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爆发的欧洲战争对美国贸易政治的最初影响出现在国会1940年就是否延期《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展开斗争的时候。虽然战争其实已经中断了进一步的贸易谈判，但赫尔认为，全球冲突让《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的存在有了更有力的新依据。1939年底，赫尔（1948，第746—747页）发表了一次广受关注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表示，“贸易协定计划应当保持原样，充当各国在战后重建自由商业的基石”。他指出：“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明确无疑的，那就是：在当前的敌对冲突结束之后，亟须采取有力的行动恢复并促进各国之间的健康和互利贸易，其迫切性甚至还要超过这些年。”贸易协定方案“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让我们有信心认为，等和平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有能力重新恢复贸易。我们近年来在这份重要工作中一直发挥着全球领导作用，如果我们现在彻底改变我们自己的政策，转向自杀性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造成的贸易封锁，那么我们将错失这一宝贵机会。”

赫尔的讲话打动了罗斯福，他向内阁成员表示了对这次讲话的赞赏。赫尔（1948，第747页）写道：“这是我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感到总统在贸易协定问题上真正站在我这边。”但罗斯福也担心赫尔正在打一场必败之仗。政治情绪现在开始反对延期。进口敏感型利益集团，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利益集团，对延期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1937年的时候。罗斯福告诉伊克斯（1953—1954，第3卷：第68页）：“赫尔完全陷入了互惠贸易协定的事情当中。这是他的全部关注点。但是现在公众情绪反对这些协定，我希望赫尔在这件事上不要太过勉强。我觉得他会失败，那他可就要心碎了。”

虽然国会对贸易协定计划顾虑重重，但公众舆论并不反对这个想法：1940年1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0％的受访者理解“互惠贸易”这个术语，但在这些人中，支持赫尔计划的人达到71％，只有29％的人表示反对。79

1940年1月，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再次延期三年，并表示，这部法案“是任何持久而稳定的和平赖以立足的基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当得到延期”。实行贸易协定计划的理由显然已经从扩大贸易以推动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转变成扩大贸易以促进战后和平。赫尔在国会作证时表示，谈判权将有助于为战后贸易政策合作铺平道路：“眼下哪怕只是暂时放弃该计划，也会被其他各国视为永久放弃。除非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在促进自由贸易政策方面的领导地位，除非我们继续敦促其他人将这种政策视为战后经济重建的基础，否则未来将是一片黑暗。自由贸易政策在战后的胜利或失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从现在到和平会议时投入的努力。”80

在大选年提出贸易政策问题一向都是有风险的，但公众舆论普遍支持贸易协定计划。81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党地位，同时大家也知道该计划在战争期间其实会被搁置，这两点似乎能够确保《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得到延期。当然，罗斯福政府在幕后做出不懈努力，以确保众议院批准延期。82民主党设法挫败了共和党的一份修正案，该修正案提出重新起草贸易协定法案，要求所有贸易协定均须经过国会批准，并为面临外国竞争的国内生产商提供额外保护。1940年2月，众议院以党派分明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法案的延期（218票对168票），其中民主党212票赞成20票反对，共和党146票反对5票赞成。

由于民主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参议院的斗争比1937年还要激烈。南部地区的民主党人坚决支持这部法案，但西部地区民主党人的反对态度比以前还要强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代表西部地区矿业和农业利益集团的基·皮特曼是反对派的牵头人。他和他的盟友抱怨，关税下调已经导致“涌入的”进口矿物和农产品淹没了国内市场。在“延期”大战之前，这一派系阻止了国务院在有望与智利和阿根廷达成的贸易协定中下调铜矿和牛肉的关税；结果，美国与智利的协定中删去了铜矿这一项，而阿根廷则中断了谈判。怀俄明州民主党议员约瑟夫·奥马尼（Joseph O’Mahoney）担心：“农产品保护性关税可能被下调，以换取其他国家在制成品方面的让步。”83参议院有太多民主党人反对延期，因此范登伯格和共和党人决定袖手旁观，让他们“自相残杀”地废掉这部法案。84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险些就没有提出法案报告；还是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力挽狂澜，在此时以及后来扭转了败局。85皮特曼在参议院提出一份修正案，要求所有贸易协定都须获得参议院（2/3多数票）的批准，这其实相当于让贸易协定计划变得形同虚设。在投票前一天晚上，皮特曼相当自信地认为他有足够的支持票能通过这份修正案，不过罗斯福政府极力说服了西部地区的参议员予以反对，最后修正案以44票对41票的3票之差没有得到通过。86其他旨在削弱总统权力或限制该计划的修正案也因微弱劣势以失败告终。

