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总统，民主党得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首次全面掌控政府。奥巴马政府与众议院的民主党人观点相同。他们认识到贸易问题会在党内和各个选区之间造成内部分裂，所以尽可能不要提上议事日程。奥巴马政府没有推出新的措施限制进口（只有一个例外），而是直到连任之后，才开始在第二届任期内推动诸多新贸易协定。

奥巴马刚刚就职时对贸易协定没有太大热情，与比尔·克林顿这样长期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民主党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一个北方民主党人，奥巴马所在的选区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贸易协定即便不是充满敌意，也是疑虑重重。奥巴马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时发表的回忆录《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描述了2005年自己在《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投票过程中的挣扎纠结。他（2006，第172页）承认：“这份协定对美国工人构成的威胁不大，它涉及的几个中美洲国家，经济体量加起来也不过相当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经济规模，”他总结称，“总的来说，《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或许给美国带来了净收益。”然而，工会领袖认为这份协定带来了巨大威胁，提醒奥巴马注意工会的观点，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导致成千上万工人失去工作。奥巴马（2006，第176页）回应：“反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原因与这份协定的具体内容没有太多关系，更多的是因为它在不断强化美国工人的不安全感。除非我们找到减轻这些忧虑的策略，向美国工人发出强烈的信号，表明联邦政府与他们站在一起，否则保护主义情绪势必甚嚣尘上。”奥巴马最终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投了反对票。他承认“我对我的投票决定并不满意，但我认为这是我向白宫表达抗议的唯一途径，因为它并不关注自由贸易中的输家”。

在2008年的竞选活动中，奥巴马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导致美国失去了100万个工作岗位，认为应该对它重新进行谈判。他补充说：“我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没有给美国带来半点好处。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后来他收回这些说法，称他的竞选言论被“过分宣扬和放大”，但他坚持认为“我们不能继续通过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不公平贸易协定，它们把特殊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工人利益之上”。134虽然他的一位经济顾问安抚因为这些言论而惊慌失措的加拿大时，表示这不过是竞选时的说法，但这一事件揭示了奥巴马对贸易问题摇摆不定的态度。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有许多原因导致他没有推进宏大的贸易议程。除了他自己对贸易问题感到不安以外，他不愿把工作重心放在一个会导致本党分裂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奥巴马就职时面临着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房价暴跌之后，许多杠杆率过高的银行和家庭被推入资不抵债的境地。在这种极其脆弱的环境中，2008年9月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金融市场暂时停止正常运转。到了2009年初，美国陷入严重衰退。工业生产在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期间下降了17％，失业率在2009年10月达到10％。因此，在就职后的第一年里，奥巴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说服国会通过财政刺激计划和新的金融监管计划上。

幸运的是，此次经济危机没有转化为贸易政策危机，所以奥巴马总统忽视贸易政策问题并未造成太大代价。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刚刚露出苗头时，它就使很多评论家想起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引发了人们对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政策卷土重来的担忧。世界贸易经历了巨大震荡：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12％，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降幅。

然而，令许多观察家出乎意料的是，此次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并未导致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爆发。世界贸易的降幅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贸易壁垒上升造成的。135在美国，保护主义者没有因为2008年至2009年的大衰退加大对政府的压力，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进口急剧下降。在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实际商品进口量下降幅度高达22％。由于所有主要行业都没有承受进口激增的压力，所以国内生产商没法将自己遇到的困境归咎于外国竞争。美国的反倾销案数量没有大幅增加，经常账户赤字大幅收缩，国会基本没有受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施压。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可以解释为何此次严重衰退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催生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首先，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各国已经掌握了更多政策工具应对经济危机。正如第八章讨论的那样，各国在20世纪30年代采取了严苛的进口限制措施，这是因为它们没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可以用来稳定金融体系，避免货币贬值（它们的货币政策受到金本位的制约）。而到了2008年和2009年，各国央行面对危机迅速采取了行动，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并救助银行体系，成功避免了经济长期下滑。

其次，在20世纪30年代，各国可以在不违反任何国际贸易协定的情况下加高贸易壁垒，而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禁止各国随意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当然，各国可以随心所欲地违反这些协定，但一旦他们这么做了，就不可能幻想自己可以躲开其他国家的报复行为。事实上，在此次危机爆发期间或之后，提交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争端并没有陡然增加。136

