlieb（2006），第486页。

111.加拿大官员对美国毫无章法的谈判进程很不以为然，但对贝克赞不绝口。戈特利布大使（Gotlieb，2006，第490—491页）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佬的表现很可恶。国会山上的那些混蛋……给政府施压，然后政府就迷失了方向。它没有表现出任何历史担当。贝克是唯一一个有着更高精神层次的人。”戈特利布担心自己的国家浪费了两年的时间筹划谈判。“美国人既心胸狭隘又群龙无首，加拿大的部长则立场不一、反复无常。”

112.正如贝克所说，“我不得不打破很多瓷器。我不得不推翻（美国贸易代表）克莱顿·尤特的意见。他对此持反对意见。我不得不打电话给六位参议员和各位国会议员。我知道我提出这个建议让自己陷入了大麻烦。我为加拿大承担了很大的风险”（Gotlieb，2006，第491页）。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贝克果断的领导力：当司法部的一份备忘录凭空冒出来并声称争端解决机制违宪时，贝克回答说“胡说八道，给我接通司法部长”，然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原来这份备忘录是商务部官员想出来的主意，他们不希望让自己的贸易救济裁定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Gotlieb，2006，第492页）。

113.正如吉本（Gibbon）所说：“我不敢说人们对协定有很大的热情。”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拉法尔斯（John LaFalce）承认：“国会议员对美加关系漠不关心。”（CQA，1987，第662页）

114.参见Singleton（1990）。

115.参见CQA（1990），第144页。

116.参见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1991）。

117.参见PPP（1990），第2卷：第1364—1365页。

118.参见Hufbauer and Elliott（1994），第15页。

119.Noland（1997）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追逐幻影”，因为它使用301条款对付的是那些拥有大额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而不是那些采取明显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国家。

120.《结构性障碍协议》（SSI）专注于深层次的政策和实践，并寻求改变日本的分配制度、公共工程支出、土地改革、排他性财团的商业行为和反垄断政策的执行。

121.请参见Kunkel（2003）和Lincoln（1999）。

122.参见Kunkel（2003），第167页。

123.Kunkel（2003，第173页）指出：“日本官员对所有术语——指标、基准、标准、准绳、目标——都持谨慎态度，这些术语都可以被解释成在美国贸易法律下可强制执行的政府承诺。”这一政策工具甚至被赋予“自愿进口扩张”（VIE）的名称，与自愿出口限制相对应。请参见Bhagwati（1987）和Irwin（1994）。

第十三章　从全球化到极化，1992—2017年

1.参见PPP（1985），第2卷：第1129页。

2.参见PPP（1988），第1卷：第88页。在1980年大选中，里根提出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北美协定推动三国之间贸易投资的主张。

3.20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启动单边贸易改革，并决定于1986年加入《关贸总协定》，由此开始缓慢地开放严格管控下的经济。杰米·塞拉·蒲彻（Jaime Serra Puche）强调，墨西哥在普遍优惠制下享有出口优势，但受到出口上限的限制。譬如，依据普遍优惠制，它可以按优惠条件向美国出口10万台扩音器，但只要它的出口在这个基础上多增加一台，那么出口的所有扩音器都无法再享受优惠政策。请参见Boskin（2014），第20页。

4.墨西哥贸易部长杰米·塞拉·蒲彻称：“某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萨利纳斯到我（在达沃斯）的房间里对我说，‘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们没有被列入外国直接投资的地图。为什么我们不开始考虑和美国发展贸易？’”同上，第19—20页。

5.布什政府的很多高层官员都来自得克萨斯州。这个事实成功地帮助墨西哥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Mayer，1998，第41页）。了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起源及其谈判过程请参见Mayer（1998）以及Cameron and Tomlin（2000）。请参见Van Bertrab（1997）了解墨西哥如何看待这些谈判。

