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汇率调整以及纺织品、服装和钢铁的进口限制缓解了国会受到的保护主义压力，也让尼克松政府得以谨慎地向国会提出延长总统贸易谈判权，这一权力已在1967年失效。1973年4月，尼克松要求将贸易谈判权延期5年，同时允许他在10年内分阶段将关税减少60％并取消5％以下的关税。他提出新授权的主要理由是希望解决那些妨碍美国对欧洲和其他地区出口的外国补贴和非关税壁垒，如欧共体的扩张，这次扩张将英国、丹麦和爱尔兰也并入了欧共体。根据1971年的威廉姆斯报告，政府还提议大幅修正有关进口救济和调整援助的贸易法案。

工会立即对政府的提议发动攻击，理由是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将会损害经济。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宣称“这些提案没有提出特定机制来管制进口商品的涌入，事实上，有些提议将会加剧美国就业和工业生产受到的破坏”。95纺织品和服装、化学品、制鞋、石材制品、钢铁、餐具、五金和手表等进口敏感型产业纷纷反对政府的提议。

其他产业则支持总统提出的要求，如造纸、机械、卡车和拖拉机以及航空航天产品的生产商。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抱怨外国非关税壁垒阻碍了它们的销售，它们将新的谈判视为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由于全球商品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初创下历史新高，农民和农业团体也对全球市场产生了新的兴趣，因此他们也支持政府的提议。由于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阻碍了农产品出口，这些团体还希望能够削减欧洲的农业补贴并取消其农产品进口配额。

两党都支持通过谈判扫清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壁垒。大多数国会议员认为，只要美国企业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它们就可以在全球市场展开有力竞争，而所谓“公平的竞争环境”，就是说外国市场真正开放，不公平贸易行为被完全消除。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拉塞尔·朗（Russell B.Long）说，国会“受够了美国在一个充满歧视的世界里承受‘最差国待遇’。其他国家都躲在差额税、出口补贴、进口平衡税、边境税、卡特尔、政府采购行为、倾销、进口配额以及其他一系列将我国产品拒之门外的壁垒背后，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把我们的市场暴露在外。”96国会议员认为，美国市场对进口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因此在寻求为美国出口商品打开国外市场的时候，美国不会有什么损失，只会收益良多。事实上，就1966年而言，美国进口受非关税壁垒阻碍的比例（36％，主要是纺织品和服装）要高于欧共体的进口（21％，主要是农业）或日本的进口（31％，主要是农业）。97

政府提议的法案还拟定了一项名为“快速通道”（fast track）的新条款推动国会考虑达成谈判协定。过去，贸易谈判只涉及进口关税，总统只要发布行政命令就可以落实协定达成的较低进口关税。然而，在肯尼迪回合中，谈判代表提出了关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协定，这些协定需要国会批准对国内法律做出调整。然而，我们之前也看到了，国会拒绝考虑肯尼迪回合谈判达成的任何准则。由于工业品的关税已经很低，因此要想进一步放开贸易，新的贸易协定就不得不把焦点放在非关税壁垒上。不过，如果国会不大可能批准谈判成果，欧共体和其他贸易伙伴就不会愿意参与谈判。

为了绕开这个难题，国会同意建立“快速通道”程序。根据快速通道，国会必须在总统达成贸易协定并提交国会之后90天内进行投票表决，而且不得附加任何修正案。由于涉及非关税壁垒的所有协定都必然涉及国内法律的变更，因此协定的实施法案须经参众两院批准。根据快速通道程序，国会还承诺不会修改协定本身，也不会就是否批准协定推迟做出决定。98两党都对快速通道表示支持，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要想缔结任何不只是简简单单削减关税的贸易协定，都需要一些新的国会程序。它也使行政部门在敲定协议之前会与国会议员进行更紧密的合作，确保国会最终支持相关协定。

政府的这一提案于1973年在众议院缓慢推进并获得通过。筹款委员会否决了其中一项提议：只要外国市场份额超过15％，就实施强制性进口配额，这个提议得到了一些民主党人的支持，这也是该党对开放贸易的支持已经下滑的又一个迹象。1973年12月，众议院以272票对140票通过了该法案。少数党共和党以160票对19票一面倒地表示赞成，而多数党民主党则出现了分歧。以钢铁生产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和鞋类制造州（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为首的北部民主党人以101票对52票反对该法案。南部民主党人则以60票对20票表示赞成，因为近期达成的《多种纤维协定》已经缓和了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反对声音。99

俄亥俄州民主党议员查尔斯·万尼克（Charles Vanik）和华盛顿州民主党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提出了一份修正案，建议将苏联最惠国待遇与苏联犹太人移民自由相挂钩，有关这份修正案的辩论使参议院对该法案的立法行动被拖过了1974年的一大半时间。100尼克松政府希望总统拥有绝对权力给予共产党国家最惠国待遇，但国会拒不同意。1974年12月，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法案，其版本与众议院版本的其他差异之处很快经两院协商委员会得到解决。

此时，尼克松已经因水门事件下台，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成为总统。上任仅3个月后，福特（1979，第210—211页）就在前往日本的时候明确告知日本首相，他“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即使他会因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受到显而易见的政治压力，他也不会改变这样的信念。”然而，福特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对贸易法案并不满意。虽然它是“过去40年来最重要的贸易立法”，但福特（1979，第224—225页）“对法案包含的一些措辞感到担忧，这些措辞在其他国家看来既令人反感且具有歧视性，其中尤以杰克逊-万尼克修正案为最”。然而，他“不情不愿地决定签字让这项措施成为法律”，因为他相信“即使自己行使否决权，也会被国会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给推翻”。1975年1月，福特签署了《1974年贸易法案》。

