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15日，就在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不到一个月，117个国家的代表完成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经过7年的漫长谈判，达成相当全面的协议，重塑了全球贸易体系及贸易政策，将它们带进21世纪。克林顿总统称赞这一成果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贸易协定”。49在这份协定取得的众多成果中，特别要指出的是签署国废除了《多种纤维协定》，发起农业贸易政策改革，将协定中的规则延伸到新的领域（如服务），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建立起更加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并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

我们必须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的贸易政策环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乌拉圭回合的重大意义。当时美国在竭力劝说其他国家同意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本书第十二章已经介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关贸总协定》似乎越来越落后于时代潮流。当时涌现出大量限制出口的协定，农业补贴情况日益严重，《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常常被各国忽视。当然，并不是说美国没有对这种情形推波助澜，但确实只有它想采取一些行动改变现状。

美国官员认为《关贸总协定》没有解决现代贸易面临的现实问题，并且急于修复其框架中存在的漏洞。农业政策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产补贴、出口补贴和进口管制措施，严重扭曲了全球市场，而之前的各种谈判全然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并不限制各国采用出口限制协定、提供出口和国内补贴或设置其他非关税壁垒，所以这些举措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泛滥。由于《关贸总协定》缺少有效的落实机制，所以不遵守规则的问题不断恶化。此外，在现有规则没有涉及的领域里频频浮现新的贸易问题。《关贸总协定》中没有关于银行和金融服务、海运和运输服务、建筑和法律服务等服务贸易的条款，而此类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很多国家，假冒商品泛滥成灾，侵犯版权、商标和专利的行为极其猖獗，让美国忧心忡忡。侵犯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高科技产业、娱乐业和制药业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的东京回合结束以后，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各国认为有必要启动新一轮《关贸总协定》谈判。当时只有美国、欧共体、日本、加拿大等少数发达国家参与了相关谈判以降低关税，并制定政策措施方面的规则和纪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所以没有参与这些谈判。到了70年代后期，东亚国家在世界贸易中迅速崛起。它们希望降低贸易壁垒，为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扫清障碍（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此外，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规模在快速扩张。美国坚持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再以“搭便车”的方式享受发达国家通过谈判获得的关税削减。它的立场是，《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应适用于所有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降低贸易壁垒的工作。

1985年，里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次呼吁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并在世界领导人齐聚一堂的七国集团会议上继续提出这一主张。1986年9月，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聚焦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同意启动乌拉圭回合谈判，即《关贸总协定》下的第七轮谈判。这一轮谈判原本计划于1990年12月结束，但事实上多花了3年时间才完成谈判。50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议程相当广泛。尽管东京回合也涉及非关税壁垒、补贴和政府采购问题，但之前的回合几乎都将重点放在工业品关税上。乌拉圭回合设立了不同的谈判小组，分别就关税、非关税措施、热带产品、自然资源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农业、《关贸总协定》条款、保障条款、最惠国协定、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争端解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以及《关贸总协定》体系的运作等问题展开谈判。美国国会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明确了美国的谈判目标：“（1）实现更加开放、公平、互惠的市场准入；（2）减少或消除贸易壁垒以及其他扭曲贸易的政策和做法；（3）制定更加有效的国际贸易纪律。”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确保将新的议题纳入此次谈判，如农业、服务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

美国坚持将农业纳入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议程，希望借此减少或消除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计划，特别是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不仅使欧洲市场对农产品进口关上了大门，而且提供高额补贴，使欧洲在很多农产品上从净进口状态转变为生产大量过剩。随后，欧洲各国又通过高额出口补贴，将过剩的产品倾销到世界市场上。我们可以在第十二章中看到，美国对此的回应是出台“出口促进计划”补贴本国的小麦出口，随后它还拓展了这一计划，将棉花等其他农作物涵盖在内。美国与欧共体的补贴战导致世界粮食价格走低，没有采取补贴计划的农业出口国因此大伤元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等。它们组成了凯恩斯集团（Cairns group），要求取消所有出口补贴，并开放农产品市场。

经合组织的研究还使人们关注到现有农业政策对市场的扭曲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成本。经合组织发现，政府为农业补贴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而且补贴形式五花八门。它们通常借助出口补贴来支持农产品价格。经合组织的计算结果表明，在1986年至1988年，美国的生产者补贴等值为22％，欧共体为39％，日本为64％（生产者补贴等值指政府补贴在农民收入中的百分比）。51