1940年4月，罗斯福政府在参议院最终投票时仅以5票之差取得险胜。民主党人分歧严重，投票结果为38票赞成18票反对，而共和党人则是17票反对3票赞成。反对延期的民主党人多过了共和党人，这一事实表明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背后的政治支持是多么脆弱。这让法案反对者深受鼓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议员希拉姆·约翰逊就写道：“白宫这一次费尽周章才让延期得到批准，而且优势极为微弱。老赫尔是个‘坚果儿’，他聚拢了一帮过气的自由贸易商，还有一些将之视为治国哲学的年轻人。每一次我们都朝着打败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所以这一次延期并没有让我感觉特别糟糕。”87当然，激烈的政治斗争与背后的赌注其实并不成比例，因为欧洲现在已经卷入战争，贸易协定计划实际上已被搁置。而与此同时，如果谈判权未能延期的话，将会对政府造成沉重打击。

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也使共和党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该党以压倒性投票结果反对延期，但1940年的竞选政纲显示他们的立场有所缓和。竞选政纲重申了他们一直以来的观点，即关税保护“对我们美国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共和党并没有像1936年那样要求废除《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相反，他们对该计划的实施提出了批评：“我们谴责‘新政’下所谓互惠贸易协定的生效方式：不举行应有的听证会，过度仓促，没有合理考虑国内生产商，也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我们应当纠正这些缺点。”88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加入了战争，这使事态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共和党孤立主义者名誉扫地，贸易协定在国会中几乎全被遗忘，战争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对外贸易造成的破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严重。英国和其他盟国迫切需要粮食供给和战争物资，因而美国成为同盟国的农场和工厂。由于战争，联邦政府开始筹集资源，工业和农业生产激增，失业率随之消失。出口从1939年的30亿美元猛增至1943年的近130亿美元，而进口基本没有变化。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美国出现了巨额贸易顺差。1943年，商品出口占GDP的6.5％，而进口下降到仅占GDP的1.5％。

与美国贸易顺差相对应的是英国和盟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他们只有通过财政援助才能够负担起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在将国内生产从出口货物转为支援战争之后，英国就不再拥有出口收入来购买美国商品。因此，它迅速减少了黄金存量和美元储备。1941年3月，美国出手相助，通过了《租借法案》。根据该法案，总统有权向任何对抗轴心国的国家出售、转让、交换或出借设备，并接受“实物或财产或任何总统认为可以接受的其他直接或间接收益形式”的还款。从1941年3月到1945年12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海外输送了近5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占战争期间出口的80％以上。事实上，《租借法案》提供了巨额的出口补贴，联邦政府购买农产品、飞机、坦克和其他车辆、军械和物资并将它们运往盟国，以免他们在军事上陷入崩溃。89

战争使贸易协定计划在1941年和1942年处于搁置状态。当赫尔在1943年为延期该计划陈述理由时，他再次展望了未来，强调了在战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这一长期目标。赫尔表示，如果美国想为经济复苏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种合作就是必要的：

恢复世界贸易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基本要素。当然，我并不是说，繁荣的国际商业就能保证和平的国际关系。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各国之间繁荣的贸易，持久和平的基础就会变得摇摇欲坠并最终被摧毁……如果否定贸易协定计划，或是通过修正案限定其范围或时间，这将被视为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这个正在战争中承担起全部责任的国家将不会在和平时期这样做。90

不过，赫尔不再提出给予总统进一步下调关税的权力，而只是要求将现有权力延期三年，这一权力允许将关税从1934年的水平最多下调50％。91(www.daowen.com)

这样的请求没有说服像科罗拉多州共和党议员尤金·米利金（Eugene Millikin）这样的共和党人，他攻击称“这种新的宣传”是为了“虚幻的国际主义目标”而“放弃我们的本土市场”。92但是，战争已经导致很多共和党人放弃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持有的孤立主义立场。这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因为两党都开始支持美国在战后更多地参与全球事务。有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的前车之鉴，国会领导人不会再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合作与和平的机会。

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伯格的思想演变最能体现这种变化迹象，他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是共和党的主要代言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一名孤立主义者，但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逐渐摆脱过去的孤立主义时，范登伯格（1952，第34页）坚称美国在战争结束后“绝不能错过和平”。93范登伯格在1934年、1937年和1940年均投票反对《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但他在1943年宣布：“我赞成在战争期间延长贸易协定法案，因为我反对在我们仍然追求军事上的全面胜利时给我们的同盟关系造成任何不必要的破坏。”但是，范登伯格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当对战后贸易问题拥有全部的决定权：

