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美国全面推行较高的保护性关税，经济和制造业生产的规模扩张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史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高关税是不是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强劲增长和美国作为工业强国崛起的主因？

美国经济在内战后的扩张速度确实令人咂舌。1860年至1900年，美国的人口翻了一番，铁路里程从3.1万英里扩张至25.8万英里。生铁产量增长了16倍。煤炭产量增长了23倍。1870年，美国在全球制成品的生产总量中占23％，到了1913年，这一比重已经攀升至36％，基本上抢占了英国的份额，英国在全球制成品产出中的比重从32％下降到了14％。1到了世纪之交，美国成为全球领先制造商。

此外，美国还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人均收入高居榜首。1870年，美国经济的规模与英国的体量不相上下；到了世纪之交，其GDP已经是英国的2倍。不过人们对于1870年美英两国人均收入的相对情况仍有不少争议：有些计算表明，在1870年前后，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英国低20％左右，而其他计算则暗示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英国高出20％。不过人们达成共识的是，到了191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远远超出英国：有一项计算认为当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英国高出26％，工人的人均GDP比英国高出38％。2

高关税是否在这一时期推动了美国的粗放增长，或者说至少是部分推动因素？当时的贸易保护支持者自然是这么认为的。1890年，俄亥俄州的威廉·麦金莱洋洋得意地说道：“我们在农业上遥遥领先所有国家；我们矿业上遥遥领先所有国家；我们在制造业上遥遥领先所有国家。这些都是我们在推行保护性关税29年后拿回的战利品。其他体系能实现这种繁荣吗？”3如果保护关税确实加快了经济增长，或者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那就很难再说贸易保护政策的成本过高，或自由贸易政策的效果更好。4

然而，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质疑美国在19世纪晚期的快速增长应归功于保护性关税。他们强调说还有其他因素驱动美国经济强势扩张，特别是北美大陆的广袤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人们开采利用这些资源时没有受到太多阻碍。国会设计关税税则时并没有认真考虑如何促进工业扩张。政府设置进口关税时也没有太多考虑受保护产业对经济的重要性，因为政府实行保护性关税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为了实现具体的经济目标。5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1906b，第199页）总结：“总而言之，尚不能确定是不是开征关税加快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不开征关税，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就没有这么快。更让人生疑的是，它是否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国民收入出现净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关税一刀切地给许多原材料和工业制造品披上了保护主义的外套，同时扶持了那些未能善用自然资源的行业以及效率较高的行业”。然而在此期间，贸易政策原本可以通过不少渠道推动经济增长，而且每个渠道都值得细细斟酌。

当然，要进行比较才能说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常用的参考基准是英国，它是同期采用了自由贸易政策的领先工业化国家。表6.1以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据为基础，比较了这两个经济体在1870年至1913年的经济表现。在这一时期，美国的GDP实际增长率接近4％，而英国的GDP实际增长率约为2％。就增长的潜在来源而言，美国实现经济扩张的部分原因在于其人口快速增长。1870年至1913年，美国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从4000万上升至9700万，而英国的人口只从3100万增长至4500万。

表6.1　1870年—1913年英美两国经济表现的比较　（单位：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第255页。

美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更快，约为每年1.8％，而英国的人均GDP每年增长1.0％。此外，美国的资本积累速度高于英国，对它的人均收入增长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如果剔除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这两个因素，英美的全要素生产率“余值”基本相当。换言之，美国的经济增长在19世纪末超越英国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增长以及资本积累，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人均收入增长主要由资本深化造就，而推动资本深化的主要因素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而不是生产率的提升。

尽管增长核算告诉我们如何寻找增长的来源，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贸易政策到底对经济增长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要说美国是因为其劳动力和资本积累快速增长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那么会引发以下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高关税到底鼓励了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增长还是抑制了它们？事实上，美国的政策组合极不寻常：尽管它将部分进口外国商品拒之门外，但对进入本国的人员、资本和观念基本没有设置障碍。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经济体。

谈到劳动力增长，由于关税政策不可能影响生育决策或死亡率，所以不会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或劳动参与率（即工作年龄人群中从事工作的人口比重）。1870年至1900年，美国的人口增长中几乎有1/3来源于国外移民，而且“部分移民是由高关税吸引来的”这种说法听起来也比较可信。6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1957）提出的定理认为，国际产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如劳动力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对外国产品征收高关税阻碍了进口，但它或许也鼓励了更多外国移民进入美国。不过，除了下文探讨的少数案例以外，关税在推动移民进入美国方面或许只发挥了极小的作用。7

