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不是引发大萧条的主因，但它导致美国的贸易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初严重恶化。美国大幅上调关税的时机恰逢全球经济处于严峻时刻，而且此次上调关税破坏了旨在限制贸易壁垒蔓延且原本就已经相当脆弱的多边努力。1927年世界经济会议结束之后，国际联盟大力敦促各国定期召开会议鼓励贸易扩张，限制各国采用贸易保护措施。国际联盟竭尽所能地在1930年和1931年推动各国磋商关税休战事宜，但美国的举动和其他政策发展态势将这些工作的成效化为乌有。虽然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但它诱导其他国家提高本国进口关税，并且推出贸易限制政策。“美国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是其他国家纷纷调整关税的导火线，至少部分表现为报复的方式，”当时国际联盟（1932，第193页）如此报告，“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几乎马上就广泛提高了本国关税。”

在国会就《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之时，外国政府就警告，一旦这部法案颁布，就会对全球贸易产生不利后果，特别是美国的贸易。国会对这部法案的审议过程接近尾声时，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民主党和共和党进步派投票支持这项决议），要求胡佛政府向国会报告其他国家就这部法案对国务院提出的抗议。1929年9月，23个国家共提出59份抗议（其中主要是西欧国家）。在此之后，又有42国政府提出了抗议。77

共和党领袖在推动关税法案通过国会审议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认真地承认外国政府可能采取行动反对美国出口。斯穆特和其他共和党人深信“关税是国内事务，美国关税法案必须由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不容其他任何国家置喙”。78尽管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它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其他国家并不是在干预美国的立法过程，只是警告一旦这部法案生效，它们就会采取对抗手段。虽然东部共和党人称其他国家只要通过反补贴税就可以抹杀出口补贴的作用，以此为由投票反对为农产品提供出口补贴，但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可能性，即其他国家会提高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报复美国对它们征收的高关税。尽管《国会议事录》中有整整20页记录了关于进口西红柿关税水平的辩论内容，但它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国际社会对高关税的反应。只要民主党一提到外国可能对美国采取报复，共和党就认为这不过是“假设的情景”而不予理会。

事实上，很多国家确实采取了报复行为。其中加拿大的反应最为激烈。它是美国产品最重要的外国市场。1929年20％的美国出口进入了加拿大。加拿大的出口中有43％左右销往美国；因此这种依赖性使加拿大对美国市场准入方面的任何变动都极为敏感。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的自由党政府历来亲美，有采取低关税政策的传统，但美国关税法案还在国会审议时，他们就在多个场合向胡佛政府表达了对这部悬而未决的法案的担忧。

关税法案通过国会审议后，麦肯齐·金政府立即降低了从英国进口的270种产品的关税，对16种美国产品征收了反补贴税，而这些产品在美国向加拿大出口的产品中占到近1/3，包括土豆、汤类、牲畜、新鲜肉类、黄油和鸡蛋、小麦和面粉、燕麦和燕麦片及铸铁管，其中大多是美国的新关税法案理应扶持的农产品。科德尔·赫尔（1948，第1卷：第355页）用一个简单的例子阐述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如何对美国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影响。美国对进口鸡蛋征收的关税从一打8美分上调至10美分后，加拿大紧随其后将鸡蛋的进口关税从一打3美分上调至10美分，使本国关税向美国关税看齐。尽管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鸡蛋从1929年的13299打下降至1932年的7939打，但同期美国向加拿大出口的鸡蛋从919543打下降至13662打。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产生的更严重后果是，加拿大对该法案的强烈反应帮助支持高关税且亲英的保守党在1930年7月拿下了加拿大大选。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曾经攻击加拿大最初采取的报复措施力度不够，希望利用加拿大选民对美国的愤怒大做文章，特别是那些出产的产品主要销往美国的地区。反美情绪找到了滋养的沃土。“《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案》在加拿大激发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藐视，”科特曼（Kottman，1975，第633页）评论，“它在加拿大创造出一种氛围，使（保守党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言论比（自由党的）推动帝国贸易扩张的做法更迎合民众的情绪。”保守党之所以能在大选中胜出，正是由魁北克和草原省份的关键投票促成的，美国关税法案对这些省份的出口造成了尤为严重的破坏。79