6.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和他的助手在刚刚结束的大选中花了不少精力艰难应对美加自由贸易问题带来的麻烦，所以起初他们认为，加拿大已经疲于开展自由贸易，不应该参加自由贸易协定，但很快他们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只有加入自由贸易协定才能保护本国在美国市场上的利益，尽管很多加拿大官员对此不情不愿。

7.他们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当于大幅扩张了的美墨联营工厂项目。这个项目允许美国制造商将组装业务放到墨西哥，即美国企业把零部件运到墨西哥免税组装，然后把成品再出口到美国就无须缴纳关税（美国关税税则中的离岸组装条款允许这类成品免税进入美国）。虽然墨西哥的美墨联营工厂自1965年起就已经启动，但墨西哥在这个项目下的对美出口直至80年代才开始实现快速增长。

8.请参见Preeg（1995），第129页。

9.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发起反对“快速通道”动议的议员更感兴趣的是阻止美国签署《关贸总协定》，而不是阻止它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北达科他州民主党众议员拜隆·多根（Byron Dorgan）是因为农业补贴减少而表示反对；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是因为废除了《多种纤维协定》而表示反对。

10.正如Mayer（1998，第69—70页）指出：“然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自由贸易没有威胁到多少经济部门。种植特定农产品的农民（特别是种植柑橘类水果、甘蔗、甜菜和西红柿等温带水果的农民）和生产服装、扫帚和玻璃等产品的受保护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商完全有理由担心这份协定会使它们面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过与众多必将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产业相比（如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三大汽车制造商、农业企业以及几乎所有美国大企业），这些潜在的输家并没有造成太多政治威胁。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还可以承诺通过谈判延长过渡期或采取其他措施来应对特殊情况，以缓解国内产业受到的打击。因此，自由贸易的主要反对力量并不像过去那样，来自坚守贸易保护主义的生产者，而是一个由工会、环保主义者和基层组织组成的新兴联盟。”另请参见Aaronson（1996）。

11.请参见Shikher（2012）。

12.正如Mayer（1998，第142—143页）报道得那样，“福特CEO哈罗德·雷德·波林（Harold‘Red’Poling）听说美国做出让步后火冒三丈，并马上致电（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朱尔斯·卡茨（Jules Katz）。波林认为他们已经和政府谈好了要使北美比例达到65％。为了使他冷静下来，卡茨提醒他说‘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是以2.5％的关税为基础上调或下调2.5％’。”

13.Cameron and Tomlin（2000，第40—41页）强调了其中的讽刺意味：墨西哥希望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而它又不愿使本国市场对外国投资开放；而美国担心本国投资外流进入墨西哥，却在对墨西哥施压，要求它对这些投资打开国门。

14.参见Mayer（1998），第229页。

15.1991年，部分民主党支持者质疑克林顿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举动缺乏政治智慧，他回应说：“如果你们希望我像孤立主义者或保护主义者那样行事，那么你们需要另找候选人。我是不会这么做的。”（WSJ，1993年11月2日）。

16.请参见Grayson（1995），第121—122页。克林顿认同这份协定的过程并不轻松。正如Harris（2005，第95页）所说：“从学术层面，克林顿作为自由贸易的信徒激情万丈地支持这份协定，但在政治层面，这份协定使他如芒刺在背……一年前克林顿还是总统候选人时，他应该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何表态的问题一度使竞选陷入瘫痪状态。他支持过这份协定，但把各种限制条件像‘蛋黄酱’一样厚厚地涂在他的主张外面，掩饰他的真实态度，所以他的承诺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17.参见PPP（1993），第1卷：第209页及以后各页。