国会和这个国家一直坚定地（1）认为这一贸易协定授权有违宪法，（2）反对让国务院——国务院本质上是政府的政治部门而非经济部门——为我们国内的各个工业部门、农业和劳工制定有可能攸关生死的决定。这样的理念与所谓的孤立主义无关，而是早在这场战争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只要美国存在下去，它们在战后也会继续存在。94

孤立主义的名誉扫地消除了共和党人对1943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延期的反对声音，但是战时的两党合作并没有使他们成为该法案的全面支持者。共和党在外交政策方面仍然观点不一，既有加利福尼亚州希拉姆·约翰逊坚定的孤立主义，也有明尼苏达州约瑟夫·鲍尔（Joseph Ball）狂热的国际主义。共和党人愿意在战争期间与罗斯福政府合作，但不愿意给予政府在战后制定政策的自由裁量权。他们更反对的是政府决策过程，而不是下调关税，因为《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的影响一直都是适度的。他们抱怨说行政部门对其战后贸易谈判计划过于保密，并坚持要求所有贸易协定都得经由国会批准。

由于一些共和党人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视为战时两党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予以支持，因此比起三年前，1943年的延期应该比较容易获得国会的批准。主要问题在于，法案延期在获得通过的时候能否不被加上削弱性修正案；就像田纳西州民主党议员杰利·库珀（Jere Cooper）所指出的那样：“很显然，想要废掉贸易协定计划的主要办法就是通过修正案。”95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米尔顿·韦斯特（Milton West）指出，大多数众议员都认为延期应当只持续至战争结束，这样的话国会就可以对战后贸易安排施加影响，因此他建议将总统的谈判权限制在两年而不是法案提出的三年。如此一来，国会就有机会在战争结束之后对整个贸易协定计划进行评估审查。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和罗斯福政府对这一修正案表示反对，但是它以196票对153票获得了通过。96

这份修正案的成功推动了其他一系列想在延期法案中削弱谈判权的修正案。其中一份修正案提出贸易协定需经参议院批准，另一份修正案则意在阻止贸易协定以低于美国生产成本的价格进口农产品。在事态失控之前，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走下座位，向全体众议员发表了一次讲话。雷伯恩警告：“在对这份修正案以及其他将被提出的修正案表示赞成之前，我们应当三思而后行。我们在众议院正面临考验，那就是我们到底是否支持互惠贸易计划。如果待批修正案以及后续可能被提出的其他修正案获得通过，那我们将一无所获。”

雷伯恩表示，贸易协定计划一直有益于美国，他认为应当摒弃“带有严重削弱效果的修正案”。他在展望战后情景时警告：

我不希望美利坚合众国众议院的投票让全球人民感觉，等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就会回到美国海岸，把头埋进沙子里，不再参与这个世界的重要工作……我今天在此请求诸位将这份计划至少延期两年，最好是三年，不要被人误解，不要让全世界的希望落空。我们不仅要帮助民主国家赢得这场战争，而且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还要尽自己的努力来维护世界和平。97

在雷伯恩做出这番陈述之后，众议院投票否决了剩下的所有修正案，而且两党立场一致地以343票对65票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两年的延期。

像往常一样，参议院的斗争比众议院更加艰难，主要就是挫败那些错综复杂的修正案，不过投票过程还是比1940年要顺利。参议院两党以59票对23票结果表示赞成，其中民主党为41票赞成8票反对，共和党为18票赞成13票反对。这次投票并不能保证共和党在战后还会支持贸易协定计划，但也表明该党全盘反对的立场正在逐渐缓和。

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美国的贸易政策将在战后发生重大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全球地位。筹款委员会在1943年的延期报告中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远远不止过去那些狭隘和无聊的关税辩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并不是某项关税税率有点高还是有点低，而是国会是否应当制定一项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全国大多数利益的政策，并设立一套切实的程序使这一政策行之有效。”98

同样，国务院在1943年为《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的延期做陈述时，指出了其中涉及的利害关系：“这份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在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用经济合作取代经济战；为我们的睦邻政策赋予经济实质；建立起可以支撑起持久和平结构的国际经济关系。”99此时，国务院尚未认真考虑战后的经济政策。不过，美国官员即将与英国官员就战后在贸易政策领域达成多边协定的可能性展开非正式讨论。这些讨论开启的理念将远远超出最初版《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的支持者在1934年所做的任何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