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2月，筹款委员会主席、俄勒冈州共和党议员威利斯·霍利发布公告称，很快就将举行关税听证会。1929年1月，筹款委员会就关税修正问题开始了为期43天和5个夜晚的听证会。他们听取了1100人的陈述，记录下来的证词长达18卷共计10684页。委员会逐一审议了每条税则，包括化学制品、陶器、金属、木材、食糖、烟草、农产品、饮料、棉制品、亚麻、大麻和黄麻、羊毛、丝绸、人造丝织物、纸张、书籍以及其他各类产品。筹款委员会经常工作至深夜，认真聆听和询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生产商的意见，在税则中列出的近3000种产品中，几乎每一种都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息息相关。和以往的关税修正过程一样，此次听证会的证词几乎都来自中小生产者，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维持或提高进口关税。2月底公众听证会结束后，筹款委员会按照标准流程，组织多数党成员秘密起草关税税则，而不咨询少数党成员的意见。

1929年3月，胡佛总统发表就职演说，呼吁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对“农业救助和有限关税调整”采取行动。7众议院议长、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尼古拉斯·朗沃斯（Nicholas Longworth）表示国会希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完成农业救助计划和关税修正法案。鉴于大选中民主党传统的反关税立场已经开始松动，朗沃斯评论：“看起来两大政党之间的分裂已经在过去几年里完全弥合，几乎只剩下细枝末节上的分歧。”他强调了少数党领袖、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约翰·加纳（John Gamer）也赞同保护性关税，而且预期“我们不会再从少数党那里听到他们感人地号召美国政府允许美国消费者从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商品”。8

胡佛总统提议召开特别会议时，要求“有效地调整农产品关税，以弥补高成本和高生活标准使农民蒙受的损失”。随后他给国会发出一份咨文，描述了自己对即将制定的关税法案的构想。总统和共和党领袖认为国会不应该全面修正1922年关税法案，而只是提高农产品的关税，并且调整其他部分产品的关税，因为“这些产品对应的产业在过去几年里明显增长乏力，造成大量失业”。胡佛总统在文末强调：“我们在决定关税调整时，绝不能不考虑更宽泛的整体国家利益，而且这些利益包括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显然以牺牲更多出口行业中的就业换取进口行业中的较少就业，是不理智的贸易保护行为。”9

当然，胡佛总统发出这份咨文时，筹款委员会几乎已经完成了关税法案的起草。1929年5月初，霍利向众议院提交了他们的工作成果。共和党在多数党委员会报告中称，现行关税“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存在有利于重建信心和推动工业复苏”，而且“对于它保护的绝大多数商品，这部关税法案仍然高效且充分”。然而，某些产业的境况已经发生改变，有必要制定法律“使关税体系能应对现代环境”。因此，这部法案提高了845项现行关税的税率，降低了82项税率。“共和党委员相信现在的国内外竞争条件存在差异，有必要修正关税，而且对关税调整涉及的利益集团来说，调整关税是实现其福祉的必要条件。”尽管这份报告表示这次关税修正“不会对应税进口品的平均税率进行实质性调整”，但关税委员会的计算表明，在众议院提交的议案里，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34.6％上升至43.1％。最终，多数党承认其他国家对美国上调关税的举动忧心忡忡，但称“我们的首要责任是维护美国民众的成功和繁荣”。10

霍利在众议院宣讲这部法案时坚称：“我们所有人都享受着保护性关税缔造和维护的美国式生活水平。”有人询问关税调整的基本原则时，他回答，“只要有证据表明美国工业与外国生产者或外国进口展开竞争时，美国自身的竞争条件处于劣势，或我们获取的信息证明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就调整相应产业的税率应对竞争环境。”这意味着，对本国产业提供“贸易保护所需的任何税率都会被写入税则”。“我们无意禁止任何进口，”霍利始终强调，“我们的意图是它们不应该将美国生产者和劳动者置于不利境地。”11