18.同上，第210页。

19.不过美国政府磋商补充协议时，不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加太大压力。这不仅因为加拿大和墨西哥坚决拒绝对劳工和环境做出强有力的承诺，而且因为一旦补充协议生效，虽然部分民主党人会因此投票支持贸易协定，但也会损失共和党的一部分支持票。商业团体与共和党警告说，如果补充协议过于严苛，而给他们带来新的监管负担，那么他们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力度会减弱。由于民主党很可能会一致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最好的情况也只是对这份协定意见不一，所以共和党的投票对于能否通过这份协定至关重要。克林顿政府在这当中找到平衡点的难度相当大：如果补充协议过于乏力，就不足以平息反对者的情绪，或者无法赢得摇摆不定的民主党人的支持；而如果它们过于强势，又会丧失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

20.请参见Mayer（1998），第179页、第224页。

21.同上，第144—145页。

22.参见Grayson（1995），第180页。

23.参见Mayer（1998），第253页。

24.参见Grayson（1995），第177页。

25.参见Minchin（2013），第195页。

26.参见Orden（1996）。

27.参见Mayer（1998），第220—221页。

28.参见NYT，1993年9月17日。

29.请参见Mayer（1998），第341—342页。

30.克林顿政府试图赢得戈普哈特的支持，但他从来不说清楚这份协定需要包括哪些具体条款才能获得他的支持（Mayer，1998，第201页）。

31.克林顿在私下交谈中提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称“政策是好政策，但不好在政治层面操作”。总统深信由于这份协定承诺使墨西哥对美国货物的开放程度超过美国市场对墨西哥商品的开放程度，所以反对它的行为“极不理性”（Branch，2009，第49—50页）。

32.参见PPP（1993），第2卷：第1489页。

33.尽管总统的声明非常圆融得体，但前总统卡特猛烈抨击了罗斯·佩罗。他说：“不幸的是，现在我国有一位财力极其雄厚的煽动者全然不在乎事实的真相，不断加剧美国公众的恐惧感和不确定性。”（NYT，1993年9月15日）

34.参见Michael Duffy and Laurence I.Barrett，“Secrets of Success，”Time，1993年11月29日，第26页。

35.参见Engel and Jackson（1998）。

36.请参见Grayson（1995），第211页。盖洛普在辩论前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34％的受访者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38％的受访者反对它。同一批受访者观看了电视辩论后再接受民意调查时，57％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项协定，36％的受访者反对它（Gallup，1994，第194—197页）。

37.参见Mayer（1998），第315页。

38.请参见Box-Steffensmeier、Arnold and Zorn（1997）。

39.克林顿让坎特“开一间糖果铺”来赢取佛罗里达的选票，包括放宽部分农业环保规定。他与Branch（2009，第83—84页）交谈时，“描述了他的谈判代表如何避免佛罗里达州爆发灾难。他们利用政策调整成功安抚柑橘种植者之前，佛罗里达的23名民主党议员中有21名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40.参见Mayer（1998），第317页。

41.参见CR，1993年11月17日，第29936页。

42.同上，第29947页。

43.参见Branch（2009），第83页。克林顿（2004，第557页）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整个团队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打了一场大胜仗，但……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国会的民主党人四分五裂，劳工运动中不少坚定支持我们的人因为这份协定而对我们暴跳如雷。”

44.国际电子工人工会的总裁评论说，克林顿“骗了我们，我们永远记恨在心”（Susan B.Garland and Richard S.Dunham，“Sweet Victory，”Business Week，1993年11月24日，第34页）。

45.参见Branch（2009），第60页。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主席艾尔·弗罗姆（Al From）称：“3/4的民主党党团认为克林顿是对的，但他们不敢投支持票。”（NYT，1993年11月17日）众议员吉姆·克尔比（Jim Kolbe）说：“如果人们凭良心投票，那么这份协定轻而易举就可以通过国会……私下里说，绝大多数议员都认识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价值。”米基·坎特回忆说，总统曾经问那些尚未表态的众议员：“‘如果可以进行秘密投票，你会做什么选择？’。好吧，每个人都说：‘我们当然赞成它’。然后他说，‘你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Boskin，2014，第26页）。

