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贸易壁垒削减的谈判论坛，《关贸总协定》在20世纪50年代相对沉寂。美国国会不愿让总统展开新的谈判，刚好欧洲也不愿意减少贸易壁垒，因为它仍在努力应对战争结束后的经济混乱局面。美国大力敦促西欧国家扩大彼此间的贸易，从而促进经济复苏并摆脱对外国援助的依赖。1949年，为了给金融援助画上最终的句号，马歇尔计划的美方负责人坚持要求西欧经济实现一体化。31

为此，西欧各国政府制定了恢复多边支付体系，并进一步推动欧洲自由贸易的计划。欧洲支付联盟的成立是为了结束双边贸易平衡，并帮助推动整个欧洲的贸易流动，这是迈向货币全面自由兑换的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出于贸易目的而自由买卖欧洲货币）。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经合组织（OECD）的前身］的成员国达成了“贸易自由化准则”，根据该准则，进口份额的增加将不再受制于数量限制和外汇管制。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之后，西欧从战争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进口配额和其他歧视美元进口的政策在1955年和1956年被迅速取消。剩下的外汇管制措施在1958年被取消；在经常账户项下，欧洲货币开始能够自由兑换成美元。

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在1957年签署《罗马条约》，将这番努力推向了顶点。六国同意成立欧洲共同体（EEC，以下简称欧共体）并创建共同市场。欧共体是一个关税同盟，成员国取消彼此之间的所有贸易关税，并对非成员国产品实施共同的对外关税。此外，另外七个国家——英国、瑞典、挪威、丹麦、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该联盟的成员国也废除了彼此之间的所有贸易关税，但对非成员国产品实施各自独立的关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是合作性而非竞争性贸易安排，两者有望在欧洲建立起一个大型自由贸易区。、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建立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陷入了两难境地。美国之所以支持欧洲经济合作，是因为它认为贸易扩张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促进政治稳定并遏制苏联的扩张。然而，虽然美国乐于见到这些成效，但它并不希望西欧形成一个独立的贸易集团，因为这将对美国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比如说，联邦德国的产品将在法国享受免税待遇而美国产品却要受制于欧共体关税，因此，外部关税的水平将决定美国产品受歧视的程度。

由于担心欧共体对美国出口的不利影响，《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在1958年的延期要比前几年都容易。艾森豪威尔要求将贸易谈判权延期5年，并希望能够将关税从当前水平降低25％。鉴于贸易立法在50年代早些时候遭遇的重重困难，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本以为必须经历“鲜血、汗水和眼泪”才能让国会同意这一系列要求，但他错了。商界受欧共体建立的刺激，要求政府采取反制行动应对欧洲的优惠制度，国会议员对此做出了回应。虽然谈判权只延期4年，而不是总统提出的5年，但这仍是迄今为止年限最长的延期。虽然关税削减权从25％减到了20％，但大于50％的大幅减税也得到了批准。与前几年相比，政府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为谈判权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在西欧消除内部贸易关税的时候，将美国出口受到的影响降至最低。(www.daowen.com)

《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在1958年的延期使美国处在了可以讨价还价地要求欧共体下调关税的有利位置。第一阶段谈判（1960—1961年）涉及的议题是欧共体与《关贸总协定》相关规定的一致性以及欧共体拟定的对外关税水平。关税同盟无疑背离了《关贸总协定》第1条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因为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在进口关税上面临差别待遇。但是，如果以下两项要求得到满足，《关贸总协定》第23条又允许关税同盟的存在。首先，必须取消“同盟成员领土之间几乎所有贸易”的进口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其次，对外关税“总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在形成此种同盟之前各成员领土实施的关税和贸易法规的总体影响范围”。32根据第二个条件，美国坚持要求欧共体设立较低的关税，但欧共体回应称任何关税削减都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对等回报。

在1961年至1962年的第二阶段谈判，也被称为狄龙回合，美国和欧洲讨论了减税问题。33欧共体提出将工业品关税削减20％，但拒绝考虑农业税，因为它正在制定共同农业政策。然而，美国无法有效回应这一提议。由于担心违反危险点条款，谈判代表无法提出与20％的减税提议相匹配的回应；虽然危险点条款并不构成真正的法律限制，但是如果超过危险点就有可能产生政治成本。此外，国务院接到的要求仍是有选择性地按产品进行谈判，因而无权进行全面的关税削减。

狄龙回合在总统贸易谈判权于1962年6月到期之前不久结束。关税削减仅达到4％的加权平均削减水平，这完全不足以拉低欧洲产品获得的优惠幅度，因而没有解决美国出口商面临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