田纳西州的科德尔·赫尔撰写了委员会的少数党报告。他批评共和党设置的关税过高或禁止了进口，因为它们确保了“国会议员之间互投赞成票以通过对自己有利的议案，以及利益冲突的集团对国会施加政治压力等最恶劣的老派做法将继续肆虐”。12赫尔强调对于依靠出口市场的大多数美国农民来说，进口关税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他说：“目前至少所有坦诚的人都默认，只有少数农业特色产品才能明确地从关税中获得实质性好处。”13他猛烈抨击民主党提交的法案：“现行的抑制性关税首先伤害的就是美国农民：第一，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成本；第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第三，提高了他们的运输成本，第四，导致他们的海外市场和出口量缩水；第五，由于阻塞盈余（surplus congestion）而压低他们的房产价值。”

尽管共和党领袖强调这部关税法案的首要目标是帮助农业，但在法案中，制成品关税的上调幅度与农产品关税的上调幅度没有差别。让中西部共和党人更失望的是，这部法案没有纳入出口补贴计划，而这项计划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取代本书第七章提到的“麦克纳里-豪根价格补贴计划”，为那些以出口为主而不受进口税影响的农民提供补贴。14共和党领袖强烈反对推行出口补贴措施，因为它会进一步恶化党内各派系间的紧张关系。东部共和党支持对工业品征收高关税，但认为进口原材料和食品提高了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和家庭生活成本，所以对美国经济有破坏作用。譬如，纽约州共和党议员费欧雷罗·拉瓜地亚（Fiorello H.LaGuardia）热烈支持用关税“保护美国劳工”，但反对上调食糖和黄油的税率。他斥责对土豆征收高关税的行为“简直是赤裸裸的偷窃”。1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西部造反派支持农业获得“关税平等”，即下调制造品关税，提高农产品关税，同时为农产品提供出口补贴。

胡佛总统对这部法案极为不满，所以约见了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要求他们按照共和党在竞选中做出的承诺，提高农业关税并下调工业关税。总统还坚持要求在法案中纳入“弹性关税”的授权，允许他根据关税委员会的报告调整税率。胡佛（1951—1952，第1卷：第292—293页）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相信要使关税问题摆脱国会议员在议案审议中互投赞成票的做法，唯一的办法是赋权这个两党联立的委员会根据国内外生产成本差异调节应税产品的关税，并且在完成关税调整之前举行客观的调查和公众听证会……任何以国会议员互投赞成票的方式通过的议案必然在某些方面极其糟糕（这种审议过程在国会是不可避免的）。采取弹性关税手段不仅是为了提高关税平等，而且有可能使国会不再制定关税。

这次会见相当失败，因为总统的意愿没有对众议院的法案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

赫尔等南部民主党人认为，“这部法案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关税是否可以这么高？本届政府是否有可能削减部分关税？”16不过绝大多数民主党反对这部法案并不是因为他们要求削减关税。民主党过去采用的口号“获取财政收入是征收关税的唯一目的”早已过时。相反，他们主张采用其他方法分配关税带来的好处。“我坚信贸易保护主义原则，”加纳声明，“但我认为应该公平地分配贸易保护：南部和西部的农民与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制造商一样，有权利平等地享有关税保护带来的好处。”他抱怨，“下调工业品关税，使它们向农产品关税看齐的所有努力都遭到了共和党领袖小团体的反对，这个团体控制着关税法案的命运”，而且“出口补贴计划未能纳入关税法案，使80％的美国农民通过关税获得大量救助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17

民主党对这部法案怨声载道，但是没有足够的选票改变最终的审议结果。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党地位相当稳固，所以这部法案毫无悬念地通过了众议院审议。1929年5月28日，众议院以264票对147票的结果通过了《霍利关税法案》。“不管这是由于白天气温太高，还是数小时的漫长讨论让人们筋疲力尽，这次众议院千辛万苦地通过了重大法案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群情振奋的场面。”《纽约时报》报道：“众议院议长朗沃斯宣布关税法案通过审议时，只有共和党人发出微弱的欢呼声。民主党被共和党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彻底击垮了，愤愤地在座位上挪来挪去。”18和以往一样，这次投票结果充分体现出两党各自的路线：共和党以244票对12票的结果支持法案，民主党以134票对20票的结果反对法案（其中包括一位农工党人的反对票）。