1930年9月，加拿大新一届保守党政府通过了紧急关税法案，大幅提升纺织品、农具、电气设备和肉类等多种产品的关税，这些产品多半产自美国。加拿大官员并没有使用“报复”这个词描述他们的行为，但传达出来的信息相当清晰。“尽管加拿大否认新近颁布的自治领关税税则是针对美国的报复行为，”《纽约时报》报道，“但看起来今晚给人们普遍留下的印象是，加拿大已经对美国关税法案做出了唯一可能的回应，而且它们的回应方式或许会影响当前已经岌岌可危的国际贸易形势。”80有一项估算表明，加拿大提高关税后，美国对加出口下滑了21％，足足使美国对外总出口减少了4％。81和之前报道的一样，《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使国外进口总量减少了7％左右，但如果说加拿大一国对关税法案的反应就使美国的出口下滑4％，那么它对美国出口的报复性行为几乎相当于关税对进口造成的影响的一半。此外，如果其他国家也同样采取报复行动，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1930年以后，出口的下降幅度与进口的下降幅度不相上下。

比德韦尔（Bidwell，1930，第130页）报道，欧洲对美国关税调整的反应是“不加掩饰且全体一致地立即表示不赞成”。欧洲媒体、民众、工农业群体、政府官员及商界领袖都为美国的这一举动感到骇然。他们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且拥有巨额贸易顺差，完全没有必要限制他国对美国的出口，而这些国家正在迫切地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沉重债务。全球头号经济大国在1922年已经提高关税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再次大幅提升关税，因为它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里一直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增长，而欧洲则在战后重建中苦苦挣扎。此外，美国不仅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而且正在破坏国际联盟努力通过磋商达成多边关税休战的努力。82因此，有不少原因导致欧洲面对美国上调关税的举动时心怀怨念。

虽然新关税法案在外交层面冒犯了欧洲，但关税调整对欧洲经济造成的总体影响有限，这是因为欧洲出口中只有6％销往美国。不过这个数字严重低估了关税法案对欧洲经济的潜在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欧洲对美出口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帮助欧洲赚取紧俏的美元，以偿还债务，并为进口筹措资金。这些出口往往包括主要行业里高度专业化的制成品。由于美国制造商开展大规模生产的效率极高，而且受到高关税的保护，所以欧洲出口商要将商品销往美国面对的障碍极其严重。只有提供高价特色产品的欧洲生产商才可能克服高关税造成的困难，维持自己在美国的市场地位。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新关税法案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将这些商品挤出市场，因为从美国经济的立场看，这些商品无足轻重，但是对欧洲制造商至关重要。

不过与加拿大不同的是，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普遍比较克制，没有采取直接报复美国的行动。这往往是因为它们与美国签署了通商条约，必须为美国产品提供最惠国待遇，不能对美国采取报复手段，虽然它们可以不动声色地动些手脚排斥美国产品。不过，一些欧洲小国对美国直接采取了行动，如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葡萄牙。1930年7月，西班牙通过了新的关税法，收回赋予美国产品的最惠国待遇，这样就可以对美国产品采取歧视性举措。它重点针对的是美国对西班牙的主要出口品，特别是汽车、缝纫机和剃须刀片。美国出口至西班牙的汽车在三年间减少了94％，而英国、德国和加拿大出口至西班牙的机动车没有受到关税的影响，因此销量飙升。83意大利也瞄准了汽车、农机和收音机，这些产品全部是从美国进口的。由于美国对钟表征收了高关税，所以瑞士的各个群体义愤填膺，联合起来集体抵制美国产品。不过，以上抵制美国出口的举措加起来也没有对美国产生太大影响。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还对欧洲以外的国家造成了影响。美国调高食糖的进口关税对古巴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古巴的经济主要依赖对美出口的糖业。戴伊和斯柯特（Dye and Sicotte，2003）的估算结果表明，1930年后古巴的出口收入下降，其中有1/2或1/3是由美国的新关税法案导致的。他们的计算显示，糖业关税使古巴的国民收入在1929—1933年减少了10％，使同期古巴GDP的下滑幅度超过1/3。古巴感到自己被美国的高关税背叛了，而且严峻的经济问题导致它的亲美政府在1933年革命中被推翻。这次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巴的政治格局，古巴开始与美国渐行渐远。