谈到资本积累，资本形成在GDP中的比重在内战爆发前后大幅提升，净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从战前的10％左右上升到战后的20％左右。不过高关税不可能在美国的资本深化过程中发挥太大作用。经济史学家已经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资本积累是由储蓄驱动的，而不是由投资驱动的：在此期间，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和实际利率迅速下降，表明金融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储蓄的供给，而这又主导了投资需求方面的变化。81863年和1864年的《国民银行法案》（National Banking Act）也推动了储蓄增长，帮助稳定了金融体系，并且鼓励700余家银行在内战期间进入金融体系。这些银行主要遍布俄亥俄州和中西部的北边地区，是推动该地区的制造业大幅发展，快速提升美国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9除此以外，资本产出比增长最快的是服务业，如铁路和城市住房，而制造业的资本产出比变化不大。此外，对资本品征收高关税或许阻碍而不是促进了资本投资。事实证明，在其他情形下，这种做法对国家的增长前景损害极大。10

当然，保护性关税原本可以推动海外的资本投资，这与蒙代尔定理的主张完全吻合。由于关税阻碍了外国生产者直接将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所以他们或许会对美国进行外国直接投资，在关税壁垒内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内战结束后，外国投资对资本积累总量的贡献极小：在1869年至1914年间，外国资本流入对净资本积累的贡献率只有6％。因此，美国国内投资的资金几乎都来源于国内储蓄。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太多跨国公司有能力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外国投资。11

如果说保护性关税与劳动力规模扩张或资本积累扩张之间没有显著的关联，那么它们与总体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样极其微弱。表6.1表明，在此期间，美国的总体生产率增长速度并不比英国快。表6.2展示了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表明非贸易部门（交通、服务、公用事业和通信等）的生产率增长远远超过农业或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而农业和制造业都是受贸易影响最显著的部门。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通常是由特定技术创新推动的，如铁路、电气化和电报。这些技术的发展都不受保护性关税的庇护。此外，服务业仍然是这一时期美国经济表现卓越的关键。布劳德伯利（Broadberry，1998）的研究显示，由于美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向英国较高的生产率水平趋同，所以美国工人的人均产出相对于英国的人均产出在不断增长。

表6.2　美国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单位：年均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Kendrick（1961），第331页、第362页、第396页、第464页、第540页、第580页。

如果保护性关税没有直接影响劳动力增长、资本积累或全要素生产率，那么它们原本会将农业的资源转移到制造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表6.3展示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经济部门对国民收入及各部门间劳动力配置情况的贡献。在19世纪末，农业在总产出和总就业中的比重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在总产出和总就业中的比重上升。由于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工人人均产出远远高于农业中的人均产出，所以这种结构性变化成了19世纪末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

表6.3　1840—1900年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www.daowen.com)

注：农业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和制造业。服务业包括建筑业及剩下的其他行业。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F-238-249，D-167-181。

农业资源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转移至工业：由于农业生产率提高，资源被“推出”农业；或因为某些因素提升了对工业和服务业的需求，如关税抑制了进口，农业资源被“拉进”工业和服务业。12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农业生产率持续提高几乎永远是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农业生产率提高释放出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并使他们进入其他人均产出更高的经济部门。农业生产率提高是推动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1800年至1850年，农业的人均产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随后在1850年至1870年大幅提升，并在19世纪末之前一直保持了这种增长势头。13美国的农业生产率在19世纪中叶出现爆发式增长，与1850年之后不断加速的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

贸易政策既可以推动这种结构变化，也可以阻碍它的发展，在这一结构变化中，农业的资源转移到了工业。美国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国际贸易原本会放缓农业资源向工业流动的进程。相形之下，保护性关税则会促使劳动力和资本从农业流向工业，即众所周知的进口替代政策，从而提高了实际收入。

然而农业资源向工业流动的结构变化对于这一时期人均产出的总体增长没有做出太多贡献。总生产率的增长中有3/4以上源于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因为部门间的资源流动。1880年时，美国的劳动力中还有一半左右从事农业劳动。如果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增长，那么人均产出的总体增长不会如此迅猛。尽管无法用因果关系解释各部门人均产出的增长情况，但研究结果表明，保护性关税没有对提高人均产出发挥太大作用，而且这种结构变化在内战之前数十年里就已经发生了，而当时的平均关税水平要低得多。