46.譬如，请参见Kahane（1996），Holian、Krebs and Walsh（1997），Uslaner（1998），以及Baldwin and Magee（2000）。

47.请参见Burtless et al（1998），第57页。

48.请参见Romalis（2007）。Caliendo and Parro（2015）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墨西哥与贸易联盟成员国的贸易增长了118％，美国与贸易联盟成员国的贸易增长了41％，加拿大与贸易联盟成员国的贸易增长了11％。他们还发现这份协定提高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实际工资水平，使墨西哥的总体福利水平提升了1.3％，美国的总体福利水平提升了0.08％。总之，Shikher（2012）的报告称，人们在预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影响时，使用的经济模型严重低估了这份协定对贸易的影响，但是比较准确地预测了它对收入和就业造成的小幅影响。

49.参见PPP（1993），第2卷：第2180页。

50.请参见Croome（1995）、Preeg（1995）、Paemen and Bensch（1995）以及VanGrasstek（2013）了解“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相关史实。

51.参见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4）。

52.参见Croome（1995），第138页。

53.参见Sell（2003）。

54.美国推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谈判时表现得尤为卖力。欧洲最高谈判代表所说，“如果说美国人对欧洲（在知识产权上）的愿望表现得漠不关心，那么对第三世界担心的问题，他们完全不屑一顾……无论是因为他们生来就不够敏感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美国人极不合作的态度没有阻止他们的代表团想方设法”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体系以保护制药业、娱乐业和软件制造商的知识产权（Paemen and Bensch，1995，第167页）。

55.《关贸总协定》的报告称，1989年有236份进口限制协定游离于《关贸总协定》的纪律准则之外（Low，1993，第76页）。在这些协定中，美国参与了67份协定，而欧洲共同体参与了127份协定。

56.请参见Destler（2005），第161页、第217页。

57.参见Croome（1995），第144页。

58.请参见Bhagwati（1993），第25页。请参见Bhagwati and Patrick（1990）了解关于301条款的辩论情况。VanGrasstek（2013，第52页）指出：“美国经常动用301条款和报复其他国家的手段而不是借助《关贸总协定》体系来界定和实现自身的权利。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国家坚决要求终止这种行径，而我们怎么夸大这种要求的优先性都不足为过。”“在争端解决谈判中，欧共体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明确禁止成员国对多边规则中涉及的问题采取单边行动。”

59.请参见Jackson（1990），第94页。杰克逊因此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Van-Grasstek，2013，第57—68页）。

60.参见Croome（1995），第273页。

61.参见Preeg（1995），第114页。

62.同上，第118页。

63.法国坚决反对采取任何削减补贴的措施。请参见Paemen and Bensch（1995），第182—189页，这本著述极其生动地描述了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孤立状态。

64.一年后，《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到处散发众所周知的“邓克尔草案”。它总结了乌拉圭回合谈判已经取得的进展，并且针对农业补贴上的分歧提出折中方案，清晰地描绘出当时谈判的状况。从《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的身份来说，这个举动非常大胆，因为他没有权力调解各国政府谈判代表之间的谈判，但后来人们认为，这是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继续前进的一项重要举措。

65.参见PPP，1992—1993，第1卷：第77页。

66.欧洲的首席谈判代表称：“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人这么坚韧不拔，这些谈判就不可能启动。”（Paemen and Bensch，1995，第91页）

67.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反对乌拉圭回合谈判一揽子协定的原因在于，废除《多种纤维协定》威胁到了他所在州的纺织业就业情况。霍林斯将这份法案压在委员会，在“快速通道”授权到期之前强行要求国会对该一揽子协定举行投票，这在“跛脚鸭会期”极为少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硬生生地迫使国会在大选后进行投票表决，反而使这一揽子协定获得更多国会支持。

68.民主党并不担心在自己投票支持乌拉圭回合后，工会会像之前审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那样报复他们。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反对创建世界贸易组织。他们担心这个组织会迫使美国在主权上做出让步，使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家小组有权力对美国国内的法律和贸易政策决策指手画脚。