当然，由于大萧条在全球肆虐蔓延，所以即使美国国会不通过《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其他国家单纯从本国情况出发也可能考虑上调关税。不过美国是在大萧条恶化之际第一个上调关税的国家，这标志着政策纪律分崩离析，随后上调关税的浪潮很快席卷了其他国家，虽然这些举措并不是专门针对美国的。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代表着一种破坏性的发展态势，促使全球保护主义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初甚嚣尘上。然而，全球贸易体系真正崩溃始于1931年6月澳大利亚的一家大银行倒闭。尽管这场银行危机更像是全球经济陷入困境时表现出来的症状，而不是引发经济困境的诱因，因为全球经济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受到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的困扰，但是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对贸易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澳大利亚银行倒闭造成金融恐慌和货币危机，迅速波及邻国。这场危机迫使德国在1931年7月启动外汇管制以避免黄金外流，缓解外汇市场面临的下行压力。面对黄金和外汇储备迅速流失的窘境，其他中欧国家紧随德国的步伐，严格管控外汇交易，阻碍了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

随后金融压力蔓延至英国。英国先是采取了干预行动，在外汇市场上为英镑提供支持，随后在1931年9月妥协并放弃了金本位，允许英镑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英镑贬值意味着英国的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更强，而他国产品进口至英国时价格更高。丹麦、荷兰、印度、挪威和瑞典等其他盯紧英镑的国家也脱离了金本位，允许本国货币贬值。日本于1931年12月亦步亦趋地采纳了这个模式。

尽管英国有充足的理由做出这个决定，但它导致了全球贸易关系破裂。首先，英国的行动促使许多仍坚守金本位的国家采取了守势。它们对货币贬值国做出的回应是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英国做出货币贬值决定一个月后，法国对英国产品加征15％的附加费，以抵消英镑贬值造成的影响。1932年初，一直秉承自由贸易政策的荷兰将关税提高了25％，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抵消英镑区的生产商因为货币贬值而获得的竞争优势。其次，英国的举动虽然阻止了英镑受到投机性攻击，但使其他国家背负上了财政压力，促使它们采取外汇管制。在1931年9月至10月，乌拉圭、哥伦比亚、希腊、捷克斯洛伐克、冰岛、玻利维亚、南斯拉夫、奥地利、阿根廷、比利时、挪威和丹麦都采取了外汇管制阻止黄金和外汇储备流失。84很多仍然坚守金本位的国家也限制了进口配额，到了1936年，法国的进口中有近2/3都采取了数量管制措施。

事实证明，外汇管制是20世纪30年代限制性最强的贸易措施之一。政府开始控制民众获取外汇，不仅为了避免资金外流，而且为了抑制进口方面的支出。从本质上说，政府最终决定了进口的内容和数量。外汇管制使政府官员得以大幅削减出口方面的支出：在采取外汇管制的国家，其进口比未采取此类措施的国家少23％，具体情况取决于它们的GDP在30年代早期的变化情况。85很多国家在采取外汇管制的同时还辅以高关税和配额措施，进一步限制进口方面的支出，缓解国际收支枯竭的局面。

全球贸易的多边体系由此开始瓦解，因为遭遇国际收支困境的国家试图利用双边清算机制、外汇管制、进口配额、许可证制度以及提高关税等手段，徒劳地使本国经济规避全球经济崩溃造成的影响。1931年末金本位瓦解给全球贸易政策制造的问题确实远远超出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给贸易政策带来的困难。国际联盟（1933，第16—17页）的报告称，(www.daowen.com)