再次，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外国投资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大幅降低了限制进口给本国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美国、欧洲和亚洲最大的企业无论在生产经营还是供给链上都跨越了不同国家，因此推高贸易壁垒不再能使它们获得既得利益。以汽车生产商为例，他们不会再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要求国家提供贸易保护，因为这不会解决它们面临的任何问题；他们以入股外国汽车生产商的形式进入其他市场并实现多元化经营，而且很多外国公司已在美国生产，所以贸易保护与它们并无干系。

虽然没有太多压力迫使奥巴马政府推行新的贸易壁垒，但在2009年9月，它启用了特殊保障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和卡车轮胎加征关税。137这个涉及中国轮胎的小案子是白宫唯一一次出手限制进口，充分反映了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什么要求提供贸易保护的呼声（这起案件是由一个工会而不是国内企业提出申诉而引发的）。过去的经验表明，保障措施不会给国内轮胎生产商提供太多帮助。首先，美国进口的轮胎价格较低、质量较差，完全不同于国内生产的高质量高价轮胎。其次，这一保障税仅针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由此减少的进口由其他不受此关税影响的外国供应商接手，特别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段插曲再次说明，政府提供的贸易保护存在很多漏洞，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已经充分讨论过这个问题。

2010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完全可以阻止总统进一步提出任何国内倡议，奥巴马政府开始转向贸易问题，将它作为两党可以共同努力推进的议题。共和党人敦促总统再次启动自2008年开始停滞不前的哥伦比亚、韩国和巴拿马贸易协定谈判。尽管政府极不情愿地支持了与哥伦比亚谈判的贸易协定（因为这份协定引发的争议涉及侵犯人权和工会镇压），同时要求韩国做出更多让步（特别是在汽车零部件和牛肉问题上），但最终还是努力推动国会批准了这些贸易协定。在共和党的大力支持下，众议院和参议院于2011年10月通过了美国与巴拿马、哥伦比亚和韩国签署的贸易协定。民主党对它们的支持力度略强于之前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而这仅仅是因为这些一揽子计划中包括了为贸易调整援助计划提供资金的内容。

奥巴马政府成功连任后，开始克服自己的不情愿情绪，积极倡导新的贸易协定。尽管小布什政府签署的那些小型双边贸易协定已经过时，多哈回合的多边谈判又陷入僵局（2015年这一谈判被终止），但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启动大规模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自1989年开始，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一直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的支持下讨论如何使这个地区的经济提高一体化程度。之前它们曾讨论过如何推动这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但收效甚微。例如，1994年各国领导人参加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宣布，亚太地区将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自由和投资自由。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这方面的工作拖延了10年。后来部分国家开始重新推动这些讨论，小布什政府在2008年底宣布美国将参与其中，随后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底重申了这一承诺。(www.daowen.com)

2011年11月，美国协助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这些协定曾在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贸易协定”，接下来在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自由贸易协定”，随后在21世纪头10年被贴上“伙伴关系”的标签，这是因为“自由贸易”这个词在很多地区已经带有负面意义。）虽然奥巴马政府仍然将贸易协定看作政治包袱，但它不能不参与在亚太地区开放贸易的重大倡议。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以亚洲为“轴心”，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促进贸易合作的另外一个原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最终将智利、新西兰、马来西亚、秘鲁、越南和日本等12个迥然不同的国家汇聚在一起，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缺席了这份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展示了贸易讨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从关税税率转向非关税壁垒和监管问题。它的谈判议程涵盖了竞争政策、能力建设、跨境服务、电子商务、环境、金融服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投资、劳工、法律事务、产品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贸易的技术壁垒、电信、临时入境、纺织品和服装以及贸易救济。这份协定的目标是提高监管一致性和贸易便利化程度，以促进市场准入和竞争。

2014年，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时请求国会授予其政府贸易促进权以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会的民主党领袖提出异议后，奥巴马在2015年重申了这个要求。“你们看，我第一个坦承过去签署的贸易协定并不总是像宣传的那么天花乱坠，”他说，“但全球有95％的消费者不在美国生活，我们不能闭关锁国，把自己隔离在这些机遇之外。”138民主党人再次表示反对，但共和党多数派在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使政府于2015年6月获得贸易促进权。当年晚些时候，“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圆满结束。

