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有哪些潜在的政治因素导致美国政府未能完成任何有意义的关税调整？和内战爆发前一样，政府统一是调整美国关税政策的关键。简而言之，要立法制定低关税或维持低关税不变需要有民主党执掌下的统一政府，要立法制定高关税或维持高关税不变需要有共和党执掌下的统一政府，而政府分裂会维持现状不变。

在内战结束后的头十年里，共和党全面掌控了政府，有能力避免对关税税则的任何重大修改。在国会的共和党人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保护性关税的坚定坚持者，他们抵制对保护性关税的任何修改。詹姆斯·加菲尔德、卢瑟福·海耶斯和切斯特·阿瑟等共和党总统的态度则较为温和。他们愿意支持适度下调关税，并为消费者提供税收减免，以平息关税问题引发的政治紧张。不过由于国会领袖掌控着立法流程，所以这些总统对关税政策的影响非常有限。

由于起初南方被排挤在国会之外，所以共和党的政治地位在1865年后的很多年里都相当稳固。1868年，之前属于南方邦联的六个州重新加入联邦，1870年，另外四个州也被联邦重新接纳。共和党曾试图拖延这个过程，因为正如比尔（1930，第276页）强调的那样，他们“认识到南方重回国会意味着南方和西部结盟，会使本国正在崛起的商业利益集团丧失过去那些激进的规则保障它们获得的种种优惠”。与此同时，他们允许堪萨斯（1861）、西弗吉尼亚（1863）、内华达（1864）和内布拉斯加（1867）这几个倾向于共和党的州加入联邦，以削弱南方在国会的力量。这些州人口稀少，无法改变众议院中的政治力量平衡，但它们明显削弱了南方在参议院的地位。

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尽管共和党牢牢掌控着美国政坛，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政治竞争极其激烈，两党在国家层面势均力敌。在1875年至1889年间，政府常常处于分裂状态，因此无法推动任何重大的政策调整。在这一时期，民主党在七届国会中掌控了六届众议院，而共和党拿下了六届参议院。共和党一直占据着总统职位，直至1884年民主党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胜出。由于政府很少处于某一党派的统一掌控之下，所以关税问题始终维持着现状。第六章的讨论表明，民主党在1892年大选之前一直未能全面掌控政府。即使在1892年大选获胜后，他们的优势也只维持了一届国会（为期两年）。在此期间，他们浪费了对关税进行重大调整的大好机会。

此外，战后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如战前那么尖锐。南方反对保护性关税的力量有所减弱，而北方民主党则开始支持现行关税。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议员乔治·阿特金森（George Atkinson）这样总结两党的立场：“民主党的信条是为了获得财政收入而征收关税，附带提供贸易保护，而共和党支持利用关税保护贸易，附带获得财政收入。”29

与贸易有关的经济利益的地理分布和强度是共和党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却是民主党的弱点所在。美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南方和中西部盛产的棉花、小麦和食品（培根和火腿）上。棉花仍然是美国出口量最大的产品，占全部出口的1/4。棉花收成中有2/3以上用于出口，因此低关税始终与南方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尽管中西部的农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例也相当可观，但出口量在国内产量中只占一小部分。这意味着该地区的农民对国外市场依存度不高。

与此同时，美国的进口产品多样化程度很高，而且与广泛分布在东北部和中西部以北地区制造业带的诸多产业形成竞争。共和党联盟的核心位于北部。钢铁生产高度集中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棉制品和毛织物的生产高度集中在新英格兰，以上制造业都是保护性关税的主要受益者。这些地区人口密集，使钢铁和纺织利益集团在众议院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绵羊养殖户（羊毛）、甘蔗和甜菜种植户等共和党联盟的其他成员覆盖了全国不同地区。这些群体在地域上没有太多重合，由此使共和党在美国北部拥有广泛的号召力。30共和党利用这种经济地理打造出一个强大的联盟支持征收极高的保护性关税。

内战结束之后，这些经济利益集团施加政治影响力的过程发生了变化，他们因此变得愈发强大。在内战前，特殊利益集团非正式地开展游说，例如政客能通过选民群体递交的请愿书和文书等清晰地获悉利益集团的意见，但游说行为往往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内战爆发后，联邦政府开始采购数百万美元的物资，变成一台四处分发利润丰厚的合同、赠予土地并提供其他特权的政治机器。因此，华盛顿像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着各地的说客和特殊利益集团。联邦政府的变化促使商界和工人组建起自己的组织，在首都设立办公室，或定期派出代表去华盛顿游说，确保自己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生产商利益集团开始成立全国性组织，部分原因也是影响国会在进口税方面的决策。如全国羊毛生产商协会、全国羊毛制造商协会和美国钢铁协会等从事提供竞选献金、散发宣传材料、对国会的各个委员会施加压力等政治活动。

