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内战爆发以来，支持共和党的保护性高关税政策的政治力量一直相当稳定。不过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发生转变，传统的政治联盟开始解体。此时大工业企业（特别是钢铁企业）的商品出口到了全球各国，不再需要贸易保护规避外来竞争。经历内战洗礼的退伍老兵渐渐走下历史舞台，“为了帮助他们颐养天年而征收高关税”的理由已经有些牵强。在共和党内部，中西部农业州激进的“造反派”开始尖锐地抨击关税体系过于照顾制造业。共和党激进派在原则上支持保护性关税，但是他们认为关税从结构上关照了东部州那些不需要政府支持的大企业。他们希望下调工业品的关税税率，同时上调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关税税率，以减轻消费者和农民的税负。因此，共和党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贸易保护联盟内部开始出现裂痕。

伴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社会动乱催生了进步运动，而且到了20世纪之交，进步运动的政治力量日益强大。进步人士对政府偏袒大企业的做法以及大企业掌握的政治力量感到沮丧，希望从国会腐败的政客手中夺回政策制定权，交给独立的政府部门里那些保持中立的专家。他们认为这些机构可以在不受企业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影响的情况下，制定出保护劳动者（如工作时长和工作条件）和消费者（如铁路票价、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的规章制度。这些激进的造反派最初出现于共和党，比起民主党，当时共和党倾向于支持政府对经济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进步主义者成功地改变了关税政策辩论的走向。在爱达荷州的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和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Follette）等公共人物的带领下，造反派抱怨现行关税税则极不公平：对东部制成品征收的关税过高，对中西部农产品和原材料征收的关税不够高。他们认为这助长了工业垄断企业盘剥农民和消费者的行为。因此，来自中西部北边玉米生产带和小麦生产带的共和党进步人士开始反对共和党内来自东部城市选区和工业选区的贸易保护死忠分子。不过，萨拉森（Sarasohn，1989，第67页）强调：“（激进的）造反派并不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反对过度保护，看起来他们在用每一张选票重新定义这个术语。”

政党内部的地域分歧并不仅仅体现在关税政策上，在所得税等其他领域也不鲜见。东部共和党建制派的“老近卫军”（Old Guard，即极端保守派）坚决反对开征所得税，因为他们所在的选区会因此承受沉重的税负，并且削弱了征收高关税的合理性。激进的中西部共和党人却恰好也是出于这些原因支持开征所得税。尽管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中没有太多激进派，但是参议院中这派人并不少，而且相对来说，共和党多数派在席位上的优势并不大，所以只要有三五票转投民主党的议案，就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民主党盛赞共和党造反派为了降低工业品关税而做出的大量努力，但后者并没有投桃报李。虽然这些造反派时常与共和党领袖意见不一，但从来无意与支持低关税的民主党结盟。尽管有时他们与民主党的投票结果相同，但总体来说对民主党保持着敌意，他们之间没有结盟，只是偶尔为了权宜之计相互联手。虽然民主党公开表示支持普遍征收低关税，但共和党激进派并不是全心全意反对过高的关税水平，而且他们的态度反复无常——他们坚持自己支持的是“改革后的”保护性关税。举例来说，博拉引用了贸易保护的常规观点证明对进口大麦征收高关税是合理的。

当然，东部共和党人和西部共和党人在关税政策上产生分歧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现象，而北部民主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在关税方面一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分歧。代表工业选区的北部民主党人一直抵制削减关税，而代表农业地区的南部民主党人希望广泛削减关税。正如我们所见，民主党因为内部分歧而难以解决关税问题的历史要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塞缪尔·兰德尔挫败了民主党削减关税的努力。

随着美国逐步成为制成品净出口国，主张推动进步主义改革的人群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在美国政坛冉冉升起。政治冲突卷土重来，看起来推动关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除非共和党可以提出新的理由证明维持现行保护水平是合理的行为，否则所有这些新的局势发展都有利于民主党，而且在过去几十年里，民主党已经与关税改革的主张紧紧连在一起，密不可分。

此外，到了世纪之交，新一代的关税批判者提出了取消保护性关税的两大理由：保护关税导致生活成本高企，而且使工人承担了不公平的税负；保护性关税促进了垄断企业的发展，提高工业集中度，扭曲了美国经济。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反对意见并不准确，但是它们不胫而走，助长了民众日益担忧高关税的焦虑情绪，同时使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近卫军”被迫采取守势。

