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天参议院就关税法案举行听证会时，美国达到了商业周期的顶峰。在之后的三年半里，美国经历了无情的经济收缩，即众所周知的“大萧条”。虽然早在1930年6月实施新关税法案之前，美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下滑，但很多观察家仍然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与该法案颁布后接踵而来的经济灾难联系在一起。《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美国贸易崩溃和大萧条之间存在哪些普遍联系呢？

在1929年至1932年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贸易崩盘（除了1808年至1809年的贸易禁运外）。在这一时期，进出口额几乎下滑了近70％，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物价下跌。从数量来说，这三年里出口额下滑了49％，进口额下滑了40％。贸易的下滑幅度远远超过了实际GDP的下滑程度（这一时期的实际GDP下滑了25％）。到了1932年，出口在GDP中的占比从1929年的5.0％收缩至仅有2.7％，而进口在GDP中的占比从1929年的3.8％收缩至2.0％。64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对史无前例的贸易下滑产生了多大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将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增幅达到15％。为什么关税上调的幅度这么大，但对进口的影响却如此有限？其原因有二：首先，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0％上调至46％，使其价格上涨15％，但并未转化成国内进口产品价格上涨15％。《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颁布之前，成本为1美元的进口商品售价为1.40美元，但新关税法案颁布之后，它的售价变成1.46美元，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约上涨4％。其次，1929年时只有1/3的进口产品需缴纳关税，出现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高关税早已抑制了这部分进口。《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生效之前，仍有2/3进口产品可以免交关税进入美国，这些产品通常是丝绸、咖啡和橡胶等原材料。

图8.4展示了提高关税对进口造成的影响。它逐月列出了应税产品和免税产品的进口额。1930年7月，应税进口额明显急剧下降。上调关税3个月后，应税进口产品的进口额比颁布关税法案3个月前下滑了34％（其中不包括6月，因为商家为了在关税上调政策生效前努力清关而导致进口额激增）。同期免税进口产品的进口额下降了14％。如果以免税进口产品作为对照组，那么进行对比后发现《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使应税进口产品的进口额下降了20％左右。由于应税进口产品在进口总量中占1/3，所以这意味着上调关税使进口总量减少了7％左右。65因此，关税调整对应税进口产品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对总体进口影响有限。

进口的下滑幅度与随后出现的贸易崩盘比起来规模并不算大。在1930年第二季度至1932年第三季度贸易最低谷期间，进口额减少了41％。导致贸易崩溃的最重要因素是实际GDP持续下滑，在这一时期，实际GDP每个季度下降30％。66事实上，在《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颁布前一年（即1929年第二季度至1930年第二季度期间），进口额已经下滑了15％，同期实际GDP减少了7％。

图8.4　1929年至1931年所有进口产品、应税进口产品及免税进口品的逐月进口额（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对外贸易月度汇总）

一项粗略的计算表明，在1929年至1932年间，进口额减少41％，其中一半是由关税上调造成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上调关税或许使进口减少了7个百分点，这取决于人们对进口需求弹性的假设；通货紧缩引发的关税上调使进口减少了15个百分点。因此，关税上调和通货紧缩引发的税率上升相结合，是导致进口大幅缩水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导致贸易崩盘的全部原因。

在1929年至1932年间，为什么出口的跌幅更甚于进口？国外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下降是由多个因素造成的，如海外大萧条导致外国收入减少、外国关税水平上升、贸易优惠、其他直接或间接针对美国的贸易限制、1931年末至1933年初英镑相对美元持续贬值，以及其他难以准确量化的因素。