在1931年9月1日之后的16个月里，23个国家普遍上调了关税，其中有三个国家在这一时期两度上调关税，只有一个国家全面下调关税。50个国家上调了部分产品或某几类产品的关税……32个国家采取了进口配额、进口禁令、许可证制度及类似的数额限制举措。在很多重要的案例中，贸易政策的变化更加频繁……这份简单直观的清单完全不足以清晰地描绘出各国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有多么复杂，而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后，全球外汇市场动荡不安，使早已踉跄前行的全球贸易雪上加霜。到了1932年年中，全球贸易机制明显陷入险境，几乎要像全球货币体系那样全盘崩溃。

随着其他国家在大萧条中陷得越来越深，它们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也越来越多，希望用这种手段刺激本国经济。越来越多的国家提高贸易壁垒时，又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随即采取相同措施的理由。由于一国的进口减少相当于别国出口减少，所以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对刺激经济的目标于事无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提高贸易壁垒将自己与经济萧条完全隔绝。

雪上加霜的是，英国允许英镑贬值后又放弃了自己一直秉承的自由贸易政策。英国脱离金本位一个月后，历来青睐贸易保护和帝国特惠制的保守党在大选中胜出，主导了英国的国民政府。1931年11月，新一届英国议会制定了《非常进口税法案》（Abnormal Importation Act），赋予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酌情决定关税的权力，即在它认为适宜的情况下，可以上调关税，上调幅度不超过100％。1932年2月，议会审议通过了1932年《进口税法案》（Import Duties Act），将进口关税普遍上调10％。这标志着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开放贸易政策走到了尽头。1930年美国对英出口中有70％免交关税，而到了1931年底，只有20％的美国对英出口免交关税。86

更糟糕的是，从美国的角度看，英国开始为前英国殖民地（主要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之间的贸易建立关税优惠机制，退回了帝国经济集团抱团的局面。这些国家一直努力使本国出口至英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能够享受优惠待遇，同时作为交换，它们为英国出口至本国的制成品提供优惠待遇。之前英国从来没有考虑过为其他国家提供关税优惠。这是因为自19世纪中期起，它普遍采纳的就是非歧视性自由贸易政策。不过现在它已经全面开征10％的关税，所以做好了建立关税优惠机制的准备。

1932年7月至8月，英国在渥太华举行的会议上同意建立这种帝国特惠制。虽然他们创建这个贸易集团并不是为了直接报复美国，但这是《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推波助澜造就的国际环境带来的产物。“毫无疑问正是美国国会促使加拿大和英国用关税措施做出了回应，”科特曼（1968，第37页）总结，“就在渥太华会议召开前几天，美国驻加拿大首都的临时代表报告，无论何时人们评论即将召开的渥太华会议时，‘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敌意和怨恨都暗流涌动，平静但非常明确’。”这位官员还强调：“和我交谈的人多半会提到我们的关税法案，指责它引发了全球贸易限制运动。”事实上，加拿大总理在议会前为渥太华协议辩论时，就指出本国需要确保自己的对英出口能够享受优惠政策，以弥补在美国市场上蒙受的损失。

这些优惠政策使美国在其最大的两个出口市场上受到歧视，美国对加拿大和英国的出口占到其出口总量的1/3以上。到了1937年，英国对英联邦国家的出口以及从英联邦国家进口的货物中约一半享受到关税优惠，而且优惠力度平均达到20％。因此，美国出口商在这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美国在加拿大和英国进口中的比重开始下滑。87我们已经看到，在随后的20年里，美国一直致力于打破这种歧视性贸易集团，因为它使美国出口商在全球主要市场上处于极其严重的劣势。

英国的帝国体系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一时期成形且不利于美国通商利益的特惠贸易集团。1931年，德国开始对进口实行许可证制度，并力求与东欧国家签订特惠贸易协定。在亚洲，日本创造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利用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力攫取经济利益，如独享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控制权。