美国提议在2000年前取消所有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它希望至少使农民的收入补贴与生产决策“脱钩”，削弱激励措施的力度以免出现生产过剩，降低对世界市场的扭曲。美国和凯恩斯集团迫使欧洲的谈判代表采取防守姿态，后者的任务是争取在尽可能少地开展改革的情况下维持“共同农业政策”。美国一再威胁欧洲，声称如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就要对欧洲采取报复措施。

美国的另一个兴趣点是，将非歧视原则和国民待遇等《关贸总协定》的现有规则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服务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金融服务（如银行、保险和会计）、专业服务（如法律、教育和医疗）和商业服务（如广告、咨询、建筑和设计）。美国的服务出口顺差极高，而且充分准备利用这个欣欣向荣的贸易领域推动本国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希望从谈判议程中拿掉一些服务方面的议题（如空运、海运和部分金融服务）。

此外，美国还力促就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达成协议，这样在海外运营的美国公司就可以与当地公司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而不会面临歧视性壁垒。发展中国家坚决抵制美国的要求，不愿取消作为外国直接投资前置条件的国产化比例和出口业绩要求。不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谈判过于分散，普遍被视为乌拉圭回合中“最令人沮丧、成果最少”的谈判。52

最初，美国凭一己之力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推上议事日程。53长期以来，美国公司一直抱怨它们必须在服装产业（如品牌服饰和设计服饰）、娱乐产业（如音乐和电影）和高科技产业（如半导体和软件）等领域里竭力保护自己的产品不受外国假冒产品的冲击。在以上产业，非法仿制、设计剽窃和假冒伪劣等问题越来越猖獗。由于大多数国家都严打剽窃行为，至少在公开表态中是这样，所以美国提出的目标在原则上没有遭到太多反对，但要提出具体规则并付诸实施则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要吸引外国投资和促进本国创新，就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然而，美国希望制药业加强专利保护的意愿引发了很大争议。这触及发展中国家药品定价的敏感问题，而这些国家都希望获得廉价的仿制药。

在美国的大力倡导下，知识产权保护成为谈判的重中之重，其他国家由此认识到最终形成的协定中必须将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内容包括在内。54这方面的谈判一直笼罩在美国无形的威胁下，即一旦其他国家不同意在这个领域里制定规则，那么美国将自行确定什么是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并根据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采取贸易制裁，以执行美国对这一问题的解读。由于其他国家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采取这种行动，所以愿意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达成协议，并对争端解决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这些谈判还降低了关税，清除了主要的贸易壁垒，特别是出口限制协议。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认为《多种纤维协定》阻碍了本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应该立即废除它。它们认为，废除《多种纤维协定》是发达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不是对发展中国家做出的让步。美国最初拒绝废除这一协定，而是建议建立全球出口配额体系（不再是各国分别确定本国的出口配额）。只有加拿大支持这个立场。不过，老布什总统否决了要求收紧进口配额的法案后，美国政府开始支持逐步废除《多种纤维协定》，以促进各国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达成协定。

美国还希望取消其他有管理的贸易安排，如自愿出口限制和有序销售安排等。这意味着废除20世纪七八十年代涌现的200多份出口限制协议。55如果一个国家想要保护本国生产者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就必须诉诸例外条款或启用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而不是寻求出口限制手段。与此同时，美国不愿意修改自己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法律，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出于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目的在滥用这些法律。56

就《关贸总协定》体系的运作展开谈判的小组力求弥补现有框架中的其他缺陷。人们一致认为应该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将它融入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各份协定。各国希望建立的争端解决机制“既可以用来在具体争议中维护本国利益，又可以广泛确保自己的现有权益，确保自己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新承诺具有价值”。57事实上，只有美国有能力通过启用301条款和威胁报复其他国家自行实施这些协定。小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即使它们威胁对其他国家进行报复，后者也不会当真。小国决心建立一个所有国家都可以平等利用的公平争端解决程序来解决权力失衡的问题。这将终止美国单方面要求保障自身贸易权利的情况，而且允许其他国家要求美国对自己的贸易政策负责。尽管很多国家对美国的301条款怨声载道，但《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表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咄咄逼人地动用301条款，为《关贸总协定》做了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么做不仅没有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而且帮助全世界在强化这个体系的信念下团结起来。58