如图8.1所示，南北部由来已久的地域分裂依然相当清晰。来自东北部、中西部工业区和远西地带的共和党人支持这部法案，只有少数来自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玉米种植带”和“小麦种植带”的造反派对该法案存在异见。南部民主党人一致抵制这部法案，只有糖业利益集团影响力极强的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没有遵循党内线路。换言之，投票支持这部法案的北部民主党人超过了反对该法案的中西部共和党人，这清晰地展露了两党内异见者的相对力量。19

图8.1　1930年5月28日，《霍利关税法案》在众议院的投票情况

资料来源：Map Courtesy Citrin GIS/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Lab，Dartmouth College。

随后这部法案被提交至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它的主席是来自犹他州的里德·斯穆特。他被很多人视为一位能力突出且不知疲倦的立法者，是国会中对关税税则的细节最了如指掌的国会议员，还是一位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从他的原则出发，他几乎反对所有削减关税的举措和主张。20作为摩门教的领袖，斯穆特因为坚决维护犹他州甜菜糖业的利益而成为众所周知的“保护主义信徒”和“糖业参议员”。正如一位参议员所说：“犹他州的参议员当然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糖税都不够高。我可以说，在这位参议员心里，即使将糖税调高至法案中现行税率的两倍，他也会觉得不够高。他做梦时梦的是糖，他吃的是糖，他从早到晚直至深夜，眼里都只有糖。”21

过去的经验已经清晰地表明，由于西部利益集团在参议院的力量更强大，而且一旦法案提交审议，共和党领袖就无法再掌控它，所以参议院审议法案的过程往往引发更多争议。在众议院提出的关税法草案中，工业品的关税上调幅度超过了农产品的关税上调幅度。使中西部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组成的两党联盟大为光火。他们抱怨这有悖于总统明确表达的意愿，即对关税进行有限修正，并且使农民成为主要受益人群。早在财政委员会开始审议法案之前，中西部参议员（代表农业利益）和西部参议员（代表矿业和养牛业的利益）就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爱达荷州共和党人威廉·博拉建议只允许财政委员会修正农业关税税则，这样就可以使工业品维持现行关税。“真正的斗争是农业利益与工业利益之争，”博拉解释，“我们认为我们在为平等而斗争。虽然我们对出口产品关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上调，但我们不得不买的产品的关税也被大幅提高。这个事实让我们感到关税平等不断遭到侵蚀。”22博拉决议以一票之差未通过表决，其中共和党以32票对13票反对该决议，民主党以25票对7票支持该决议。不过，这个投票结果展示了造反派农业联盟在参议院的影响力，而且预示了即将到来的艰苦斗争。

随后，财政委员会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听证会，从1929年5月一直延续到9月。委员会听取了1004名证人的证词，所做记录累计18卷共8618页（其中一卷专门记录了外国对这部法案的抗议。后文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无数生产者利益集团的代表再次出现在委员会，要求提高与其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的进口品的关税。9月初，委员会提交了自己的法案版本，在众议院提交的法案版本中提高了177项关税，下调了254项关税。斯穆特向参议院介绍这部法案时深知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人民选举了共和党总统以及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就是为了让贸易保护主义的朋友掌控关税调整，”他警告，“如果国内的某个群体或部门拒绝执行或破坏这一授权，那么人民很清楚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他指责民主党“得到了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的派系力量的支持”，而且“受到国际主义团伙的教唆，这群人心甘情愿地背叛美国的利益而屈服于国际主义精神”。23