在此期间，最卓有成效的利益集团是美国钢铁协会。1864年，它在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詹姆斯·斯万克（James Swank）的领导下成立。“在美国，贸易保护不过是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名字，”斯万克写道，“它意味着我们的国家优先于其他任何国家；美国劳动者的就业优先于其他国家的劳动就业。”31斯万克领导下的美国钢铁协会“可以使议员当选，也可以使议员下台。它控制着共和党州委员会，并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开展游说。而它最令人注目的成就是让支持低关税的议员威廉·莫里森退休，并因此声名大振”，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1932，第418页）评论：“它的钱包几乎深不见底，因为所有钢铁制造商都知道，现行关税税则每年放进钢铁厂厂主钱包里的钱没有数千万美元，也有数百万。”

1883年“杂交关税法案”创建的关税税则将货物分为14大类，其中至少6类商品（即金属、化学制品、纸张、羊毛、丝绸、亚麻和大麻）分别对应着一个贸易协会。约瑟夫森（Josephson，1938，第330页）在探讨1883年“杂交关税法案”时写道：“说客就像一群秃鹰突然降临华盛顿，在那个冬天里挤满所有酒店，打着金主利益集团的旗号使劲拉拢政客，这些集团来自各行各业，而且彼此的利益相互冲突……当时两院的委员会成员正在努力制定冗长的税则，并且试图满足食糖、钢铁、羊毛、玻璃、大理石及其他数百种行业的说客提出的恬不知耻且无休无止的要求。”有时候，一位国会议员的权力就足以确保其选民的利益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议员、人称“生铁凯利”的威廉·凯利坚决抵制对税则C（金属产品的税则）进行任何调整。一位国会议员称凯利“每时每刻想的是关税，谈论的是关税，写的东西也是关于关税……他的一位室友告诉我他晚上做梦时嘴里咕哝的都是关税”。32无独有偶，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始终警惕地关注着税则E（糖类产品的税则）的变动，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的代表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税则I（棉制品的税则）上，俄亥俄州和马萨诸塞州的代表重点关注税则K（羊毛及毛织品关税的税则），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商业利益与政府决策者之间如此密切的联系引发了人们对贪腐的指责，特别是在格兰特政府执政期间。尽管“游说”这个术语早在此之前就已诞生，但据称它指代的一个事实是，格兰特总统经常在白宫旁边的维拉德酒店享受雪茄和白兰地，所以政治掮客和政治交易操盘手常常在酒店大堂里漫无目的地转悠，就是希望有机会和总统说上两句话。33卢瑟福·海耶斯卸任后在日记中对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开道造成的“糜烂的现行体系”怨声载道。“这不再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写道，“这是一个企业所有、企业治理和企业享用的政府。”34斯坦伍德（1903，第2卷：第52页）写道：“华盛顿从来没有这么多掠夺者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中有财税诈骗犯、走私犯、政府赠地的投机者、铁路业说客和船务公司代理，其中还混入寻求贸易保护的行业代表。国会看起来和救济所没什么差别。”

如果高关税政策只是有利于北方少数行业的利益，那么不可能持续获得政治支持。随着新的州不断加入联邦，导致美国的政治重心逐渐西移，共和党力求在东部的产业之外找到更多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力量，将中西部的原材料生产者也招至麾下（如羊毛、大麻、皮革和亚麻仁等原材料生产商）。他们倡导用辉格党在内战前提议的贸易保护体系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对中西部出产的原材料征收适度关税，而对东部生产的制成品征收较高关税。共和党将原材料生产商聚集在保护主义政策的保护伞下，希望以此抵制中西部反对贸易保护的唯农论。贾斯汀·莫里尔解释说：“在调整具体关税时，我对待农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商业就像对待所有民众一样，他们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都有权利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任何行业都不是为其他行业负重的牲口。”35

