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贸易政策的宏观经济因素伴随着货币政策的转变而出现，这种转变的目的是为了阻止通货膨胀。1979年，由于消费者价格每年上涨约12％，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这一政策成功地降低了通货膨胀，但也推高了实际利率，并造成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制造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在1979年到1983年，就业岗位减少了12％，汽车和钢铁等大型贸易敏感产业出现了大规模裁员。美联储政策造成的影响在1982年全面展现：产业生产下降超过7％，失业率到年底时高达近11％。2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的新政府也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降低税率并提高国防开支。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相结合，导致了财政赤字的不断增长、实际利率的持续走高以及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稳步升值。1980年至1985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实际贸易加权汇率上升约40％。美元升值沉重打击了国内贸易品生产商的竞争地位。美元的走高还削弱了美国出口，因为美国产品对外国消费者来说较为昂贵，同时又使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占据极大优势，因为外国产品对消费者来说较为便宜。因此，商品贸易逆差在1987年增长到接近GDP的3.5％。直到美元在1985年开始贬值，贸易逆差才逐渐减少。

为什么这种完全超出以往历史经验的大规模贸易逆差会在此时突然出现？第十一章中谈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变化使得大规模且持续的贸易失衡成为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贸易失衡的规模很小，因为在汇率固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政府会限制资本的国际流动。当各国之间只能相互买卖货物时，出口和进口必定会基本持平。当固定汇率制度于1973年崩溃后，各国开始采取浮动汇率，资本管制也就变得没有必要。随着各国政府开始允许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动，不同国家的投资者也开始购买彼此的资产。因此，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大幅增加，3使大规模贸易失衡开始出现。就美国而言，其他国家更希望把它们对美出口赚到的美元用来购买美国资产，而不是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结果，随着外国对美投资的激增，美元出现升值，出口开始低于进口。

日本的政策变化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个高储蓄率、低利率的国家。1980年12月，日本放开了资本流出，允许日本投资者在美国购买资产，而美国是一个储蓄率低但利率相对较高的国家。结果，日本的金融机构开始出售日元购买美元，这样他们就可以购买更高收益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4这推高了外汇市场上美元兑日元的汇率。美元升值（或者说日元贬值）加强了日本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却削弱了美国产品的竞争力。

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美元升值使出口依赖型和进口竞争型经济部门都面临巨大压力。如图12.1所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口的GDP占比急剧下降，而进口则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张图让人误以为进口在国内市场上的重要性并没有在增长。进口相对于GDP的价值没有大幅增加，部分原因在于，虽然进口量大幅上涨，但美元走强导致进口价格走低。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半成品和制成品的进口量分别增长了50％和72％。与此同时，半成品和制成品的出口量分别仅增长了9％和1％。5

图12.1　1950—1990年商品出口和进口的GDP占比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gov/。

美元兑其他货币的走强也导致贸易平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整体贸易逆差是由于矿物燃料（石油）的净进口略微超过制成品和农产品的净出口造成的。如图12.2所示，在20世纪80年代，农产品贸易顺差继续保持，矿物燃料的贸易逆差基本稳定，但制成品的贸易平衡发生极大逆转，变成了贸易逆差。从1983年开始，美国成为制成品的净进口大国。

图12.2　1967—1990年按类别划分的美国贸易平衡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各期Highlights of U.S.Trade。

这样的形势变化引发了关于制造业健康状况的持续争论。大部分担忧围绕的都是就业问题。制造业就业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近400万，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直在1850万至2100万之间波动。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下跌的情况见于1968—1970年、1973—1974年和1979—1982年。在前两个时期，下跌几乎完全是周期性的，与经济衰退同时发生，而与贸易基本无关。但在1981年至1982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12％，就业岗位减少近300万，这其中有大约1/3的就业损失要归因于贸易，即制成品出口的下降和进口的上涨，而其他2/3则要归因于经济衰退。6

不过，从1979年至1994年这段较长的时期看，贸易实际上推动了制造业的就业率提升。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此期间下降了13％，但据克莱策（Kletzer，2002）计算，如果将出口和进口冻结在1979年的水平，那么制造业就业人数则会下降16％。个中原因在于，制成品出口和进口在此期间都有所增长，但出口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的影响要大于进口在破坏就业岗位方面的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制成品进口都直接取代了国内生产：进口产品有可能与国内生产的产品有极大的不同，因此两者之间并没有产生真正的相互竞争。7(www.daowen.com)

除了这些周期性波动外，经济也经历了长时间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各产业之间出现了重大就业转移。虽然有些制造业正在扩大就业，但另外一些则在经历大规模的永久性就业岗位流失。1977年至1987年，初级金属产业（高炉和基础钢材）的生产工人数量减少了39万，纺织品和服装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近60万。对于这些产业而言，减产和工厂倒闭导致了蓝领工人的大规模裁员。“去工业化”这个词开始出现，“锈带”（以工业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开始被冠上这个名字）工厂大门紧闭的画面深深地烙在了大众的记忆之中。另一方面，运输和电子产业的就业人数在此期间增加了35万，印刷和出版业增加了43万。8