绝大多数强调保护性关税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观点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它们扩大了制造业的规模。不过制造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往往被夸大了。布劳德伯利（1998，第400页）认为，“美国的总劳动生产率能赶超英国，主要是因为农业资源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并且提高了服务业的相对生产率水平，而不是因为它的制造业生产率得到提升。很多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制造业发展是驱动生产率趋同或分化的主要因素。我们需要认真证明这个观点的合理性，而且必须把关注点转移到服务业的发展上。”

如第四章强调的那样，美国的制造业规模在内战爆发前就已经相当可观。这个产业即使在1846年推行低保护关税之后仍然一派欣欣向荣。14表5.2表明，内战爆发前的1859年，进口制成品在美国国内的制成品消费中占9％，而战后这个比重仅为3％。即使进口大幅提升，对制造业总体规模的影响也有限，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更加微不足道。

以下计算基于1869年的数据，而当时可以说是内战后制造业面对外来竞争最脆弱的时候。这一年美国进口的非食品制成品价值2.2亿美元，而国内205.3万工人生产的制成品价值33.85亿美元（相当于制造业的人均产出为1648美元）。15如果废除对进口制成品征收的40％关税，那么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下降29％。假如按照欧文（1998b）的估算，进口需求的弹性为-2.6，那么这样做会使制成品进口提升75％，进口值增加1.63亿美元。如果进口增加后制成品的国内产量减少相同的规模（这实际上高估了进口增长的影响，因为绝大多数进口不能完全替代国内货物），那么会使制造业的99119名工人失去工作，占制造业就业人数的4.8％，占总劳动力规模的1.6％左右，使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从247万人下降至237万人。

这种变化对整体经济造成的后果有限。如果制造业中有1.6％的劳动力转移到农业，其中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1.2％，而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0.8％，那么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会从每年1.50％下降到1.49％。自1870年开始的累积效应会使1913年的GDP小幅收缩0.2％。如果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研究，考虑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的情况，关税保护对国民收入水平和总生产率的影响似乎并不大。

这一讨论始终建立在“关税对美国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这个前提之上，而且有其他理由让我们相信进口关税可能损害了美国的经济表现。正如前文强调的那样，对资本品征收关税提高了投资支出的成本，降低了它的效率。钢铁原材料的成本较高，阻碍了马口铁制造等下游产业的发展（第五章已讨论了这个问题），推高了建筑项目和交通项目的成本。除此以外，贸易保护往往会帮助特定行业里效率不高的小企业幸免于难，而不是扶持效率更高的大企业，结果拉低了整个行业的平均生产率。不幸的是，没有太多经济研究量化这些因素。

总而言之，我们很难证明高进口税是驱动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突飞猛进的重要因素。关税没有促成大规模的劳动力再配置，对生产率的影响也不大。不受进口关税直接影响的服务业是就业和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为美国提升人均收入并一举在19世纪末超越英国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农业发展为农场设备和机械工业奠定了基础，而这个产业是制造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约翰迪尔公司、美国收割机公司和其他生产者将大量设备卖到全球各地，美国成了农业机具的净出口国。由此看来，与贸易相关的因素对美国经济的总体增长和扩张来说并非关键因素。16

与此同时，我们很难说高关税政策成本高昂、效率低下。正如前文所示，关税的静态无谓损失很小，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只占美国GDP的0.5％。贸易保护并没有催生众多远离技术前沿的低效产业，因为新企业可以获得全球先进技术，并且自由地进入市场，确保了国内的竞争仍然激烈。交通成本日益下降使美国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且完整的全国市场，而大型商业企业的崛起意味着，即使进口关税限制了外来竞争，效率不高的小企业依然难以生存。17