69.请参见Finger、Ingco and Reincke（1996）了解关税减让的情况。经合组织的研究预测，乌拉圭回合谈判一揽子协定的市场准入条款将使静态福利提升184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0.5％～1.0％（这项研究结果是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的，它没有包括动态福利增长或不完全竞争。如果加入这两个因素，都会进一步提高之前的计算结果）。

70.请参见MacDonald and Vollrath（2005）。美国还必须将服装的平均关税从1994年的17.2％下调至2004年的15.2％。

71.价格急剧下跌证明了产品质量滑坡（Harrigan and Barrows，2009）。我们可以从第十二章看到，就像采取出口配额措施会提升产品质量一样（如果出口数量受到限制，那么出口商会出口价格最高且质量最好的产品），不再受到配额限制的出口商出口的都是质量较差的低价产品。

72.参见Ingco（1996）。

73.参见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4）。

74.请参见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2001）。

75.工会仍然因为自己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争中的惨败感到愤懑，并继续威胁要惩罚那些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民主党人，拒绝给他们提供政治献金（Engel and Jackson，1998）。

76.参见PPP（1997），第1卷：第115页。

77.在1974年、1979年、1984年和1988年，“快速通道”授权都是大型贸易法案的组成部分，而这些法案中有不少条款都深得国会支持。1991年“快速通道”授权作为独立的法案在国会投票表决时，遭遇了巨大的阻力。1997年的情况与此如出一辙。

78.引自Devereaux、Lawrence Watkins（2006），第227页。另请参见Schneitz and Nieman（1999）及Bardwell（2000）。

79.参见CQA（1998），第23—29页。

80.正如Han and Brady（2007，第506页）强调的那样：“近年来美国进入两极化时期，折射出国会的两极化格局，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格局经常居于主导地位。”事实上，真正反常的历史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开启的两党合作期。DeVault（2013）认为，促使两党合作的不是重新划分选区，而是因为“党派联合情况的变化对投票行为的影响明显超过选区特征的变化”。

81.Conley（1999）发现，1997年是选民压力（用劳工的政治力量衡量）驱动国会议员反对克林顿提议的“快速通道”授权法案。

82.参见CR，1998年9月25日，（众议院）第22154页；CR，1998年9月25日，（众议院）第8797页。

83.民主党内部的人员更迭也导致了他们更激烈地反对贸易协定。在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老派民主党人更认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而年轻一代的民主党人则以选民的意见马首是瞻。

84.参见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5）。请参见http://www.bls.gov/news.release/union2.nr0.htm。

85.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丹尼斯·库钦奇（Dennis Kucinich）抱怨行政部门更关心的是金吉达品牌国际公司（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但在中美洲运营的公司）将香蕉卖到欧盟时面临的贸易壁垒，而不理会国内的钢铁企业。他说：“美国不是用香蕉建造起来的，而是钢铁。简而言之，这种（忽略钢铁产业的）贸易政策太疯狂了。”CQA（1999），第20—23页。

86.钢铁产业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国会不能创新性地提供援助。2000年，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在一份（与贸易完全无关的）议案中加入一个条款，要求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产生的收入分配给请求政府援助的公司，而不是把它们上交美国财政部。在随后几年里，《伯德修正案》将超过1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拨付给国内钢铁生产商和其他接受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补贴的公司。欧盟和其他国家纷纷谴责这项政策，认为这属于不合理的补贴，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2002年，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家小组支持这些国家的申诉，很快其他国家就获准对美国进行报复，除非美国停止为本国公司提供这种转移支付。老布什政府最终说服国会在2005年废除了《伯德修正案》。

87.参见NYT，1999年12月3日，第1版。

88.1994年12月，美国和西半球的其他23个国家在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峰会上承诺在2005年之前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相关谈判。然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对这份计划充满疑虑，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到了2003年，美洲自由贸易区已经无望变成现实。