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佛尼夫德·西蒙斯（Furnifold Simmons）带领民主党人发起了进攻。他称这部关税法案根本“站不住脚”，违背了总统在竞选时承诺救助农民的誓言。他大声疾呼：“这部法案不仅没有像承诺的那样清除不利于农业的关税歧视，反而大幅加剧了这些歧视并拓展了它们的范围，而且……它每给予农民一美元，就以他们购买的物品成本上升的方式，从他们那里拿走数美元。”西蒙斯认为这部法案征收关税的对象包括两种：要么是进口量微不足道的产品；要么是美国生产商依赖全球市场出口，而它的进口对美国没有太大影响的产品，所以农民对关税法案“极其不满”，西蒙斯也拒绝接受它。他认为：“农民可以通过关税法案实现基本平等或有望实现关税平等的唯一途径，是对他生产的产品征收可以见效或应当见效的关税，或者大幅下调那些他不生产或为了农场和家庭而必须购买的产品的关税。”24

随后参议院启动了漫长复杂的法案修正过程。在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间，参议院采用了“全院委员会”程序来审议这部法案。与筹款委员会不同的是，财政委员会无法控制会场对议案的辩论过程，也无法限制它的修正案。“全院委员会”程序允许进行开放式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参议员都可以提出修正案，或要求对具体产品的关税举行投票。

参议院在讨论关税税则之前，就花了好几周时间辩论关税法案中的行政条款。在这个阶段，后来被人们称作“反税联盟”的组织成功地彻底改变了这部法案，该联盟由民主党人和博拉决议中与共和党分道扬镳的少数造反派组成。自1929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反税联盟”在一系列唱名投票中成功地大幅削减了工业品的关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使它们恢复到了1922年的水平。他们不仅将出口补贴计划写入法案，而且从法案中拿掉了总统和共和党领袖力保的弹性关税条款。

来自东部工业州的“老近卫军”参议员焦虑不安地看着“反税联盟”逐渐掌握主动权。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议员乔治·摩西（George Mose）痛斥博拉和他的追随者是“野驴之子”，这个绰号经久不衰，成了造反派的荣誉勋章。全院委员会曾举行投票决定是否要将生铁的关税从每吨1.50美元削减到0.75美元。投票结束后，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议员大卫·里德（David Reed）攻击反税联盟，说他们“动摇了美国工业的稳定和结构”。他长吁短叹道：“反税联盟铁了心要狙击任何一项工业品的关税上调，我们还是忍耐这种情况为好。随后法案会提交协商委员会，而众议院和参议院永远不会达成一致意见，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摆脱这个联盟，然后正常开展我们的日常工作。”里德还攻击了造反派对工业利益集团的敌意：“西部州，特别是中西部州所谓的棉花带，对东部工业州充满了恶意，特别是对我们宾夕法尼亚州。你们几乎可以认为我们在相互开战。”25西部参议员回应称，里德会欢天喜地地把锰矿石列入免税清单帮助钢铁业，而全然不考虑这给矿业州带来的麻烦。

参议院审议法案时表现出的诸多不确定性为总统展现领导力创造了时机。没人知道白宫如何看待这场造反运动。胡佛是希望将关税修正的范围限制在农业关税税则里，还是他也赞同上调工业品的关税？不过，看起来胡佛从来不关心关税本身，而且拒绝给国会提供任何指导，此外他的建议也不会受到国会的欢迎。1929年10月底白宫发表的一篇声明言简意赅地表示：“总统已经谢绝干预任何涉及具体关税的事宜或与关税有关的让步，也不会对此表达任何观点。这是由于他无法假装自己掌握了制定数千种产品的关税所需的必要知识。”26