因此，全球贸易的整个多边体系被20世纪30年代初的种种事件彻底粉碎。使贸易不堪重负的不仅仅是高关税，还有越来越多国家采用的进口许可要求、配额限制和数量限制、外汇管控、双边及特惠贸易协定、大宗交易和易货协议等各种举措。88这些政策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在1929年至1933年间，全球贸易额下滑了26％。马德森（Madsen，2001）认为，这些降幅中有一半左右是由关税上调和非关税壁垒造成的，而这些举措多半是为了排斥美国产品。

由此可见，1932年全球贸易政策的环境与3年前迥然不同。问题不仅在于贸易保护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且尤为排斥美国。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经济终于开始复苏时，这些贸易壁垒和特惠政策也没有偃旗息鼓。绝大多数贸易限制措施仍然继续生效。因此，尽管全球生产在30年代末回暖，但那个时候的全球贸易仍然没有达到1929年的巅峰水平。

胡佛政府从来没有对这些事态发展做出回应。总统把大萧条爆发的责任推到了欧洲头上，并不认为这是由本国的货币政策或金融动荡引发的。他坚称美国需要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国经济不受进口冲击。国会的共和党人对于立法提高进口关税的行为没有表示出任何悔意。他们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上调关税。斯穆特（1931，第173—174页）强调：“在国家的危难时刻，贸易保护势在必行。”如果不推出关税措施，“美国就会变成全球所有过剩产品的倾销市场”，斯穆特否认美国是全球贸易壁垒增加的始作俑者：“很难理解为什么所有人试图让美国承担全球上调保护性关税运动的责任。很多国家在193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之前就已经修正了本国关税，而且《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颁布以后又有不少国家上调了关税。各国都是从本国经济的实情出发采取了这些举措。”

尽管共和党试图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努力抵挡民主党的攻击，但经济衰退使他们继续连任的前景变得黯淡。民主党在1930年的中期选举中接管了国会，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在共和党进步派的助力下，民主党在参议院的贸易问题投票上也取得了有效多数席位。虽然胡佛连任了美国总统，但在1931年至1933年间，政府与国会的意见分歧使美国政府并未推行重大政策调整。

人们广泛认为《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至少是引发当时经济灾难的部分原因，这帮助民主党中沉寂已久的低关税派重新活跃起来。1931年8月，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Kenneth McKellar）建议废除《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马上立法将关税全面下调25％。虽然绝大多数民主党认为上调关税并非明智之举，但麦凯勒的想法在政治层面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尽管美国的失业率不断上升，产量逐日下降，但他们也无法找到任何政治力量支持单方面下调关税。

与此相反，民主党和共和党进步派采取了其他方法。由于“弹性关税”条款在20世纪20年代被用来上调关税，使民主党和共和党进步派的幻想破灭，所以他们在密西西比州民主党议员、筹款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克里尔（James Collier）提出的法案下团结起来，想从总统手中夺走调整关税的权力而将其赋予国会。该法案还提议设立一个消费者委员会办公室，这样在酝酿关税调整议案时也能体现消费者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代表生产商的利益。最后，考虑到国际贸易关系严重恶化，这份提案还敦促总统与其他国家共同协商改善贸易环境。虽然它并没有授权总统在这类磋商中可以下调任何关税。89

1932年初国会通过了《克里尔法案》，但被总统否决了。胡佛在否决咨文中反对取消总统在弹性关税方面的权力，认为这一条款是“消除过高的关税和关税体系中的一切不平等，并且在千变万化的经济状况中保持灵活性的适宜手段”，而且“美国继续坚持贸易保护政策势在必行”。

胡佛还对开展国际谈判的呼声不屑一顾。他认为关税政策“完全是国内问题”。他担心此类国际协商会议“会使我们对国内重要事务的掌控屈服于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或导致我们开展徒劳无用的国际磋商”。他还相应地提出自己对这个主张的质疑：“如果国会建议通过国际磋商使我们历来的关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影响我国的所有关税，那么国会有责任坦陈并指明它准备在何种程度上采取这种措施。”90随着美国走向1932年总统大选，美国经济仍然深陷大萧条的泥沼，贸易政策的未来仍然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