2013年，奥巴马政府还同意与欧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一样，主张美国与欧盟开展贸易协定谈判的想法已经流传了几十年，但“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冲破了多哈回合失败的阴霾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对保护主义的担忧情绪。不过，它的谈判进程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慢得多，部分原因是欧洲反对改变农业政策，担心监管主权受到侵犯。

因此，尽管起初奥巴马政府不愿意介入贸易政策，但它在推进美国与太平洋国家和大西洋国家开展实质性贸易谈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就像20年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政府在临近总统大选的关头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工作，使它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议题之一。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称过去和未来的贸易协定破坏就业机会，伤害中产阶级，极具“灾难性”。作为奥巴马的国务卿且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被迫在竞选期间反对这些协定。

特朗普意外当选标志着美国总统对贸易政策的基调出现了360度大转弯，使贸易政策的实质内容发生重大变化。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一直盛赞国际贸易，支持签署多边和双边协定减少贸易壁垒。他们往往竭力推动满心不情愿的国会与他们站在同一阵营。现在，公开严厉批评这类贸易协定的候选人入主了白宫。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毫不客气地抨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中国建立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是极其糟糕的交易，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35％的关税。

特朗普在他的就职演讲里仍然秉承着这些强硬的批评言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以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使外国工业赚得盆满钵满，”他说，“美国工厂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大吉，离开我们的海岸，甚至都没有想过被他们甩在身后的数百万美国工人。”特朗普承诺要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将流失到其他国家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界，以免其他国家模仿我们的产品、窃取我们的公司以及破坏我们的就业机会来蹂躏它。贸易保护会使美国更加繁荣昌盛。”139自赫伯特·胡佛以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口气如此强硬地谈论保护本国免受外国竞争冲击的必要性。

特朗普就任之后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是促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政府不会再把这份贸易协定提交国会审议。随后他开始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对那些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的公司提出威胁。虽然中国没有被马上列入汇率操纵国，但人们预计特朗普政府会对中国进口采取强硬行为，他在竞选时曾痛斥中国。特朗普及其政府还认为贸易赤字对本国极其不利，认为这表明美国在贸易中“蒙受损失”。然而，这些赤字并不是之前签订的各份贸易协定造成的结果，而是由外国资本流入导致的。人们尚不清楚政府会对此采取什么措施。

由于特朗普的言论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所以人们经常给他打上“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烙印，认为他可能会挑起贸易战。不过有时候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希望与贸易伙伴达成“公平贸易”和“更理想的交易”。例如，虽然他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搁置一旁不予理睬，但他也承诺与这份协定涉及的国家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尽管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分别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效果要优于签署单一的区域贸易协定。事实上，至少在初始阶段，美国政府没有具体说明他们不能接受现有贸易协定中的哪些条款，应该如何对它们进行调整，也没有明确它承诺达成的协定会在哪些方面不同于过去的贸易协定。2017年2月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与政府官员会面后表示，他们“几乎没有对政府的贸易目标提出具体细节，也没有介绍以什么策略实现这些目标”。140

特朗普政府上台究竟是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进入转折点，还是它只在贸易问题上摆出强大的姿态？这一切还有待观察。本书强调了那些在过去阻止贸易政策发生重大方向性调整的深层次结构因素。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伍德罗·威尔逊成功地在短期内大幅削减关税，但事实证明，在关税水平普遍保持高位的限制期内，这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插曲。现任美国总统不循常规地抛弃了先前的模式，他批评美国现有贸易安排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国会议员。一些议员开始捍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协定，特别是农产品出口州的议员。一旦其他国家因为美国采取新的进口限制措施而加以报复，就会给这些选区带来风险。即使美国不推出重大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特朗普政府执政仍然预示着美国将失去国际经济的领导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当选反映了人们对政府和经济表现存在深刻的挫败感。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陷入停滞，收入不平等自1979年起稳步上升，这使人们重新开始辩论全球化程度加深和技术变革加快到底有利于普通美国人还是给他们带来伤害。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工人看起来境况还不错，但是蓝领工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却感到被遗弃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助长了民众的经济不安全感，使反贸易的主张与许多选民产生共鸣。与此同时，2017年初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72％的受访者将贸易视为机遇（这个比例创下了历史纪录），只有23％的人认为它带来威胁。141不过，对贸易的积极看法并不一定转化为对贸易协定本身的支持。就像对其他很多问题的态度一样，美国人始终没有在贸易政策上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