如果保护性关税不是美国经济飞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又是哪些因素推动了美国的经济腾飞？美国是一个庞大的大陆市场，而且资源丰富，等待着人们前来开发。美国的增长多为粗放式增长（即增加劳动力，开垦更多土地，开采更多矿产，投资更多资本），而不是集约式增长（即提高已开发资源的生产率）。美国允许国内各州之间开展自由贸易，允许劳动力和资本跨州自由流动。它拥有广阔的农业用地和尚未开发的矿产资源，而且通过非政治化的司法体系执行合同，保护产权。美国国内市场被铁路和其他交通方式的发展紧紧联结在一起，其规模和范围创造出高效的大型企业和创新型组织架构，鼓励各产业提升专业化程度，确保了国内竞争的激烈程度。18联邦政府没有干预这些创造性破坏或限制竞争，也没有人为地维持低效产业。美国的资本市场运行顺畅，推高了投资率，使美国可以从英国及其他国家获取全球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它还不断拓展中学教育体系，使美国人口保持了较高的识字水平。简而言之，无论美国选择什么竞争政策，它都已经具备了实现粗放式增长和集约式增长的条件。

美国经济极其多元化，而且拥有广袤的优质农业用地和丰富的原材料，制造业的专业技术不断提升，这些条件远远超过了同期任何一个国家。就此而言，国际贸易并不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即使从今天起把美国的所有港口都封锁10年，美国人民的生活也只是稍有不便而已，价值（即价格）受到轻微干扰，”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90，第64—65页）认为，“我国一派繁荣，不愿发生任何变故，所以没有人乐意封锁港口，但我们很清楚，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只是给我们带来些许干扰和不便，绝不严重，也不会危及美国人民生活和繁荣的根本，其他国家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反之，即使美国废除了所有关税，对外贸易对相当于大陆规模的美国经济而言，所占的比重也相对较小。在这一时期，商品贸易在GDP中的占比仅为5％～6％；而将关税下调为零或许会使这个比重上升至7％～8％。

在推动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因素中，最被低估的因素是缺乏工作技能的移民从事制造业后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技能工人移民对美国吸收先进技术发挥的作用。1880年至1920年，大批没有工作技能的移民涌入美国，改变了美国的劳动力大军。相较于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外来移民及其子女愿意接受较低的薪酬。到了1920年，从事制造业的劳动者中有一半以上是移民。人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劳动力，才适度加快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扩大了其规模。19

在这一时期，技艺娴熟的工匠移民也至关重要。未能站在技术前沿的国家可以通过采用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来提升自身的生产率，它们通常通过进口新型资本品或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来实现这个目标。对美国来说，从国外获得技术转让的首要渠道就是技能工人移民。来自英国的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拥有工业技术经验的工匠。伯索夫（Berthoff，1953，第2—29页）指出，“英国移民迁入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直接将20世纪初全球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和经验注入了这个在20世纪崛起的巨人的静脉中。”英美两国之间密切的文化联系使英国的先进技术得以迅速跨越大西洋在美国扩散开来。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有幸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尽管德国的技能工人移民也为美国的技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构成强烈的感情纽带，使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同化来自英国的新观点、机械设备和其他技术，而英国当时引领了全球的技术发展。

以冶金为例，美国迅速效仿了英国研发的很多新技术。贝西默（Bessemer）炼钢法在英国取得商业成功后没几年，美国就签署了专利协议，迅速把这种技术推广到整个美国。美国做得更好的一点是，其工程师往往会对舶来技术进行改造。20移民不仅开办自己的钢铁厂，而且美国的毛纺织业也依靠英国的经验发展起来。原本在英国诺丁汉生产行线、花边和丝绸的制造商在美国设立了分厂，而外国的纺织技工通常会从工头、主管等级别一路爬上来，最终开办自己的工厂。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英国出口减少的关税与随之出现的技能工人移民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伯索夫（1953，第41页）观察到，“几乎英国的整个丝绸业都在内战后移民到了美国。”一旦关税上调，“英国的工厂主就把他们的机器装箱，带着工人一起迁往新泽西（的帕特森）”。在这些案例中，进口关税促使英国公民带着先进的技术知识移民到美国，这或许加快了两国之间的技术流动速度。

由于美国在高关税体系下完成了工业化，所以部分观察者试图从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历中汲取出适用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不幸的是，当时的美国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相去甚远，无法进行这种比较。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含义来说，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发展中国家：它一直属于高工资国家，而不是低工资国家，而且在吸引外国技能移民和非技能移民方面从来没有遇到困难。在19世纪，美国的政府规模相对较小，没什么存在感。美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且与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可以轻松地习得各种创新。当今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规模庞大，常常干预经济发展而且腐败成风。它们的国内市场相对较小，为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些差异意味着很难从美国的经验中吸取太多政策教训供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