随后在11月初，斯穆特承认无法完成法案的起草工作，使参议院震惊不已。他承认财政委员会对这部法案失去了控制，提出将它交给反税联盟来处理，并且如果反税联盟愿意，可以休会10天重新撰写法案。为了加快这个进程，他建议参议院省略辩论过程，直接对反税联盟提交的版本进行表决，不过他无法确保表决的结果如何。他原本可能是为了叫板反税联盟，但事实上博拉和西蒙斯拒绝了他的提议。反税联盟的成员虽然对国会提交的草案提出各种尖锐的批评意见，但对如何改善关税税则立场不一。27

尽管关税立法工作尚未完成，但11月底参议院进入了休会期，而就在几周前美国股市刚刚出现了大幅下挫。在此之前，美联储从1929年1月开始提高利率，以抑制飙升的股价。货币政策收紧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最终促使资产价格直线下跌。10月底股市崩盘，表明美国的经济前途未卜。有些观察家将股市下挫与国会审议关税法案的工作联系起来，不过国会辩论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8事实上，公司股价急剧攀升后跳水的情况并不是普遍现象，几乎全部集中在公用事业公司上，而这些公司所属行业受进口税的影响最小。除此以外，参议院在法案方面的工作远未结束，没有对最终结果得出任何结论。(www.daowen.com)

1930年1月国会复会后，参议院仍然以“全院委员会”的身份审议法案，但此时他们研究的是总体法案，而不仅仅是财政委员会对众议院提交的法案提出的修正案。他们调整了法案中的关税，使它们更加温和。参议院一周接一周地把全部精力用来对原铝、铝屑、鞋履、煤焦油染料、丝织物、碳化钙、玻璃棒和牛奶罐等产品的税率举行费力费时的投票。参议院筋疲力尽地对食糖展开了长达6天的辩论后，把财政委员会建议的每英担2.20美元的粗糖关税下调至每英担1.75美元（即1922年《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中的水平），与众议院建议的2.40美元的税率形成了鲜明对比。很多产品的投票结果非常接近，表明在具体产品上支持高关税及低关税的派系并不稳定，不过反税联盟似乎仍然占据上风。

到了1930年3月初，即众议院通过关税法案近一年后，参议院终于在“全院委员会”完成了审议。众议院的法案以1922年关税法案为基础，上调了845项税率，下调了82项税率，而参议院的版本上调了620项税率，下调了202项税率。随后开始启动参议院自身的立法程序，在最终通过法案前开展更加深入的辩论。参议员可以在会场辩论中再次提出修正案，或要求对具体税率举行新的投票，即使全院委员会已经审议过这一税率并且举行了投票也不例外。无论参议院以全体委员会的身份审议关税法案，还是谨以自己的身份审议法案时，得出的结果没有本质差异，但由于经济前景愈发暗淡，所以反对削减工业品关税的议员有时间重整队伍，提出新的修正案。由此出现了一个新的投票联盟，这个联盟出现的基础不是农业与工业的利益之争，而是无关联产品之间经典的投票交易。

这个新的联盟互投赞成票以通过对彼此有利的提案。他们成功地扭转了很多全院委员会已经投票通过的关税削减内容。譬如，3月5日（即全院委员会将法案转交给参议院的第二天），参议院就重新审议了糖税。虽然参议院刚刚投票决定恢复1922年的食糖进口税率，但还不到两个月，斯穆特就成功地将粗糖关税推高至每英担2.50美元的水平。同样，参议院还逆转了之前对水泥、软木木材以及反税联盟已成功削减关税的其他产品的投票结果。在最后这个阶段，参议院在全院委员会提交的法案基础上，上调了75项税率（涉及价值3.55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下调了31项税率（涉及价值3400万美元的进口商品）。

到了1930年3月，全院委员会为了抑制关税而采取的举措被大量逆转，人们纷纷谴责幕后交易和特殊利益集团游说催生的投票交易。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描述这部法案的特征时称，它是“一系列秘密交易的产物，但是要对所有公众付诸实施。他们厚颜无耻的程度在参议院的历史上无出其右……在我看来，这部法案的投票过程纵容了投票交易，而正是这种交易使法案采纳了一些最不合理的税率……本届国会展示了制定关税法案时不应该采取的做法”。29参议院发表的声明指出，食糖、木材、混凝土等产品可能涉及参议员互投赞成票以通过对彼此有利的提案。譬如，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议员大卫·沃尔什（David Walsh）在木材关税的投票前表示：