从大萧条的总体情况看，它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经济灾难之一。从1929年中至1933年初，通货紧缩肆虐，产量下降，就业情况不断恶化。在1929年8月至1933年3月间，工业生产减少了55％，批发价格指数下滑了37％，农产品价格暴跌64％。从1929年第三季度商业周期到达顶峰至1933年第一季度进入谷底期间，实际GDP每季度下滑36％；在1929年至1932年间，实际GDP每年下降25％。据估算，失业率从1929年的4.6％激增至1932年的24.9％。即使到了1933年，美国经济到达拐点处开始回暖，它的经济也没有完全复苏，不时陷入低迷。譬如，1937年至1938年，美国经济再次遭遇严重衰退。即使到了1939年，失业率仍然超过17％（就算把参加临时性政府救助项目的人算进去，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12％）。67

我们已经看到，《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本身并不是对大萧条的回应。早在股市崩盘、工业生产滑坡和失业率飙升之前，国会就已经开始筹备修正关税。美国经济在1929年8月达到商业周期的巅峰后开始下滑，或许参议院更倾向于在1930年初制订关税法案，但当时经济衰退的程度仍然相对温和。1930年末爆发银行业恐慌和1931年末货币和财政状况收紧后，经济衰退严重加剧。经济下滑贯穿了1932年的大部分时间，而且在1933年初严峻的银行危机中达到高潮。

由于关税刚刚上调后，大萧条就接踵而至，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是引发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然而，和之前历次经济下行一样，经济史学家一致认为货币和财政因素是造成大萧条的主因。弗里德曼和施瓦茨（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称，1930年10月的银行业恐慌导致货币供给出乎预料地大幅下滑，使原本只是相当正常的经济衰退恶化成了大萧条。由于当时没有存款保险，所以这场恐慌导致公众从银行体系大量提取现金，因为一旦银行倒闭，存款人的所有存款就会化为乌有。存款大量流失，迫使银行缩减借贷，相应地减少了投资支出和货币供给，结果引发了通货紧缩，使所有这些问题雪上加霜。通货紧缩导致实际利率激增，投资崩溃。物价暴跌又加重了实际债务负担，借款人偿还银行债务的难度越来越大，使财政体系愈发脆弱。很多经济学家责备美联储没有采取更多积极有效的行动阻止银行倒闭和货币供给下降，否则原本可以避免大萧条。68(www.daowen.com)

在全球层面，绝大多数国家当时还坚守金本位，这是通货紧缩的另一个来源。20世纪20年代末，各国央行对黄金的需求上升，而黄金供给没有相应增加，因此货币供给收紧，压低了全球物价水平。69金本位通过固定汇率体制将全球主要经济体联系在一起，某个国家国内出现的货币冲击和金融风波可以通过这种联系迅速传导到其他国家。譬如，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开始迅速流失。美联储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大幅提升利率以防止黄金外流，并维持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同时美联储选择继续与黄金挂钩而不是扶持本国经济，在经济极其疲软之时收紧货币政策。这进一步加剧了通货紧缩，导致更多银行倒闭，除了使大萧条恶化以外没有产生任何助益。

鉴于货币和财政因素是导致大萧条爆发的首要因素，《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对经济危机发挥的作用显然相对较小。1929年，应税进口额在GDP中的占比只有1.4％。我们很难相信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0％提升到46％会引发大萧条这么严重的经济崩溃。本书前几章表明，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找不到有力的理由支持“高关税驱动了商业周期波动”这个结论。譬如，1922年《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上调关税的幅度远远超过《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复苏，这本身也是其他因素促成的结果。

然而，关税也可能通过多种渠道改善或加剧大萧条。多恩布什和费希尔（Dornbusch and Fischer，1986，第468—469页）表示关税原本有助于经济发展，因为“无论从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的角度看，在不会招致报复的情况下，关税原本会产生扩张性推动作用。凯恩斯主义认为，进口减少将人们的需求转移到国内产品身上；货币主义认为，如果不冲销黄金流入造成的影响，那么国内的货币存量会增加”。

