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80年代新施加的进口限制，我们可以问三个问题：使用这类政策工具的原因何在？进口壁垒造成了什么样的经济影响？保护是否有助于振兴受保护的产业？

用于保护国内企业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关税（反倾销、反补贴税或例外条款行为）或配额（出口限制）。一般而言，规模和政治影响力最大的产业都是通过谈判达成的出口限制协议避免外国竞争的影响，纺织品和服装产业是《多种纤维协定》，汽车产业是自愿出口限制，钢铁产业是自愿限制协定，而规模和政治影响力较小的产业则提出其他贸易救济申诉。国内生产商比较喜欢具体的进口数量限制带来的确定性；外国出口商也更倾向于出口配额，因为他们可以在美国市场收取更高的价格，从而获得可观的“配额租金”。

进口关税和出口限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关税给政府带来收入，而出口限制则给出口企业带来配额租金。因此，进口关税将国内消费者的收入重新分配给国内生产商和政府，而出口限制则将国内消费者的收入重新分配给国内和国外生产商。所以毫不奇怪，外国企业都强烈倾向于出口限制而不是进口关税，但这两者对进口国的福利影响却大不相同。在征收关税的情况下，福利由于生产和消费扭曲造成的无谓损失，消费者的损失超过了国内生产商和政府的收益。而在外国出口限制或进口配额的情况下，福利损失既包括无谓损失，也包括外国出口商攫取的配额租金，而且后者的数额要远远大于前者。此外，出口配额还推动了外国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转向生产更高端的新产品，与美国生产商进行更加直接的竞争。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对各种贸易限制的影响进行量化评估。政策制定者现在需要直面贸易保护成本和收益方面的确切数据，这还是第一次。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此类限制给消费者和下游产业造成的成本都超过了国内受保护产业得到的收益。48比如说，德·梅洛和塔尔（De Melo and Tarr，1992，第199页）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1984年的主要贸易限制加在一起导致了260亿美元的福利净损失，约占GDP的0.7％，这与49％的全面关税导致的福利损失大致相当。几乎所有损失（260亿美元中的210亿美元）都要归因于纺织品和服装、汽车及钢铁的外国出口限制。260亿美元中约有70％是从国内消费者转移到外国生产商手里的配额租金；剩下的则是无谓损失。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如果使用关税而不是出口限制或进口配额保护国内产业（或者说，如果政府根据配额来拍卖进口权的话），经济损失原本会低得多。49当然，如果征收关税，其他国家会强烈反对，甚至有可能采取报复措施，而配额租金则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出口商，使之能够接受出口限制。

保护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多种纤维协定》是这一时期唯一高成本的贸易干预措施。据德·梅洛和塔尔（1992）计算，1984年的福利损失达到了104亿美元，其中60亿美元要归因于外国出口商获得的配额租金。50《多种纤维协定》带来的损失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该项政策隐含高壁垒、大量限制进口并由此造成数量可观的配额租金。51与其他进口限制措施一样，《多种纤维协定》的主要目的是减缓纺织和服装产业的岗位流失。从大多数统计来看，《多种纤维协定》使纺织品和服装产业的国内就业多出约25万个岗位，占行业就业人数的10％～15％。52进口限制无法阻止技术变革造成的失业；事实上，在此期间的大部分岗位流失都要归因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因为进口增长导致的产量下降。53问题就在于，通过进口限制留住这个产业的工作岗位是一种既昂贵又低效的方式。进口限制被用来保住一些低技能工作：服装和非橡胶鞋制品行业的平均时薪是所有制造业里的最低水平。对于平均年薪大约为12000美元的产业来说，每留住一份工作造成的消费者损失就会超过10万美元，计算方法是用消费者损失总数除以受保护行业保留下来的工作岗位数量。54

这些研究工作对进口限制每保留一份工作造成的消费者成本进行了量化统计，从而使保护主义政策的倡导者处在被动防守的状态。虽然一些国会议员愿意让消费者支付这一成本，以确保其选民的继续就业，但大多数政策分析人士都不太认同。他们指出，贸易保护措施为了保护相对低薪的产业而牺牲了出口产业的高薪工作岗位。一些分析人士明确表示，这些工作根本不值得花这样的代价保留。在研究了纺织品、服装和非橡胶鞋制品产业的相关情况后，国会预算办公室（1991，第ⅹⅰ—ⅹⅰⅰ页）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预估消费者成本均高于工人的年均收入……因此，一般来说，更有效的做法是政府允许这些岗位流失，然后对无法找到同等工作的失业工人进行补偿。”

20世纪80年代第二高成本的贸易限制是日本汽车的自愿出口限制。据德·梅洛和塔尔（1992）计算，如果自愿出口限制在1984年被取消，福利收益将会达到100亿美元，其中有80亿美元是日本生产商赚取的配额租金。这一限制措施使日本出口商将每辆车的价格提高了约1000美元。55这个产业保留下来的工作岗位都是高薪岗位，但一些分析人士质疑，让平均收入低于工会工人的消费者以更高的价格购买汽车，从而拯救高收入汽车工人的工作机会，这样是否公平。另有一些人指出，出口限制最终可能影响国内生产商，因为它们使外国生产商更有动力提高产品质量，以便尽量给受限制的出口产品加价。比如说，专门生产小型、廉价、节能汽车的日本汽车生产商开始生产车型更大、质量更好的汽车，从而在自愿出口限制措施落实之后与美国品牌展开直接竞争。(www.daowen.com)

