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活动中承诺的那样，《多种纤维协定》在1981年被第三次延期。从1982年到1986年，第三版《多种纤维协定》实际上将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年增长率从6％降到了2％，同时还以更加严格的原产国要求以及反激增和反市场扰乱规定限制敏感类别的出口增长。限制措施的覆盖面在20世纪80年代扩大到了其他国家。到1985年时，《多种纤维协定》涵盖了来自31个国家650种类别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进口。

然而，与其前身一样，第三版《多种纤维协定》也没能阻止服装进口的快速增长。之所以出现这种增长，是因为配额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而且一些产品类别的利用率极为低下。外国出口商有足够的空间在不同类别和年份之间转换，从而扩大其出货量：配额用尽的国家可以将其服装产品运至配额没有用尽的国家进行小加工，然后再出口至美国。（比如说，如果一国的衬衫出口达到上限，那它可以将无袖衬衫出口到另一个出口配额没有用完的国家进行最后的缝合。）外国生产商也可以改变他们的生产组合，升级他们的产品，从而利用不同类别的不同限制。因此，正如克莱因（Cline，1990，第169页）所说，《多种纤维协定》提供的保护“不是一面坚固的墙壁，而只是一层屏障”。如图12.4所示，《多种纤维协定》的漏洞使得进口量在1983年和1984年出现激增，再加上经济复苏和美元升值的推波助澜，进口渗透率急剧上升。

图12.4　1960—1988年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在国内消费中所占的比重

注：纺织厂出产的产品（textile mill products，SIC 22）、服装和其他工厂出产的产品（SIC 23）和非橡胶鞋制品（SIC314）。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各期《产业展望》（Industrial Outlook）。

从图12.4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渗透率有很大差异。虽然两者经常被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它们有很大不同。纺织业生产的是织物，因此比较容易用资本机械取代劳动力，从而提高生产率。生产纱、线、地毯和家具装饰品的高度自动化工厂主要位于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通过采用先进技术，该行业虽然进行了裁员，但仍保持了竞争力：进口所占份额并不高，也没有增长，一些行业部门还能出口。

与之不同，服装业生产的是服装，需要剪裁纺织布料、缝纫并组装，包括压制、染色、洗涤和包装，才能将之转化成衣服和其他成品。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雇用的主要是非熟练女工和少数族群，其工厂分布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由于其生产只能是劳动密集型过程，因此国内企业很难进行创新、降低成本并与那些能够拥有低薪劳动力的外国生产商竞争。结果，进口所占市场份额迅速提高。在该行业，外国竞争造成的失业比例要大得多。与此同时，自有序销售安排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失败告终后，非橡胶鞋制品市场就不再受到保护，由于国内鞋制品产量的大幅下降，这个市场的进口渗透率急剧上涨。28

《多种纤维协定》未能阻止服装进口，因此服装生产商、其盟友纺织品公司和工会做出了巨大的政治努力，想要通过立法加强进口限制并减缓就业人数的减少。纺织品和服装业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业用工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拥有近200万名工人。该产业的代表表示需要更严格的进口限制挽救就业，还指出国内生产对国防至关重要。他们成功地让国会在1985—1986年、1987—1988年以及1990年批准了进口限制，只是每一部法案最后都被总统否决了。(www.daowen.com)

第一场较量针对的是佐治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埃德·詹金斯（Ed Jenkins）提出的1985年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执法法案。詹金斯在为该产业做陈述时表示：“据我所知，没有哪个产业或工人群体遇到的困难比得过纺织业，而这是外国廉价进口的直接结果。”29该法案试图把来自12个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从100亿码减到70亿码。法案在众议院得到了超过260票的赞成票，对它给予支持的不仅有南部地区，还有宾夕法尼亚州（很多小型工厂的所在地），甚至还有新英格兰（虽然那里的工厂正在快速消亡）。

这一行动遭到了广泛的反对。李维斯（Levi Strauss）等一些服装制造商已经成为进口商，它们希望能够自由地从国外采购。Gap（盖璞）、杰西潘尼（JC Penney）和凯马特（Kmart）等零售商也反对进口限制，并反复强调消费者对廉价服装的兴趣。以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和其他团体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商则担心，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外国将对其出口进行报复。政府官员也拒绝采取新的进口限制这种保护主义行动，因为这将危及美国在下一轮《关贸总协定》谈判中想要达成的目标。该行业还遭遇了媒体的负面报道。媒体将之描述为一个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它雇用的低薪非技能劳工完全可以在其他经济部门找到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该产业的萎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想在21世纪的高科技领域一展拳脚，那大可舍弃国内服装生产。很多国会议员将它视为过去的低工资夕阳产业，而不是未来的高科技朝阳产业。

尽管如此，众议院在1985年11月还是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詹金斯法案》。民主党的投票结果是187票赞成62票反对，而共和党则是79票反对75票赞成。30一个月之后，参议院以60票对39票的结果通过了一个不那么严格的版本；为了避免旷日持久的协商，众议院接受了这一版本。不出所料的是，里根否决了这部法案。总统表示，虽然他“很清楚”这个产业“面临的困难”，并“对受失业和工厂关停影响的诸多工人深表同情”，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这部法案的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外国对美国出口的报复、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美国企业的损失以及对世界贸易体系的破坏，而我国的繁荣发展正立足于这一体系。”31

法案的支持者将推翻总统立法否决的投票表决一直拖到中期选举即将举行，希望能借此迫使政府加强即将到期的《多种纤维协定》。1986年7月，里根政府宣布了新的五年期《多种纤维协定》，此次协定包含了对苎麻、亚麻和丝绸混纺等新纤维的出口限制，与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等《詹金斯法案》的目标国家和地区的新双边协定，以及新的阻止进口激增的保障措施。然而，这些还不能让工会感到满意，而国会的推翻表决可能会是旗鼓相当的结果，这使总统开始致电众议院议员寻求他们的支持。最终，众议院未能推翻总统的否决。321987年，该产业及工人再次试图让国会制定立法，将纺织品和服装进口总量限制在1986年的水平。众议院在1987年底通过该法案，参议院也在一年后通过了法案，但最后法案再次被里根总统否决。

为什么服装业及其工人除了行政部门达成的《多种纤维协定》保护之外，没能通过立法获得其他保护呢？尽管国会纺织品议员团体一再努力，但该产业及其工人的政治实力并不像其人数展现的那样强大。纺织品和服装企业在贸易保护是优是劣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纺织企业正在采用新技术，这使它们能够保持竞争力，而服装企业则越来越多地从其他国家采购原料。进口救济的倡导者也意外地遭到了零售商的强烈反对，他们代表消费者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击。最后，该行业已经是《多种纤维协定》的受益者，其衰落并非是因为外国政府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人们认为，该行业的萎缩是不可避免的，进口限制充其量只是一种减缓这一过程但又代价高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