89.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于不同年份发布的《国际贸易统计数据》（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90.从1990年到2001年，众议院每年都对取消中国临时性最惠国待遇的提案举行投票表决，并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通过这些提案。

91.参见Hufbauer and Rosen（2000）。

92.参见Jackson and Engel（2003）。

93.和当初美国讨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的情形一样，很多众议员都希望通过赋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提案，但是如果他们不确定这部提案一定能通过，就不愿投票支持它。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曾说过：“绝大多数议员都知道这绝对是美国要做的事情。”但随后又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投赞成票。”（CQA，2000，第20—25页）

94.农业利益集团通过游说为这部法案赢得的赞成票与劳工组织促使国会议员投出的反对票不相上下（Gilbert and Oladi，2012）。

95.美国联邦审计总署（GAO，1994，第3页）发现，美国企业“认为美国每年审议是否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引发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最重要问题”。Handley and Limo（2015）发现，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使中国进口在这一时期增长了近1/4。

96.在2001年至2003年的3年里，制造业生产下滑之后很快就复苏了，而就业情况一直未能触底反弹。Pierce and Schott（2016）发现，在那些（如果未能持续赋予中国市场准入许可）中国可能需要缴纳高关税的领域里，中国进口的增长势头更加迅猛，相关产业流失的工作机会更多。另请参见Acemoglu et al（2016）。

97.请参见Autor、Dorn and Hanson（2016）。其他研究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导致美国流失更多就业机会，但它们采取的方法论令人生疑。经济政策研究所（EPI）认为，在2001年至2014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失去了320万个就业机会（Scott and Kimball，2014）。然而，使用中国进口产品的美元价值计算中国进口产品对就业的影响，夸大了它们对美国就业市场的冲击。消费性电子产品出口中的中国成分相对较少（中国往往进口零部件，将它们组装后再出口国外）。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假设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这些货物，那么会在本土制造，而不是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由此创造出就业机会。

98.参见Field and Graham（1997）。

99.参见Charles，Hurst and Notowidigdo（2016）。

100.参见Lawrence（2014），第86页。

101.参见Hicks and Devaraj（2015），表4。

102.请参见Lawrence Katz对Krugman（2008）的评论。

103.“2000年以后，非欧佩克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比重迅速攀升，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进口比重在下滑……然而，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工人的工资都在缓慢增长，不平等几乎没有扩大。”（Lawrence，2008，第31页、第34页）

104.关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分析请参见Yang（2012）。

105.请参见Goldstein and Lardy（200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Michael Mussa（2008，第281页）指出：“毋庸置疑，人民币的汇率一直被严重低估，而且刻意被中国政府保持在低位。中国的相关政策强力阻止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是其目标所在。”

106.请参见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201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相关条款规定其成员国有义务“避免操纵货币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来阻止对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调整或者获取不公平的优势”。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责任监督其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但它并没有提醒人们关注中国的货币政策。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人民币“被低估”，但不认为称这是被操纵的结果。Mussa（2008，第281页）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作为是“严重的行为不当和渎职行为，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107.进口冲击没有影响现任议员的再选率。议员们从战略上调整了自己对贸易法案的投票，但没有改变对其他法案的投票选择（Feigenbaum and Hall，2015）。

108.2005年《多种纤维协定》到期失效时，老布什总统同意与中国签订谅解备忘录，为美国纺织品和服装进口的34类产品设置21项配额。这些临时性配额并没有放缓中国对美服装出口的飞速增长，最终于2009年被废止。

109.参见Koopman、Wang and Wei（2012）。

110.参见Bown and McCulloch（2009）。

111.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08，第9页）发现：“从1998年至2005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在美国市场的占比增长中约有1/3，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进口占比增长放缓，有时甚至出现负增长。”在1998年前，其他国家给中国让出来的市场份额比这个比例还要高。