参与乌拉圭回合的国家还讨论了如何使《关贸总协定》形成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自1947年以来，人们就假设《关贸总协定》会被国际贸易组织取代，因此只是“临时性机构”。但正如本书第十章所述，由于缺少国会支持，所以国际贸易组织并未真正成形。《关贸总协定》有一个小型秘书处，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比没有正式地位。1990年，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建议设立一个永久性国际贸易组织。59加拿大采纳了这个想法，建议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担任这个角色。欧共体同意这个主张，但希望把它叫作“多边贸易组织”（Multilateral Trade Organization，MTO），而美国“毫不掩饰”对这个计划的“敌意”。60美国认为在对具体规则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把工作重心放在制度结构上为时过早。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所说：“在建造法院之前要先制定规则。”61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的头几年，由于工作方案在不断制订中，所以谈判进展缓慢，但1989年中期评估结束后，它开始稳步向前。1990年老布什总统否决了纺织品配额法案，并同意逐步废除《多种纤维协定》后，谈判工作不断向前推进。美国满足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键要求，并且在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赢得其他国家的让步。

此轮谈判的有效截止期限是1990年12月，这样在1991年年中“快速通道”授权到期之前，国会原本有足够的时间评估并投票表决谈判中达成的任何协定。虽然此时协定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确定，但农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谈判代表已经决定将不同类型的补贴划分为“允许采用的贴补”和“不允许采用的补贴”，但仍未就补贴的削减幅度和农业贸易壁垒的降低程度达成共识。1990年10月，美国国会为了向欧洲施加压力，重新授权政府推行“出口促进计划”补贴农业出口，并在其中纳入“《关贸总协定》触发器”，即如果未能达成农业协定，将扩大“出口促进计划”的规模。

1990年12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力图最终确定农业补贴水平的细节内容，以结束这一回合谈判。美国已经放弃了零方案，而是提议将国内（价格和收入）补贴降低75％，将出口补贴降低90％。欧共体的还价是将国内补贴减少15％，而不对出口补贴做出承诺。62由于双方的分歧太大，所以此次会议以失败告终。许多与会者认为是因为欧洲不愿意妥协才造成这个结局。63(www.daowen.com)

尽管农业谈判上的僵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但乌拉圭回合谈判并没有停滞不前。64美国一直对达成最终协定保有希望，为此将“快速通道”授权延长了两年，同时逐步加大对欧洲施压的力度以达成农业协定。老布什总统对本国农民发表演讲时表示：“欧共体必须从它们的（农业）保护主义铁幕后走出来，这是迟早的事。”65美国还表示不能就农业补贴问题达成协定意味着它将诉诸单边贸易制裁措施。1992年初，老布什政府宣布，它将对价值10亿欧元的欧洲出口征收高关税，以报复欧共体补贴油籽生产者的行为。得到《关贸总协定》专家小组的支持后，美国政府还对价值3亿美元的欧洲白葡萄酒和其他农产品征收了200％的进口税。

由于贸易战可能一触即发，所以1992年11月农业谈判在国内补贴水平、出口补贴和农业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取得突破。《布莱尔宫协定》（Blair House Agreement）要求欧洲在6年内将出口补贴减少21％，尽管是以较高的补贴标准为起点（即以1990年至1991年的补贴标准为起点下调出口补贴，而不是以1986年至1987年的补贴标准为起点进行削减）。这份协定以白宫斜对面的国宾馆命名。当时美国和欧洲的谈判代表就在这里举行会晤并完成谈判。它是老布什政府取得的最后一个重大贸易成果，因为他在当月举行的大选中铩羽而归。

《布莱尔宫协定》搬走了一块主要的绊脚石，但并不表明这一回合谈判圆满结束。有关各方的谈判人员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谈判暂时中止：比尔·克林顿接替老布什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米基·坎特接替卡拉·希尔斯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取代阿瑟·邓克尔担任了《关贸总协定》总干事。尽管主要谈判人员进行了调整，但他们的谈判立场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关贸总协定》谈判于1993年7月重新启动，完成了剩下的所有细节问题，如各国间如何相互削减关税，并确定了所有协定的具体文本。

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应该设立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组织。老布什政府从来都不支持这个想法，他们担心国会对此持保留意见，不过协定的草案中包含了设立这样一个组织的计划。1993年12月15日，即谈判的最后一天，坎特同意建立一个新机构，但希望把它的名称从“多边贸易组织”改为3年前提议的“世界贸易组织”。虽然新机构没有权力直接干涉成员国的贸易政策，但世界贸易组织正式确定了《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的地位，使各国在协定中做出的承诺是“确定无疑的最终承诺”，而不只是“临时”承诺。这些决定使总干事彼得·萨瑟兰得以最终宣布乌拉圭回合谈判接近尾声。1994年4月，117个国家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正式签署了乌拉圭回合的最终协议，并计划让它于1995年1月生效。