近几周里在参议院发生的事让我忍不住一吐为快。它们多多少少动摇了我对参议院本其良心做出判断的信心。即使没有互换选票的行为，即参议员互投赞成票以通过对彼此有利的提案，也存在利用无形影响力改变选票，扭转参议院决定的行为，而且其严重程度在立法史上前所未有。对许多产品的投票结果发生变化，这些情况都很令人生疑。事实上，已经有人私下承认，对所有重要产品的关税的投票都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互换选票的行为。30

投票结果逆转使共和党造反派相当沮丧。“这部法案背叛了农民的利益，”拉福莱特怒斥道，“工业利益集团游说者为了他们代表的特殊工业利益集团的利益，把农民的脊背当作跳板，将工业品的关税推高至一个全新的水平。在很多情况下，关税法案赋予农民的农产品关税没有见效，而农民反而要承担起为农场购买的每一样物品支付更高价格的义务。”他将这部法案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关税法案”，认为这部法案会使消费者因为物价上涨而多花10亿美元。31

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Joahn R.Commons）、本杰明·希巴德（Benjamin H.Hibbard）和塞利格·帕尔曼（Selig Perlman）发现，很多农产品关税对扶持本国生产者来说没有产生实际作用。这项研究结果被人们广泛引用。他们的计算结果表明，1928年美国公众因为糖税支出了2.89亿美元，《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每年使这笔支出增加到3.84亿美元。32斯穆特拒绝接受这份报告，称“知名经济学家”也会犯一些“愚蠢的错误”，而且“如果他们的研究像对糖业的分析那样错得很离谱，那么这本小册子里的每一行都是废话”。斯穆特称人们要求国会接受这些经济学家“在他们没有半点实践经验的”问题上提出的建议，而“经验老到的制糖业从业者……已经亲自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表明必须提高糖业的关税。他们已经向我们保证提高关税不会威胁到消费者，也不会威胁到古巴的福祉”。33

1930年3月24日，即众议院通过关税法案10个月后，参议院完成了对法案的审议，以53票对31票的结果通过了该法案，其中共和党以46票对5票的结果支持法案，民主党以26票对7票的结果反对法案。34参议院对众议院提交的法案提出了1253项涉及技术层面或关税调整的修正案。后来的统计结果表明，自1929年9月持续到1930年2月的会场辩论共耗时527小时，在《国会议事录》（Congressional Record）中留下了2638页记录，印刷成本达13.1万美元。35许多议员在辩论过程中发表了冗长的演讲，如亚利桑那州民主党议员亨利·艾舍斯特（Henry Ashurst）就西红柿关税发表的演讲有15页长，共和党议员杰拉德·奈（Gerald Nye）就木材关税发表了长达35页的演讲。

1930年4月，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开始着手处理两部法案之间的差异。协商委员会普遍采纳众议院提交的原始法案中的高税率，但在其他条款上又出现了分歧。众议院的法案版本虽然包括了弹性关税条款，但权力极其有限，不过它也采纳了出口补贴计划。参议院的法案版本拒绝采纳弹性关税条款，但保留了出口补贴计划。在参议院审议法案期间基本保持沉默的胡佛此时威胁要否决该法案，除非它加入更强大的弹性关税条款，同时放弃出口补贴计划。显然，他并不关心关税本身有多高及采取何种关税架构。36最终参议院让步，以43票对41票的结果勉强通过了取消出口补贴计划的决定，并且在副总统打破僵局后增加了弹性关税条款。