112.例如，小布什签署《2002年贸易法案》时表示：“事实还证明自由贸易是创造全球繁荣和促进政治自由的有效战略……提高跨境贸易的自由度最终会使本国公民享有更多自由。”（PPP，2002，第1356页）

113.请参见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2000年10月28日的文章Eun-Kyung Kim，“Candidates Stump in Key Swing States”。据说这一承诺起源于竞选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的计算结果，即承诺救助钢铁产业会使西弗吉尼亚州的选举团投票向共和党倾斜。事实上，卡尔·罗夫很可能是对的：布什拿下了西弗吉尼亚州，这是1984年以来共和党人第一次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也是在1932年以来的18场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第四次拿下这个州。如果当初没有拿下西弗吉尼亚州，小布什就会输掉整场竞选。

114.在某次重要会议之前，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和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敦促副总统切尼拒绝开征钢铁税。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从总体上说，两党在自由贸易上达成共识是过去10年取得的伟大胜利之一，而总统无视这一共识会使很多选区感到困惑”，而且这一举动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奥尼尔凭借自己担任美铝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经验提出了一份国际协定，希望减少世界钢铁市场的过剩产能，从根本上形成一个全球钢铁卡特尔来管理全球生产（Suskind，2004，第216页）。总统顾问卡尔·罗夫认为，为钢铁产业提供贸易保护措施有利于2002年中期选举，可以把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有力地推向共和党的阵营。2002年2月，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负责人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上就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做出最终决定。根据苏斯金（Suskind）的说法，切尼和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倾向于采取保障措施，而其他大多数与会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不过也没有提出强烈反对。佐利克认为，救助钢铁产业能够确保参议院通过“快速通道”授权法案，而当时参议院尚未对此进行投票。

115.请参见Hufbauer and Goodrich（2003）、Bown（2013）以及Finger（2012）。

116.请参见Read（2005）。

117.请参见Zoellick（2000）。Bergsten（1996）率先提出“竞争式自由化”这个术语描述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过程。请参见Evenett and Meier（2008）。

118.请参见Nomination of Robert Zoellick：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inance，US Senate，第107届国会（2001）。

119.请参见Blustein（2009）。

120.佐利克将贸易自由化描述为爱国者的必然之举。他暗示反对“贸易促进权”的力量来自“贸易保护主义者”或者那些“出于其他极其狭隘的利益或理由阻止这一授权的”国会议员，“后者中的一些人与为他们提供资助的地区之间在政治上有扯不清的关系。”这番言论惹怒了国会筹款委员会中的纽约州资深民主党人查尔斯·兰格尔（Charles B.Rangel）。他立即推迟了对“快速通道”议案的审议，要求佐利克“公开道歉”。“毫无疑问佐利克太过分了，”积极支持开放贸易的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伯特·松井补充说，“我感到非常失望。”（CQA，2001）

121.他们说服了两位关键的共和党人——南卡罗来纳州的吉姆·德敏特（Jim DeMint）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宾·海耶斯（Robin Hayes）——支持这一议案，并承诺不会让美国赋予非洲、加勒比和安第斯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伤害这两位共和党人所在选区的纺织品印染和纺织品整理产业。海耶斯出身于一个纺织业家庭，还在北卡罗来纳州拥有一家织袜厂，不过他因不能投票反对“贸易促进权”（TPA）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他投票支持了这一议案，并在投票结束后泪洒众议院（Foer，2002）。

122.请参见DeVault（2010b）。

123.后来参议院在2002年5月对安第斯贸易优惠议案进行投票的时候，顺势批准了“贸易促进权”（TPA）。最终国会于2002年7月同意授予总统谈判权。

124.请参见Shapiro（2006），第29页。

125.请参见Blustein（2009）了解多哈回合的艰难进程。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期望被授予非互惠市场准入，他们坚信根据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和发达国家在多哈回合上做出的承诺，发达国家理应赋予它们这种待遇。当然，发达国家仍然坚持要求实现互惠互利。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同时做出让步。