《1974年贸易法案》授予总统关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谈判权，使美国更积极地参与已在1973年11月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谈判（下文将会具体介绍）。总统获准将进口关税最高减少60％并取消5％以下的关税。法案建立了快速通道程序，以便加速国会批准（或否决）所有涉及非关税壁垒的协定，因为这些协定需要修正国内法律。国会还同意授权总统根据名为“普遍优惠制”（GSP）的计划，给予合格发展中国家的选定产品免税待遇。(www.daowen.com)

《1974年贸易法案》表明，国会并不只是想保护进口竞争型产业，它也愿意向更多贸易开放市场，并就非关税壁垒展开规则谈判。与此同时，法案也让受进口影响的产业更容易获得保护，让工人更容易获得调整援助。到这个时候，人们的一个共识就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案》试图将政府支持从例外条款保护转向贸易调整援助的努力失败了。1962年的法案确实加大了相关产业获得例外条款保护的难度：在1962年至1969年的29项调查中，关税委员会仅在3起个案中做出了肯定裁决。101但是事实证明，相关产业也同样难以获得贸易调整援助：在这一时期，关税委员会不接受单一的援助请求。从1969年到1973年，委员会只批准了四起个案，分别是陶器、大理石、钢琴和平板玻璃，仅覆盖3180名工人。

《1974年贸易法案》没有尝试用其中一项来取代另一项，而是同时放宽了获得例外条款保护和调整援助的要求。201条款为管理例外条款行动设定了新的法律要求。1962年设定的要求是伤害必须“主要由贸易协定所做的关税削减造成”，这一要求现在被取消了；201条款只要求进口是“造成严重损害的实质原因”，从而使任何进口增加——即使与之前的关税削减无关——都可以成为获得保护的理由。这极大地增加了各个产业寻求临时进口救济的个案数量。

法案还规定了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处理例外条款个案。关税委员会被更名为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而且现在它必须在收到申诉后的6个月内做出裁决。如果发现产业受到伤害，那么总统将有60天时间决定是否发放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议的救济。国会还试图将发放救济设成默认选项，规定总统“应当”批准国际贸易委员会建议的贸易救济，“除非他认为，提供此类救济不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利益”。临时进口救济可以持续5年，还有可能再延期两年，所采取的形式多种多样，一般为关税（逐年下降），但也可能是进口配额、有序销售安排或其他措施。进口关税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进口。

《1974年贸易法案》还加强了贸易调整援助。如前所述，关于调整援助的法定标准非常严格，因而关税委员会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只批准了四项申请。由于获得调整援助的难度太大，原本在1962年坚定支持这项措施的劳工组织转向了它的对立面。劳联-产联的负责人将之贬称为“丧葬保险”，并直截了当地表示“调整援助无法解决现代贸易问题”。102为解决这一问题，法案放宽了资格要求，并将负责这一计划的权限从关税委员会转到劳工部。

新法案也降低了企业获得倾销救济的难度。此前，倾销的定义是指外国生产商以低于其本国市场的价格出口其产品。《1974年贸易法案》将“低于平均成本”的出口视为另一种可以提起诉讼的倾销形式，这样的定义说明了本国市场价格有可能会随出口价格而被人为压低。法案还对行政程序规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而众所周知，此前这一程序一拖就是数年。

最后，《1974年贸易法案》的301条款授予总统更大的权力处理给美国商业带来负担或障碍的“不公正、不合理和歧视性”对外贸易行为。103根据301条款，美国出口商可以就歧视美国生产商的外交政策或行为向特别贸易代表提出申诉。随后贸易代表会决定是否启动调查并寻求通过谈判方案终止这样的行为。如果没有达成解决方案，总统有权对违规国家的出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在301条款的前10节内容中，有7节针对欧共体，并侧重于各种歧视性政策，如欧共体对鸡蛋的进口税；对罐装水果、果汁和蔬菜的最低进口价格要求；对麦芽和小麦的出口补贴；对牲畜的饲料混合要求；对橙子和西柚汁的优惠关税。

最后，《1974年贸易法案》做出了若干制度变革。国会正式设立了贸易谈判特别代表这一职务，该职务之前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而存在；除了创建私营部门咨询小组之外，这一举措还为国会更多地参与贸易谈判创造了条件。104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由此成为行政部门的谈判机构。前面说过，国会还将关税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国际贸易委员会，并使之成为一家独立机构，而不再是行政部门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必须直接向国会提交预算方案，这就让国会对该机构的活动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105

总而言之，《1974年贸易法案》是一部重要的贸易立法。在20世纪70年代初保护主义压力爆发之后，国会开始设法建立一个体系，为更多例外条款个案和反倾销行动开辟法律途径，从而将进口救济方面的政治压力从法律救济转向行政救济。法案将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杂糅在了一起。一方面，它使总统有权进一步放宽贸易，扩大进出口，并通过普遍优惠制（GSP）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与此同时，它又通过临时关税或额外的失业保险为进口竞争型企业和工人提供了更多的政府援助。

《1974年贸易法案》的通过也证明贸易政策上的党派分歧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新的分歧取决于不断变化的选区特征。总的来说，民主党人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做到支持开放的贸易政策，因为他们与工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工会担心就业岗位的流失，尤其在工业化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在减少贸易壁垒并确保互惠市场准入的问题上仍然心存顾虑，但他们还是比过去数十年要更加愿意反对那些有可能间接损害出口的保护主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