1930年6月23日，参议院以44票对42票的结果通过了协商委员会报告，其中共和党以39票对11票同意该报告，民主党以30票对5票反对该报告。投票双方的差距如此微弱，表明共和党已经丧失了农业州的支持，因为在协商委员会提交的法案中，工业品关税的上调幅度超过了参议院通过的法案版本的上调幅度，让农业州焦虑不安。然而，有5位民主党人的选票对议案能否通过非常关键，而相关产品的利益集团说服了他们支持这部法案，即路易斯安那州的制糖业、怀俄明州的羊毛业和佛罗里达州的水果业，尽管50名共和党参议员中的11位造反派投票反对了最终的法案版本，但未能对最终结果产生更大的影响，这让他们相当沮丧。

第二天，众议院在两党都出现“变节者”的情况下通过了协商委员会提交的法案。霍利敦促众议院通过此部法案时称：“如果这部法案颁布生效……那么我们就会像共和党每次颁布关税法案一样，延续我国的经济辉煌。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身处哪个行业，所有美国人民都会像过去一样共享经济繁荣，这将提升我们的财富和就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必需品的供给方式也将得到改善；这将促进我们的海外贸易，使美国继续在全球其他国家面前保持财政稳健、人民共享公平公正并且永远力求自给自足的头号强国形象。”37

几乎没有议员因为国会通过这部法案而欢欣鼓舞。立法过程逐渐接近尾声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造反派都加强了攻击的火力。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如此形容此次立法的最后结果：

贸易保护彻底疯狂了……它是为了维护蒸蒸日上的商业组织的利益而酝酿成文的。在我看来，这些商业组织利用很多极不公平且具有欺骗性的方法获得权力，并动用这些权力使这部美国历史上最自私、最站不住脚的关税法案通过了国会的审议。我判断，那些藏在幕后的人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毁灭自己，因为毕竟从长远看……使部分美国人民以破坏和伤害其他人民为基础发展壮大的关税法案终将自我毁灭。38

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约翰·加纳痛斥这部法案“违反了所有常识、公平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多数派打着保护农产品的旗号将完全站不住脚的关税强加给我国，这些关税只会使农民和消费者已经背负多年的负担愈发沉重；这些关税很容易使我国诸多产品的外国市场缩水，事实上失去所有外国市场，无论工业品还是农产品均是如此”。加纳继续说道：

所有使农业享有平等保护并因此占据一定优势的努力都遭到了破坏。所有下调工业品关税、使它们向农产品关税看齐的努力都遇到了一小撮共和党领袖的反对，而正是这个小团伙控制着关税法案的命运。他们放出烟幕弹掩盖了自己操纵工业品关税的调整过程，将它推高到史上最高水平的行径。为了掩饰这些举动，他们提高了部分农产品的关税，而这些农产品要么生产过剩，要么关税对它们根本不起作用。他们断然拒绝了出口补贴计划，而这个计划原本可以使关税对这些生产过剩的农产品提供帮助，就这样他们还厚颜无耻地称这部关税法案的目的是为了给农业施以援手。39

最后，加纳总结：“《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并不是将调查研究中总结出的经济学事实应用到实际情况后得到的成果。它不是进行科学演绎或采用科学发现后得到的成果。它是政治向一个规模不大但权倾朝野的小团体阿谀奉承的结果。这个小团体财力雄厚，足以在华盛顿豢养一大批高效能干的说客为他们服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共和党的财务及政策。”40

随后，这部关税法案提交给了总统审批。胡佛（1951—1952，第1卷：第296页）后来写到，他“被纷至沓来的大量建议淹没了。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要么要求我同意该法案，要么要求我否决它”。制造商对法案的支持并不热情，就算他们关心最终结果，也没有努力消除国会调整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农民组织即便不是对法案怀有深刻的敌意，也是心存疑虑。除了个别工会以外，有组织的劳工大体上对法案保持中立态度。41