谈到生活成本，显然关税导致进口产品在美国的售价超过了它们无须交税时的水平。77专门揭发丑闻的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帮助人们最充分地理解了这一点。在1906年至1907年间，她在《美国人》（The American）上发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税》六部曲，后来还把它们结集成册正式出版。她竭尽全力把腐败政客和利益集团通过幕后操纵影响国会制定关税的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09年，塔贝尔发表了两篇受到广泛关注的文章《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和《鞋破夹脚》，使一个观念深入人心，即贸易保护使制造商赚得盆满钵满，却提高了工薪家庭的生活成本，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标准。对工人阶级来说，“食物、煤和日常衣物方面的成本多增加一分钱，就意味着他们能吃到的更少，获得的温暖更少，穿到的衣物也更少”。她强调说买鞋和补鞋的费用在消费者的服装支出中占到1/4。塔贝尔抱怨，“《丁利关税法案》出台的十年间，穷人想买双鞋就已经相当辛苦。这部关税法案出台后，他们买鞋的难度就一年胜似一年。”鞋履的成本这么高，主要是因为对皮革和鞋线征收了高关税，而牛肉托拉斯和皮革托拉斯从中坐收渔利，更不要说鞋履本身的关税更高，使美国鞋业公司大赚特赚。所有这些行业增加的成本都由消费者负担。塔贝尔总结：“每次我国的财富滚雪球般累积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数不清的辛勤劳作者就比过去更加难以勉强糊口。”78

改革派还指责政府对消费品征收累退关税，导致贫困家庭花更多的钱购买基本消费品，而原本就富裕的实业家从中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多。虽然这种叙述看似合理，但几乎没有实证证据反映税负在这一时期的分配情况。第五章的讨论表明，虽然关税的累退程度无疑高于所得税，但关税对所有消费者而言大体上保持中性。改革派的主张使“所得税是更公平的提高政府收入的方法”这一观点卷土重来。

有时，关税批判者会进一步利用关于生活成本的观点，指责关税导致物价上升。内战结束之后，通货紧缩肆虐多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899年至1913年间上升了近20％。诚然，这并不是由关税造成的。前文已经强调过，美国采取的是金本位，总体物价水平取决于全球货币条件。在19世纪90年代末，由于全球发现新的金矿，黄金供给提升，通货膨胀随之出现。所有采取金本位的国家都在经历物价上涨，即使英国等奉行自由贸易主义的国家也不例外。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关税并不是推高物价的主因（当然，在1873年至1896年间，高关税也未能使美国躲开通货紧缩）。不过，“关税提高生活成本”这种说法仍然引起普通民众的共鸣。79

最后，关税批判者抱怨高关税在保护本国公司免受国外竞争冲击的同时催生了垄断企业，而这些企业以牺牲消费者和农业的利益为代价疯狂敛财。1896年出现了一股短暂但疯狂的兼并潮，它在1899年达到巅峰，最终于1903年偃旗息鼓。在这场兼并潮中，很多企业相互合并，改变了美国商业的整个面貌。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案例是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 Corporation）的创建。它的产量一度占到美国国内钢铁产量的90％左右。其他大型工业企业也相继出现，如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钻石火柴公司（Diamond Match）、国际收割机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这些公司不断吞并小公司或者把它们淘汰出局，在国内市场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80

关税批判者一直抱怨进口关税减少了竞争，催生了垄断。例如田纳西州民主党人本顿·麦克米林表示：“尽管政府已经放弃搭建关税高墙，但国内的垄断企业联合起来共同推高物价，通过托拉斯、联合经营和合并等手段掠夺人民。”81共和党坚决否认关税与大企业的崛起之间有任何关联。1902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坚称：“关税引发垄断的案例少之又少，在关税问题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规制托拉斯的问题也与修改关税无关。关税与大企业这个整体之间的唯一关联在于，关税使制造业获利颇丰……取消关税，把这种手段作为反对托拉斯的惩罚性措施，必然会毁灭正在与托拉斯相抗争但较弱小的竞争者。”82(www.daowen.com)

1897年《丁利关税法案》颁布后迅速引发工业合并的狂潮。这一事实使“关税催生垄断”的指责看起来非常可信。1899年，美国糖业炼制公司（糖业托拉斯）总裁哈里·哈维迈耶（Harry Havemayer）就托拉斯运动在国会作证时宣称“所有托拉斯之母均为关税法案”。这句话后来尽人皆知，并且成为平民派的战斗口号“关税是托拉斯之母”。不过人们普遍误解了哈维迈耶的意思。他的本意并不是指关税催生了托拉斯运动，而是说关税对国内企业提供的保障远远高于垄断，因为新的竞争者不断进入行业，不停磨炼着这些垄断企业。83

保护性关税是否加剧了国内市场上的垄断现象呢？从理论上说，进口配额可能会促使国内企业相互勾结，降低外来竞争，不过当时并没有采用进口配额的方法。非寓禁于征的进口关税只是提高了进口产品的价格，帮助国内企业占有更多市场份额，并不一定会推动产业合并或促使企业相互勾结。进口关税甚至可能使效率不高的小企业得以苟延残喘，降低国内的产业集中度。

经济史学家一直怀疑保护性关税是否在这一时期真的推动了大企业的崛起。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兼并潮爆发之前，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已经推行了数十年之久。此外，商业合并不仅出现在没有遭受进口冲击的受保护行业，也出现在依赖出口的行业。美国烟草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肉类加工托拉斯、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都是出口商，并不惧怕进口。很多完全不受国际贸易影响的行业也出现了托拉斯。84

