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经济在内战结束后的30年里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外贸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战后进出口的复苏进程相当缓慢，其规模稳定在GDP的6％左右。棉花及其他农产品仍然是主要出口产品，而进口产品则包含了各类消费品、原材料和制成品。

在此期间，关税的平均水平也基本保持稳定。在1860年至1900年间，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为40％～45％。正如表1.1所示，进口税率从未跌破38％，也从未超过52％。自从1872年咖啡和茶叶被列入免税清单后，应税进口产品和非应税进口产品之间的差别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从这一年起，约1/3的进口产品被列入美国的免税清单。

在此期间，贸易政策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有多少与外国进口相互竞争的国内生产商受益于贸易保护？这些贸易保护给其他经济部门带来多少负担？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很难回答。人们将关税税则中列出的进口税率称为“名义”保护税率，经常用它来表示本国生产者暗中获得的补贴。譬如，如果进口产品的关税为30％，使它们在美国的售价比国际价格高出30％，那么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生产商会因为关税而获得30％的隐性补贴。不过，这个结论并不准确：如果进口产品不能完全替代国内产品，或者国际价格因为关税而下滑，那么国内生产商获得的隐性补贴会少于30％。

更重要的是，由于名义保护税率忽略了不同产品之间的税率结构，所以用它作为一个指标描述国内生产商获得的保护，会有误导性。举例来说，如果对进口生铁征收的关税较高，而对用生铁制成的机械征收的进口关税较低，那么这些关税损害了机械制造业的利益，而不是给它带来好处。人们用关税结构导致某一生产活动的附加价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比表示“实际”保护税率。它将半成品和最终制成品的税率都考虑在内，以此确定关税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最终制成品生产商免受外国竞争冲击。58在19世纪，美国设置关税税率的总体趋势是半成品关税较低，最终制成品关税较高，由此产生的影响之一是最终制成品的实际保护税率远远高于其名义税率。当然，实际保护税率也可能低于名义保护税率，甚至可能是负值，这意味着关税体系是对制造最终制成品的行业征税，而不是提供补贴。大卫·韦尔斯一再强调，很多受保护产品是用来生产其他最终制成品的半成品。对这类产品征收高关税推高了最终制成品生产商的生产成本，减少了对最终制成品的需求，从而损害它们相对于外国竞争者的竞争力。譬如，钢轨价格高企大幅提升了铁路铺轨的成本，结果导致铁路投资减少。

不幸的是，名义保护税率和实际保护税率完全没有反映出关税带来的影响。换言之，关税带来的负担主要以抬高物价的形式由消费者承担，还是以国外销量下降的形式由出口商承担？沙阿斯塔德（Sjaastad，1980）将“净”保护率定义为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国内价格变化比例。该定义有助于明确对进口竞争型生产商的扶持程度以及出口商承受的负担。在这个框架下，征收进口关税提高了进口产品相对于出口产品的国内价格，而且是先提高了进口产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国内价格。不过进口竞争性行业扩张时，提高了对非贸易品的需求，也会提升它们的价格。非贸易品价格提高降低了与进口产品一争高下的国内生产商享受到的保护，而且由于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下降，所以出口商为此承担了额外的负担。（调整高关税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名义汇率升值。这也可以降低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但在金本位制下并不可行。）

因此，上调关税提升了非贸易品的价格，推高了整个经济的成本结构。欧文（2007）发现在19世纪末，美国的进口商品价格每上涨10％，非贸易品的价格就会上涨6％。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进口产品的平均税率为30％时，会将非贸易品的价格推高18％。因此，进口竞争性制造商享受到的净补贴为10％（用进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的价格涨幅衡量），农业出口商的净税率为15％（用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的价格降幅衡量）。59可见，进口竞争性生产商只能享受到1/3左右的关税带来的益处，而出口型生产商承担的税负接近关税税率的一半。这意味着名义保护税率相对较高时，不一定能使进口竞争行业享受到较高的净保护。

这个框架还可以用来反映与贸易保护影响程度相关的收入转移。表5.1绘制的矩阵记录了美国国内进口竞争性产业的生产商、出口商、消费者、纳税人和政府这五个群体之间的隐性收入转移。结果表明，对进口产品平均征收30％的关税时，会导致9％左右的GDP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重新分配。隐性出口税使出口商的成本增加GDP的4.3％，迫使消费者花更多钱购买进口产品，这部分额外支出达到GDP的3.1％，有2.5％的GDP流入进口竞争性产业的生产商口袋里，0.5％的GDP以财政收入的形式流向政府。从受益人的角度看，进口竞争性产业的生产商从消费者那里获得2.5％的GDP，而由于出口产品价格下降，出口商蒙受损失，消费者相应地获得相当于3.2％GDP的好处。政府以海关税收的形式获得1.6％的GDP，其中不少都转移给了内战的退伍老兵。因此，高关税政策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规模庞大的收入再分配，因此有充足的理由成为这一时期国内政治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

表5.1　关税保护引发的跨部门转移（1885年前后）

注：以上数据为GDP的百分比，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这些数据加起来或许不等于总和。
资料来源：Irwin（2007）。

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高关税给美国消费者（家庭）带来的到底是益处还是损失。共和党声称贸易保护在受保护产业中创造出就业机会，使工人的工资得到提升。民主党则宣称贸易保护提高了生活成本，降低了实际工资。当然，保护性关税并不是美国的工资水平超越欧洲及其他国家/地区的主要原因：美国工人的人均土地所有率较高，是工资水平高出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高工资并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它们的工人人均土地拥有率也很高）。60尽管贸易保护不是推高美国工资水平的原因，但贸易保护到底是提高了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进口税推高了总体价格水平，从而抬高了名义价格，不过它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尚无定论。(www.daowen.com)