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关税将国内的外国产品支出转移给了国内产品支出。如果关税使进口方面的支出减少，又没有反向影响出口，那么净出口会增加，并且扩大对国内产品的总需求。70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凯恩斯式的机制发挥了作用。如果当时它发挥了作用，那么进口的降幅会超过出口的降幅，而且实际净出口会促进经济增长。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出口的降幅超过了进口，实际净出口拖累了经济增长，没有刺激总需求上升。71

从货币主义的角度看，关税上调会扩大贸易顺差，这是因为关税上调会导致进口减少，但不会使出口立即发生变化。初期贸易顺差会吸引黄金流入，货币供给扩张，除非央行采取相应的政策行动冲销黄金流入造成的影响，以保持货币状况不变。这种货币扩张会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发展，但最终会提升物价，使贸易差额回到最初的水平。不过，就在美国颁布《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两个月后，美国事实上出口了大量黄金。美联储采取措施冲销了黄金外流造成的影响，使美国的货币状况保持不变。随后流入美国的黄金规模相对较小，然而此时第一次银行业危机来袭，存款/货币比急剧下降，货币供给开始减少。即使推行《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之后部分黄金流入美国（这一点尚不明确），它造成的影响也被其他因素完全淹没了。此外，美联储对黄金流入和流出采取的冲销政策意味着任何黄金流入不会导致货币扩张。72因此，在此期间，关税既不能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渠道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也不能通过货币主义渠道实现这一点。即使这些渠道能够发挥作用，它们的效果对于当时美国受到的巨大货币和财政冲击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原本会通过其他机制导致大萧条进一步恶化。在标准的贸易框架里，高关税会消除贸易的部分静态收益，从而压低美国的实际收入。然而，《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造成的静态福利损失与大萧条的严重程度相比微乎其微。73但克鲁奇尼和卡恩（Crucini and Kahn，1996，2007）认为，一旦考虑中间投入品的交易，以及关税的永久性变化和外国报复对资本积累及劳动供给造成的动态变化，贸易政策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就要大得多。他们的模拟研究表明，上调关税会导致GDP下降2％，这一降幅虽然算比较显著，但仍然远远低于人们观察到的实际GDP下降25％。

诚然，有些经济学家相信《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对大萧条的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梅尔策（Meltzer，1976，第469—470页）认为，它将别国的黄金吸引到美国，“使一场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演变成了极为严峻的大萧条”，将通货紧缩的冲击传递到了全世界。梅尔策还暗示《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和外国报复对农业出口的破坏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在1930年至1931年间压低了农产品价格，并导致农业州的银行大面积倒闭。不过早在《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颁布一年前，农产品价格就已经开始下滑，而且关税法案出台之后，对它们的下滑趋势看起来并没有影响。1930年和1931年，农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比例和20年代差不多；只有大萧条在1932年和1933年急剧恶化时，这个比例才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28％和39％。74此外，尽管银行业恐慌集中爆发于农业地区，如中西部农业州和盛产棉花的南部，但史学家已经表明银行业的问题主要是由它们自身糟糕的管理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出口持续下降。最后，还有一个因素发挥了作用，即1930年夏末，严重的旱灾在美国中南部横行肆虐。

在此期间，《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可能还以其他方式对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国会对关税法案的审议过程过于漫长，给企业带来了不确定性，相关企业投资因此被推迟，经济缓慢滑入衰退。投资崩盘是20世纪30年代初导致经济衰退的主因。尽管关税方面的不确定性在1930年6月之后得以消除，但看起来对经济没有半点助益。75另外一种观点是，美国关税法案限制了欧洲和拉丁美洲对美国的出口，使这些国家更难赚到美元以偿还债务。这可能扰乱了国际金融体系，使其他国家无法履行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背负的赔款任务，不过这种影响小之又小。76

总而言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无论在恶化还是改善大萧条方面发挥的作用都相对较小。与通货紧缩通过货币和财政体系产生的强大力量相比，关税的影响小之又小。与货币供给减少1/3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相比，即使关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也不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在应税进口产品的进口额仅占GDP1.4％的情况下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