如果不是关税，那么是哪些因素引发了1897年至1903年的兼并狂潮？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反托拉斯法很可能对此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禁止出现旨在限制贸易的合同，也不允许企业组成限制贸易的联合体。19世纪90年代末，最高法院做出的三项重大裁决判定，组建同业联盟或签署旨在固定价格的横向协议属于非法行为，而实现相同目标的兼并却是合法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规定建立非正式的商业卡特尔是非法行为，由此催生了大量兼并活动，使企业能够以合法的形式相互合并。85

尽管保护性关税不是促成兼并的主要因素，但是对原材料和半成品开征关税促成了部分企业的垂直整合。麦克劳（McCraw，1986，第53页）强调：“如果大西洋海岸的炼钢厂必须以受保护的市价从西部宾夕法尼亚州购买生铁和焦煤，而不是以低廉的价格直接从加拿大进口这些原材料，那么它更愿意开展反向合并，以未受保护的价格获得这些生产投入。”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技术因素和市场激励推动了大公司的崛起。86

总而言之，经济学家一直怀疑“保护性关税推高了生活成本，或者提升了产业集中度”的说法，但他们承认关税的累退性超过了所得税。这些观点都给民主党和共和党激进派提供了攻击共和党“老近卫军”的政治弹药。“老近卫军”否认高关税在保护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称高关税有助于维持工人较高的工资水平，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稳定。他们拒绝批判《丁利关税法案》。众议院议长、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约瑟夫·加农（Joseph Cannon）因为将该法案称为“从全盘考虑，它是有史以来最完美、最公平的关税法案”而招致批评。87共和党建制派无法找到新的论据证明现行关税具有合理性，所以利用了时常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情绪，即削减关税会使大部分经济部门暴露在潮水般涌入的进口产品之下，导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工资下降。

对他们来说极其不幸的是，这个观点已经失去了可信度。因为美国制造业日益由发展稳健的大企业主导，而这些企业的产品已经出口到了世界各国。共和党的观点除了夸大关税保护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外，还夸大了关税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欧洲的原因在于美国人均拥有的土地较多。88而实际工资的稳定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息息相关。在1890年至1913年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了30％左右，实际工资也上涨了约30％。89

随着美国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上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用高关税维系就业岗位和保护高工资”的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到了20世纪之交，美国的经济体系里已经充斥着诸多大企业，而且它们的体量比欧洲同类公司大出很多倍。由于它们被迫在竞争极其激烈、规模庞大且高度一体化的美国市场上与同行开展竞争，所以它们的效率极高。这与欧洲生产者的境况迥然不同。欧洲公司仍然面对着欧洲大陆内的重重贸易壁垒，市场规模严重缩水。90因此，美国的很多大型制造业企业已经对关税失去兴趣。事实上，为保护性关税提供政治支持的并不是大企业，而是众多最易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小型制造业企业。

钢铁业不再支持保护性关税，成了贸易保护主义者焦虑不安的主要原因，这标志着传统的共和党联盟正在发生转变。1908年，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称，可以在不对国内生产造成任何重大影响的情况下，稳妥地取消钢铁进口税。他认为，钢铁业早已不再是幼稚产业，它可以独立生存发展而无惧外来竞争。卡内基（1908，第202页）还声称，“尽管美国工人的工资较高，但美国的钢铁生产成本低于其他所有国家”，所以钢铁生产者不再需要保护。他认为，“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认为贸易保护的信条神圣不可侵犯且永不消失，没人比信条的作者更理解这个信条。不过这个群体没有多少成员，也不可能扩大规模，因为人们公认我国的各个工业部门已经一个接一个发展壮大，建立起制造业霸权，而且将继续强化这种优势，直至人们希望在制造业开展自由贸易。全世界的市场都对美国开放，而美国的市场也对全球打开大门。”他继续说道，“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难点就在于如何使其他国家同意开展自由贸易。”

卡内基的这番言论广为流传，使共和党老近卫军大为光火。他们传唤卡内基到国会，准备盘问他为什么对贸易保护发表这种招惹事端的异端观点，但卡内基却扭转乾坤，反客为主。据纳索（Nasaw，2006，第705页）描述，国会盘问了卡内基后，他开始“嘲笑委员会成员妄图了解钢铁业。他反驳了委员会成员收集的数据，使委员相信具体商业运作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他还对委员轮番使出迷惑、欺骗和激怒的招数”。卡内基凭借着自己的急智和对商业细节无与伦比的掌握羞辱了质询他的人，使他们看起来像被误导的无知傻瓜，远远不配和卡内基探讨美国工业是否仍然需要贸易保护。

以上这些因素导致共和党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是否应该支持以高关税提供贸易保护的过时手段。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后，关税问题的关键变成了与共和党激进派息息相关且前途光明的青年改革者西奥多·罗斯福作为继任者是否会与本党建制派相抗衡，并提议推行关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