126.请参见Minchin（2013），第305页。

127.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2004）指出，《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覆盖的经济体只占美国经济规模的2％。美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产品价值为1680万美元，其中80％已经在普遍优惠制的框架下免税进入美国，而当时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额为12.63亿美元。国际贸易委员会预计逐步取消这些国家的关税并最终完成后，美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货物总额将增加0.07％（主要是纺织品、服装和食糖），但增加的这部分进口主要是取代其他供应国的进口，因此美国的净进口量只是小幅增加。除了食糖以外，这些国家的进口增加对国内生产者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国际贸易委员会还估计，这些国家清除贸易壁垒将使美国的出口增加0.16％。

128.请参见CQA（2005），第14—17页。

129.例如，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罗宾·海耶斯所在选区的纺织和服装产业已经失去数千个工作岗位。他在投票前宣布自己反对这份协定。“我全心全意地反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海耶斯说，“它无法使我代表的核心选区实现最大利益。”他说，“每次我开车穿过坎纳波利斯，看到那些空荡荡的工厂时，我就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投票支持这份协定。”但是众议院议长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丹尼斯·哈斯特（Dennis Hastert）对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承诺采取措施限制从中国进口的服装，最终成功地说服了海耶斯在午夜前改投支持票。海耶斯后来回忆说：“我正在众议院的衣帽间忙自己的事情，议长突然走过来说，‘我们必须得到你的支持票’。作为回报，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帮助第8区的人民，”海耶斯险些没有在2006年的选举中成功连任（NYT，2005年7月29日）。

130.DeVault（2010a）发现，竞选捐款没有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会投票模式产生太大影响。此外，Guisinger（2009）发现，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在各个选区引起太多关注，所以当时在任的议员在随后的选举中没有因为支持这份协定而受到太多惩罚。

131.后来Magee（2010）的计算表明，如果当时统领白宫的是民主党总统，那么无论是2001年的“贸易促进权”议案还是2005年的《美国-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都不会通过国会审议，因为由此流失的共和党支持票会超过增加的民主党支持票。

132.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224票对195票。民主党以218票对10票的结果支持这份协定，共和党以185票对6票的结果反对它。

133.参见PPP（2008），第497—498页。

134.请参见Peter Engardio，“Refighting NAFTA，”Business Week，2008年3月31日，第58页。

135.全球贸易的降幅中只有2％（0.2个百分点）是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造成的（Kee、Neagu and Nicita，2013；Henn and McDonald，2014）。尽管在此次危机中，贸易壁垒确实被暂时性加高（如开征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但此类措施的使用程度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Bown and Crowley，2014）。

136.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监测显示，在此次危机期间，贸易限制措施没有大幅增加，尽管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模糊型”保护主义在四处蔓延，如具有歧视性的政府采购规则及健康安全法规，它们加重了外国企业的负担，使本国企业从中渔利。

137.对这一案例的分析请参见Hufbauer and Lowry（2012）。

138.Barack Obama，2015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2015年国情咨文）。在线资源请参见American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08031（访问时间为2016年9月14日）。

139.“Inaugural Address：Trump’s Full Speech.”（“特朗普就职演讲全文”）在线资源请参见CNN政治版块，http://www.cnn.com/2017/01/20/politics/trumpinaugural-address/。

140.请参见William Mauldin and Siobhan Hughes，“Congress Tests Trump Officials onTrade，”WSJ，2017年2月17日。

141.“In US，Record-High 72％See Foreign Trade as Opportunity.”在线资源请参见Gallup的网站http://www.gallup.com/poll/204044/record-high-foreign-trade-opportunity.aspx？

结　语

1.这些引文及其他类似引文来自Pastor（1983）。作者将它们称为“哭泣叹息”综合征。

2.参见PPP（1993），第2卷：第2198页。

3.请参见Dür（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