乌拉圭回合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以来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多边贸易谈判。《多种纤维协定》将在10年内逐步废除。各国政府将减少和限制农业补贴，并废除出口限制协定。各国被迫启用保障条款、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为本国生产商提供进口救助。乌拉圭回合还建立了争端解决程序，使各国同意将进口关税减少1/3左右，并且签署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以及关于保障条款、补贴、争端解决和贸易中的技术问题（如进口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的协定。

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启动了这一回合谈判，并将新的贸易领域加入谈判议程。66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隐隐地造成两重威胁。如果乌拉圭回合谈判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其他国家担心美国可能会：（1）放弃多边贸易体制而发起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倡议，排斥未参加这些倡议的国家（并因此对它们采取歧视措施），以及（2）通过301条款单方面强行保障自己的贸易权利，并威胁对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虽然美国希望通过新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限制其他国家的政策，但其他国家也希望对美国有所制约，以免它滥用自己的力量。

当然，在美国确定自己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乌拉圭回合的各类协定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在1994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季，克林顿政府都在起草乌拉圭回合的执行法案，但直到国会因为中期选举而休会的前几周，才将这份法案提交国会。67

国会对乌拉圭回合的辩论与一年前讨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的情形大相径庭。由于全球其他各国在协议中对农业、知识产权和争端解决等做出了大量承诺，这将有力地推动美国出口，所以国会通过这些协定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主要商业机构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些协定，特别是从波音、通用电气到美国运通和宝洁等大企业。协定中关于农业和知识产权的条款也帮助赢得了其他主要选民阵营的支持，如中西部农业州非常欢迎欧洲减少农业补贴的条款，加利福尼亚州的娱乐业和高科技产业非常欢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就连理查德·戈普哈特这样的贸易“鹰派”也宣布支持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此外，劳工团体和环保组织反对协定的力度也明显弱于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抵制；这些群体虽然批评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但并不积极。只有纺织品和服装产业才有较多声音警告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可能对国内造成影响。因此，国会议员承受的巨大政治压力是确保通过这些协定，而不是否决它们。

1994年11月30日，众议院经过4个小时的辩论（人们将这场辩论描述为“例行公事和一边倒式”的辩论），以288票对146票的结果批准了乌拉圭回合的执行法案，该法案同时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其中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投了赞同票。与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的情景完全不同的是，支持乌拉圭回合的民主党人比反对它的民主党人多出一倍，而支持乌拉圭回合的共和党人要少于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共和党人。68参议院也在两党的通力支持下以76票对24票的结果轻松地批准了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随后克林顿总统签署行政命令，使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于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

乌拉圭回合谈判带来了哪些经济影响？与大多数贸易协定一样，我们不可能准确地弄清楚它到底使世界贸易增长了多少，更不用说它产生的更广泛的经济结果。平均适用关税减少了1/3。如表13.1所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关税较低，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关税较高。与此同时，尽管乌拉圭回合已经削减了各国关税，但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仍然相对较高。69

表13.1　部分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后征收的平均适用关税

资料来源：Finger、Ingco and Reincke（1996）。

人们预计终止《多种纤维协定》、缩小农业补贴的规模以及消除自愿出口限制是促使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废除《多种纤维协定》或许是这个一揽子协定里最重大的改革。在1994年之前，美国与40个国家签署了协定，为多达105类产品详细设置了出口限制。这些产品覆盖了美国一半左右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多种纤维协定》中的出口配额与出口税的效果差不多：1992年，中国服装进口缴纳的隐性税为40％。70由于《多种纤维协定》要在10年内逐步废除，而且主要工作放在后面几年，所以2004年只实现了20％的贸易自由化。这意味着2005年1月1日最终取消出口配额时，进口激增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事实上，2004年中国对美服装出口中有18％受到《多种纤维协定》配额的限制（正是由于这些产品的出口受到限制，所以它们的占比极小），2005年取消所有出口限制时，这部分出口增长了450％，而当年中国过去不受限制的服装品类的出口增长了50％。在2005年以前受到限制的进口产品价格下降了38％，消费者从中获得不少好处。71哈里根和巴罗斯（Harrigan and Barrows，2009）的计算结果表明，《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每年使美国消费者多花了70亿美元，折合到每户家庭多花了63美元（约为家庭平均服装预算的4.5％）。废除《多种纤维协定》还使各国的市场份额发生了大洗牌：在2004年至2005年，中国在美国服装进口中的份额从21％跃升至28％。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的出口份额小幅增长，而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服装占比减少了7％（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曾经助力提升了这部分进口）。