不幸的是，经济理论并没有就贸易保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得出准确的结论。著名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1941）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稀缺生产要素必然受益于贸易保护，不过这个研究结果的假设前提是只有两种生产要素，而这一假设并不妥当，因为更准确地说，当时美国拥有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在标准的“特定要素”贸易模型中，土地是农业的特定要素，资本是制造业的特定要素，劳动力是这两个部门都使用的流动生产要素。在此模型下，贸易保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含糊不清：出口产品价格下滑，使消费者受益，但是他们又因为进口产品价格上涨而蒙受损失。这种特定要素框架的“新古典主义模糊”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变动取决于商品在消费组合中的权重。61如果消费支出集中在进口产品上，那么贸易保护会拉低实际工资；如果消费支出集中在出口产品上，那么贸易保护会压低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提升实际工资。

现有证据表明，消费支出更偏向于出口产品，而不是进口产品。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食品占美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它们在普通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40％左右。消费支出中只有15％～20％用于服装，这是消费组合中最主要的进口产品。62表5.1表明消费者在贸易保护中收支相抵，他们为进口竞争性行业的生产商和政府额外支出的费用占GDP的3％，但以牺牲出口商利益为代价获得的收益相当于GDP的3％。如果贸易保护给消费者带来的收益和损失大致相当，而从进口税中获得的收入再分配给了联邦军退伍老兵等特殊群体，那就意味着北方消费者享受到的关税收入远远超出其消费规模对应的比重，因此从关税政策中获益匪浅，而南方消费者蒙受了损失。

高额进口税不仅对收入进行了再分配，而且扭曲了生产和消费决策，造成被人们称作无谓损失的效率低下问题。内战刚刚结束时，由于所有进口品都需要缴纳高关税，所以进口税的无谓损失相对较高：在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种损失占到GDP的1％～1.5％。63不过1872年咖啡和茶叶被纳入免税清单之后，无谓损失下降到GDP的1％以下，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持续减少。与此相反，1859年关税的静态无谓损失仅占GDP的0.25％左右。当然，所有税收都会带来无谓损失，而且我们并不清楚，如果在这一时期采取其他课税形式是否会效率更高。64

如果关税改善了贸易条件——无论是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还是提高了出口产品的价格，无谓损失就会下降。与内战前不同的是，人们在战后没有考虑过是否可能利用进口税改善贸易条件。从出口市场支配力的角度看，由于内战后其他外国供应商纷纷崛起，所以美国对世界棉花价格的影响力大打折扣。除此以外，1891年《麦金莱关税法案》废除了糖税之后，一夜之间将平均关税从70％左右拉低至零，关税削减全部传导到了国内消费者价格上，而对全球价格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尽管之后的糖税上调多多少少压低了全球价格。65因此，现有证据使人们开始怀疑“关税对贸易条件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

削减关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制造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内战前不同的是（1846年的《沃克关税法案》大幅削减了关税），内战结束后，美国没有对进口税进行过显著调整。因此，我们无法观察到如果关税政策发生重大改变，进口和国内生产会怎样变化。因此，经济学家利用反事实模拟推测了大幅削减关税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幅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如果进口产品和国内生产的产品几乎可以完全相互替代（这意味着替代弹性相当大），那么削减关税会降低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相当可观。如果进口产品和国内生产的产品并不能完全相互替代（这意味着替代弹性很小），那么削减关税对国内产业的影响有限。

以生铁这种同质性相对较高的产品为例，它的替代弹性相对较高。欧文（2000a）的模拟研究表明，假如1869年韦尔斯的提案被采纳，进口生铁的关税税率从60％大幅下调至20％，那么国内的生铁产量将下降7％左右，进口的市场份额会从7％左右上升至18％左右。这项研究结果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即使大幅调整关税，而且进口产品的替代弹性很大，对国内生铁行业的影响也相对温和。这表明即使关税削减的幅度相当大，绝大多数生铁企业仍然可以幸免于难。为什么关税调整产生的影响如此微弱？即使关税从60％下降到20％，减少整整2/3，进口生铁的国内价格至多下跌25％。66虽然生铁的进口量会增长两倍，但其总量与国内产量相比还是不足一提。

此外，也很难找到其他行业的例子来证明关税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如本书第三章强调的那样，在内战来临前夕，美国的棉纺织业发展相当稳健。经济历史学家认为，贸易政策的政治辩论明显夸大了关税对羊毛和毛制品的助益。67鞋履等皮革制造业韧性很强，不太需要借助贸易保护来抗衡外国竞争的冲击，它们在出口方面的表现都很抢眼。到了19世纪末，进口制成品只占国内产量的3％（请参见表5.2）。此外，美国在很多食品制造业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肉类加工业不断崛起。美国的出口中约有20％为制成品，表明即使下调保护性关税，部分行业的发展势头仍然不减。本书第六章研究了关税是否会推高经济增长率。

表5.2　1859—1899年制造品的贸易和产出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制成品的进出口数据，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U-223-224；半成品和制成品（不包括加工食品）。国内产值，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Census Reports，1900，Manufacturing，United States by Industries，vol.7，Part Ⅰ，xlⅶ（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2）。进口占国内消费的比例计算如下：用国内产量减去出口再加上进口，然后用进口除以前面得出的这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