不过，公众对国会冗长延宕的关税制定程序总体上持消极态度。负责总统信件的秘书告诉胡佛：“我国极少因为关税法案掀起如此高涨的民众抗议浪潮。”42对这部法案的反对声远远超过了民众对之前任何一部关税法案的反响，这要么是因为主张提高关税的经济学原理根本站不住脚，要么是因为公众看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政客几乎不加掩饰地在国会互投赞成票以此通过对彼此有利的条款，行径极其无耻。人们肆意嘲笑国会出现的各种奇观，例如它对同一种商品的关税举行多次投票，而投票的结果取决于哪个联盟占了上风或哪些参议员之间交易了哪些选票。

有一项针对媒体社论版的调查显示，在324家报纸中有238家报纸不相信《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能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美国的利益。43当时最杰出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责关税法案是“愚蠢和贪婪造就的卑鄙、充满恶意的产物”。44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高管提醒胡佛注意美国当时是债权国，而高关税会阻碍其他国家赚取偿还战争债务必需的美元。摩根大通的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当时是胡佛总统的顾问。后来他回忆说：“我差点儿跪下来求赫伯特·胡佛否决愚蠢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这部法案激化了全球各国的民族主义。”45据称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两天的时间里“疯了似的提出反对意见”，试图说服胡佛否决这部法案。46后来胡佛也因为在这件事上缺乏领导能力而饱受攻击。47

在人们对这部关税法案的各种反应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028名经济学家共同签名发表了一份声明，并且醒目地刊登在1930年5月5日《纽约时报》的头版上。这些经济学家称高关税“大错特错”。他们认为不需要对美国制造商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我国人民消费的制成品中已经有96％由我国的制造业工厂提供，而且我国生产商指望用外国市场吸收他们的机器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产品。进一步提升贸易壁垒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提高进口壁垒会推高消费者的支付价格，导致低成本企业的利润进一步增长，促使高成本企业的生产效率愈发低下，而且在那些受关税保护的产业，工人会因此受到伤害。此外，出口也会受损，因为“除非其他国家可以卖给我们东西，否则它们不会一直从我们这里采购产品。而且我们通过上调关税限制它们对美出口的力度越大，我国出口进入它们市场的可能性就越低。”最终高关税会“不可避免地将……怨恨注入”国际经济关系，而且“只会刺激他国与我国竞相提高贸易壁垒”。48

尽管这部法案受到各种批判，但总统并不打算否决本党提出的法案。鉴于共和党执掌下的国会已经按照他的要求制定了关税法案，而且纳入了弹性关税条款，并放弃了出口补贴计划，所以总统几乎不可能找到正当的理由否决这部法案。胡佛是这样描述法案的：

它包含了不同部门的利益集团之间和不同产业之间达成的许多妥协。在现行体系下，过去没有制定出完美的关税法案，将来也不可能。大多数关税条目都是根据正确的判断进行调整的，但法案中必然会包括一些不平等或不公平的妥协。事实证明，部分产品的税率过高，而另一些产品的税率过低。显然没有一位总统能够在肩负其他职责的情况下，假装自己弄清楚了与3300项税目有关的所有错综复杂的事实，这需要数百位国会议员在接近一年四个月的时间里认真研究才能完成。49

胡佛盛赞弹性关税条款可以用来“纠正关税中的不平等现象”，而且“让我们满怀希望，使关税摆脱政治、游说及立法者为了私利而互投赞成票等行为的影响”。不过法案的整个制定过程让胡佛感到焦虑：“目前的燃眉之急是消除商界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而关税法案的辩论一拖再拖使这个问题雪上加霜……正如我所说，我认为这部法案以及任何一部关税法案的税率结构都不完美，但我深信迫在眉睫的是这一整个问题如何处理……关税持续引发的焦虑情绪是拖累商业复苏的最大原因。”50于是，1930年6月17日中午12点59分，胡佛签署了1930年关税法案，该法案于次日生效。胡佛（1951—1952，第1卷：第299页）很有先见之明地写道：“尽管推行关税改革有诸多裨益，但将关税问题从沉睡中唤醒制造出了政治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