农业协定解决了美国和欧共体在补贴问题上由来已久的冲突，不过实际推动的市场开放程度远远低于人们最初的预期。在各国将五花八门且错综复杂的现行贸易壁垒转化成关税的过程中，有些国家开征的新关税比现行所有非关税限制加起来折合的关税水平还要高，这种做法被称为“卑鄙的关税化”。72尽管未能明显改善市场准入，但经合组织成员国对农民的补贴规模在1995年以后大幅缩水。在乌拉圭回合的协定正式生效之前，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生产者补贴等值（PSE）从1986年至1988年的37％下降到1995年至1997年的30％，但是在2011年至2013年直接下滑至18％。名义保护系数（NPC）显示，在1986年至1988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农民的农产品价格比全球价格高出近50％，但到了2011年至2013年，他们的农产品价格仅比全球价格高出10％。这种降幅主要由欧洲各国推行的改革驱动，而促使它们启动改革的原因除了乌拉圭回合的协定以外，还有预算约束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际社会对欧洲各国施压，要求它们将转移支付与生产决策脱钩并采取其他政策改革，从而促进了这一进程。73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很多协定确立了全新的规则和做法，很难具体量化它们对世界贸易的影响。譬如，《服务贸易总协定》或许确实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但我们并不清楚这份协定本身到底促成了多少贸易自由化以及由此增加了多少贸易量。《保障措施协定》有效地终止了各种出口限制协议，迫使各国采用标准的贸易救济措施，但我们很难确定它对贸易的总体影响。

尽管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很大程度上将现有的做法形式化并形成官方认定的体系，但它改变了各国处理贸易冲突的方式。在新的机制下，各国可以对任何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定的行为提出申诉。如果各国未能通过磋商解决问题，那么世界贸易组织将指定一个三人专家小组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协定的行为。（相关国家可以就专家小组的决定向上诉机构提出申诉，上诉机构将对专家小组报告中涉及的法律及其对这些法律的解读做出裁决。）这个新机制的做法与《关贸总协定》的标准做法不同，它不允许各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专家小组或采用专家小组报告。它还设定了具体的时间要求加快案件处理。如果专家小组发现确实存在违反协定的行为，那么被告国有义务调整本国的政策，使之符合乌拉圭回合制定的规则。当然，世界贸易组织没有权力强迫任何国家改变本国政策，但如果某个国家不遵守裁决，那么申诉方可以申请世界贸易组织批准它报复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专家小组的裁决，极少有国家采取报复手段。由于提起诉讼费用昂贵且过程冗长，所以只有对错一目了然的案件才会提交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些案件中，原告总是最后的赢家，被告总是会输掉案子。因此，美国在自己提交的案子中总是会胜出，而在其他国家申诉它的案子中多半都会败诉。

这个机制运作得非常成功，卓有成效地终止了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做法。1995年以后不再出现301条款案，取而代之的是各国提交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各种案件。事实证明，这成功地将很多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付诸实施。尽管人们担心世界贸易组织会侵犯美国的主权，特别是涉及环境标准或者健康和安全监管的案件，但绝大多数案件都相当平淡，没引起什么争议，而且技术性很强。74与此同时，用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方式解决贸易争端不太利于解决政治性较强的贸易争端，例如美国和欧洲在补贴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和食品法规（如牛肉中的激素和转基因作物）等问题上的冲突。这些案子仍然需要通过谈判（而不是法律）寻求解决方案。

不过，事实证明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达成的最具实质性内容的重大协定。1995年时，世界贸易组织拥有128个成员国；到了2015年，它的成员国已经增加到160多个。作为一个旨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机构，规模扩张为它带来诸多问题。世界贸易组织通常被称为“成员国驱动型”组织，因为只有在成员国希望通过它实现一定目标的领域内，它才具有真正、独立的权力。此外，世界贸易组织的运作基础是，各成员国在规则谈判和共同降低贸易壁垒的目标上达成一致意见。要达成这样的共识势必极其困难，而且事实证明成员国越多，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就越大。特别是长期以来一直不愿降低贸易壁垒的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它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活动时，给下一轮贸易谈判带来的问题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