诸如此类的研究对贸易限制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更多的分析，而在以前的贸易政策讨论中则缺少这些信息。各项研究的调查结果使政策界开始广泛怀疑这些限制措施是否明智、是否合理，国会议员也因而有理由在表态支持这些措施之前先按下暂停键。比如说，1984年，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受命评估一部拟议法案的经济影响，该立法将对进口钢铁实施为期5年的配额，从而将外国产品的市场份额限制在15％以下。据国会预算办公室（1984）估算，这一配额将使进口钢铁的价格上涨24％～34％，使国内产量上涨6％，使钢铁产业就业人数增加6％～8％。然而，配额将使钢铁平均价格提高10％（包括国内和进口钢铁），而这将使国内钢铁消费量减少4％～5％，由此导致的钢铁消费产业的就业损失将大致抵消钢铁产业的就业增长。贸易保护不会带来就业净收益（因为它是其他产业使用的中间产品），这样的事实是对贸易保护的一大打击。此外，国会预算办公室（1984，第xv页）认为：“配额不太可能扭转该产业的持续衰退，因为它没有解决造成这种下滑的根本原因。”

基本没有证据表明临时贸易保护能够帮助受保护产业适应新的全球竞争。国会预算办公室（1986，第101页）在《贸易保护重振国内产业了吗？》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贸易限制未能实现其提高相关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首要目标。”同样，另一项关于例外条款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接受这种保护的产业正在经历长期的持续衰退，这种衰退是进口限制无法逆转的。国际贸易委员会（1982b，第86页）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得出以下结论：“人们观察到，例外条款救济措施对公司调整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或者因为公司遭受的大部分影响都是由非进口相关因素引起的，或者因为采取救济措施之后进口量没有什么下滑。”

这些报告以及其他多份报告找出了进口限制未能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内产业的两个原因。首先，这些限制措施在减少进口方面不是非常有效。《多种纤维协定》到处都有空子可钻，日本的汽车自愿出口限制在头两年并没有真正产生约束力，之后又被外国在美投资所规避，钢铁自愿限制协定和反倾销/反补贴税无法阻止供给转移。实际上，由于越来越多的进口来自新的供给源或新型产品，大多数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产品的贸易限制都没有效果。虽然达成了有序销售安排，但1988年的机床进口量比1986年增加了10％，原因就是那些不受限制的供给商增加了他们的出货量。

其次，进口壁垒可能会缓和迫使生产商提高效率的竞争压力，但是并不能阻止这种压力。与所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样，纺织品和服装产业正在实现现代化，进口只是造成其就业岗位减少的部分原因。比如说，据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反映，在纺织业，国内簇绒地毯生产商造成了现有的威尔顿机织地毯和天鹅绒地毯生产商破产停业。汽车和钢铁产业也面临着竞争压力，亟须提高其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日本汽车生产商在美国拥有生产设施，这意味着进口限制无法再显著减少外国竞争。同样，大型综合钢铁生产商不得不抵御小型但高效的国内钢厂迅速增长的市场份额。这些小型钢厂的成本远低于综合生产商，因为它们可以加工金属废料，而不是用原材料进行锻造。到20世纪80年代初，小型钢厂已经占据了钢铁市场约20％的份额。小型钢厂也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钢铁产业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原因所在。虽然该行业在1962年至2005年失去了大约75％的劳动力，相当于约40万工人，但这两年的钢铁出货量大致相同，这表明每个工人的产出增加了5倍。56因此，即使没有外国竞争，钢铁生产商也会面临大规模的重组。

所有这些案例都体现了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1982）所说的“贸易政策”在帮助国内困难产业方面的“无效”。57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进口限制的局限性，那就是著名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案，该案常被称为那个年代进口救济取得成功的案例。按照传统说法，哈雷戴维森已经被来自日本的竞争推向了破产的边缘，但该公司在1983年获得了例外条款中的临时进口救济，并迅速复苏。但事实上，进口救济与哈雷戴维森的复苏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对哈雷产品的需求之所以急剧下降，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而不是因为进口。伴随着1983年开始的总体经济复苏该公司也开始复苏。此外，哈雷戴维森主要生产“重型”摩托车，其活塞排量超过1000cc，这种车型没有进口产品，因为本田和川崎已经在美国生产这种车型。日本生产商主要出口活塞排量为700—850cc的中型机车，但铃木和雅马哈逃避关税的办法就是生产699cc的机车，这样就无须缴纳关税（最初设定为45％）。因此，保护措施几乎没有对哈雷戴维森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本田和川崎已经在美国生产重型摩托车，而其他日本生产商又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中型机车的例外条款关税。58

如果进口壁垒如此无效，那为什么还被频繁动用呢？它们的兴起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是因为总统或国会无力或不愿调整导致美元走强和大规模贸易逆差的基本宏观经济政策。现实情况是，如果美元继续走强，那么仅靠贸易政策基本无法减轻调整过程的种种痛苦。贸易保护可能确实使一些企业有更多的时间调整，但它最终并没能阻止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量岗位流失。大多数贸易敏感产业之所以改善，最主要的原因是1983年经济开始复苏，1985年美元开始贬值。贸易保护在帮助这些产业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但往往给消费者造成了巨额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