虽然工人遭遇了困难，但制造业整体产出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继续增长。在1979年至1982年的严重衰退时期，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12％，但制造业生产仅下降了4％。相反，在1983年至1989年的经济增长期，制造业生产增长了36％，但就业岗位仅增长了4％。生产和就业不再相辅相成：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产业无须雇用新工人就能实现产出增长。这既是因为制造业产出构成发生了变化（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扩张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减少），也因为新技术和新设备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

在此期间，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也有所下降：1970年至1990年，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从24％下降到了18％。由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6个百分点的下跌往往被归咎于外国竞争。但是，正如克鲁格曼和劳伦斯（Krugman and Lawrence，1994）指出的那样，即使制成品贸易处于平衡状态，制造业的比重在此期间仍会下降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下降绝大部分是非贸易因素造成的，比如说消费者需求从商品转向服务业，制成品相对价格由于生产率快速增长而下降。（此外，按实际值计算，制造业在经济产出中的比重是稳定的，这表明它在名义GDP中的占比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产率提高导致制成品的相对价格下降。）

不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制成品贸易顺差不断上涨。贸易扩大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因为技术密集型产品（飞机和机械）的出口抵消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服装和鞋类）的进口。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变化。在这10年间，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下降了3.1个百分点，与20世纪70年代几乎一样；但是，如果贸易保持平衡，那么制造业的比重应该只下降1.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有一半以上可以归因于贸易逆差。

制造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竞争的加剧，而推动这种加剧的既有技术发展，也有外国竞争。这种竞争加剧使几乎所有行业都不得不进行重组。国内企业应对竞争加剧的办法是努力提高效率、关停低效生产设施以及用更少的工人维持生产等方式降低成本。竞争迫使美国国内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或进入新的业务领域以求生存。企业通过采用新技术、削减劳动力和重新调整生产努力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当然，不同产业的调整方式也有所不同。汽车产业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并生产体型较小、油耗较低的汽车。钢铁产业开始关停过剩产能，从而推动生产合理化。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以资本（机器）取代劳动力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而无法以资本或技术替代劳动力的产业，如电子消费品组装业或制鞋业，则有可能将国内生产安置到国外，以便利用更便宜的劳动力。因此，很多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都被转移到其他国家。

不管是否面临国际竞争，各个产业都在重组：不同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差异仅与贸易有些微关系。虽然高失业率产业通常都是进口敏感型产业，但并非所有进口敏感型产业都出现了高失业率。9重组一般都是通过减少工人数量而非削减现有工人的工资实现的。10不管是不是由进口变化、技术发展或消费者需求变化造成的，失业对于受影响的工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失业工人在失去工作后收入往往会有显著下降。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工会工人的工资水平要显著高于制造业普通工人，如果他们在其他经济部门就业，其收入会大幅减少。11另一方面，如鞋制品、皮革制品、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部门最容易受到进口竞争影响的工人，往往是没有一技之长的女性和少数族群。这些工人失去工作之后常常会在其他经济部门找到具有可比工资的岗位，因为他们已经是劳动力中收入水平最低的工人。12

虽然失业率在1979—198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急剧上升，但到80年代快结束时，失业率却回落至5％。虽然贸易没有影响总体就业，但它确实影响了不同经济部门的就业构成。进口破坏了低工资制造业（服装、鞋类、皮革）和一些高工资工会化产业（汽车和钢铁）的就业机会，而出口创造了高工资产业（航空航天、机械、制药）的就业机会。不幸的是，美元升值导致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跟不上进口的步伐，因此出口商和进口竞争型产业都受到了挤压。这种压力将就业岗位从可贸易品产业转移到了非贸易品产业，如服务业。

即使没有这种压力，美国也在加速转变成为一个服务型经济体。随着收入的增加，美国消费者开始需要更多的服务，如医疗保健、教育、金融、娱乐和休闲。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低于其他经济部门，因此，为了满足上述需求，投入服务业的劳动力比例也必须提高。正如前几代工人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一样，服务业劳动力的比例从1970年的67％上升至1990年的77％，这样的变化可谓是大势所趋。虽然制造业的工人总数在1970年和1990年大致相同，但他们在总就业中所占比例从27％下降到了17％。这样的变化与贸易没有太大关系：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取代劳动力和新的技术进步推动了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比起进口增加，这是一个造成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即使贸易处于平衡状态，考虑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其就业比重也只会高出一个百分点，不是17％，而是18％。13

这些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综合影响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担忧以及对美国“去工业化”的不安。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产业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方面落后于其外国竞争对手，因此竞争迫使国内企业要么改善这两点，要么破产倒闭。然而，制造商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一些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而是对其国内市场竞争力构成巨大障碍的汇率问题。1979年至1985年，美元兑其他货币实际升值40％，这让出口导向型和进口竞争型生产商在面对外国生产商时很难保持价格竞争力。美元升值使得受贸易影响产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平均减少了4％～8％。14等到美元在1985年开始贬值，制造业出口立即复苏，工厂就业情况也出现好转，这证明困扰国内生产商的并不是结构性“竞争力”问题。

总而言之，进口增长只是制造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的众多挑战之一。国内需求急剧卞降、生产率加速增长、竞争加剧、技术变革以及消费者需求变化，所有这些都显著影响了制造业就业情况，但它们超出了决策者的直接影响范围，与此不同，限制进口是一种可被决策者用来帮助进口竞争型产业的措施。因此，保护主义压力急剧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