共和党认识到原材料生产商和最终产品制造商享受到的保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民主党试图把这两个利益集团分割开，建议对最终产品制造商提供适度的关税保护，原材料则享受免税，这将降低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共和党意识到了这种分化会危及整个保护体系。约翰·谢尔曼（1895，第1卷：第191页）警告说，“某些制造商秉承着原材料应该免税的信条。这对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危害更甚于自由贸易主义者反对贸易保护造成的危害。”正如他所说：“拒绝对煤炭、铁、羊毛和其他所谓的原材料提供贸易保护会导致我们无法保护机械、纺织和陶器制造等产业。绝不能牺牲某一类劳动者保障其他劳动者获得的保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事实上民主党从来没有从本国的工业地区获得太多支持，但是它当时提议的关税法案从设计初衷上来说，正是为了将原材料加入免税清单，以帮助制造商降低生产成本。民主党提出这个主张时特别强调了羊毛。他们认为羊毛免税会提升本国羊毛加工商的竞争地位。尽管这原本是个愤世嫉俗的策略，目标在于破坏羊毛供应商和羊毛加工商之间的政治联盟，但是它对加工商的帮助会超过共和党主张的关税结构给羊毛加工商带来的好处。民主党还根据这个推理思路称应该下调钢制品的关税，从而压低铁路的修建成本，加速改善交通的工作。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塞缪尔·考克斯（Samuel Cox）补充说：“保护主义者深知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会推迟修正关税，因为一旦共同纽带中的一环被切断，整个链条都会分崩离析，这个共同纽带将其利己的立法活动与相互强化绑在一起。”36

民主党的原材料免税计划或许对最终产品制造商产生了很大诱惑，但他们怀疑民主党会大幅削减制成品的关税。这些产业利益集团认识到，具有潜在利益冲突的选区之间建立联盟对维护现行贸易保护体系至关重要。因此它们试图联合起来，以统一阵线的形式向国会表明自己的主张，而不是相互之间争吵不休，必须由政客解决他们的争端。因此，中西部的原材料生产商和东部制成品生产商倾向于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抗争，如俄亥俄州的皮革生产者与马萨诸塞州的鞋厂；路易斯安那州和密歇根州的甘蔗、甜菜种植者与纽约州的炼糖厂；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铁矿开采者与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钢铁制造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关税问题上的利益相互冲突，但他们宁愿彼此之间达成妥协，也不愿让政客武断地为他们做出决定。

在以上各种利益集团中，羊毛供应商和羊毛加工商的重要性尤为特殊。全国羊毛加工商协会秘书长约翰·海耶斯认识到，如果不与中西部的羊毛供应商联手，就不可能让国会设置高关税。遍布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养羊业主历来信誓旦旦地表示，一旦羊毛加工商试图降低进口原毛的关税，他们就会阻挠羊毛加工商努力提高羊毛制品的关税。在羊毛供应商看来，如果羊毛加工商不是他们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敌人。因此1865年12月海耶斯组织羊毛加工商和供应商召开了一次会议，经过艰难的讨论达成一份协议，要共同争取上调双方产品的关税。这项提案作为专门适用于羊毛业的一部独立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与其他关税法案之间没有任何附属关系，最终促成了1867年《羊毛和毛织品法案》。37

因此，民主党提出的对原材料降低关税或免税、对最终产品适度征税的政策未能赢得工业利益集团的支持。显然，那些利益集团倾向于获得共和党全面实行高关税而提供的安全保障。共和党回避了“降低原材料价格会提高下游产业地位”这个事实。他们设计的税率架构并没有特别关照制造业，而是希望从原材料到最终制成品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受到高关税的庇护，隔绝与外国竞争，尽管有时这会损害最终产品制造商的利益。

然而，和内战前一样，东北部和中西部联盟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总的来说，中西部在贸易方面的利益诉求比较复杂：有些原材料生产商要求得到贸易保护（如羊毛和甜菜糖），其他原材料生产商在对外出口方面的利益较小（如粮食和肉）。中西部从来没有将贸易保护视为本地区享受到的特殊利益，而且对东北部的实业家心存疑虑。与此同时，它非常乐意用自己对关税法案的投票权换取能更直接满足本地区利益的政策，如更加开明的土地政策、通胀性更强的货币政策或更严厉的铁路政策和垄断监管政策。38(www.daowen.com)

共和党不仅颇得受进口影响的生产者利益集团的欢心，而且成功地将自己的理念灌输给这些行业的工人。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劳动力就业于制造业。共和党声称，必须推行保护性关税才能确保美国劳动力拿到高薪，避免与外国的低薪工人竞争。共和党经常攻击民主党的削减关税提案是“削减美国人工资的提案”。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称：“一旦降低关税，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就是劳动者。”39组织有序的劳工对这个观点并不买账。只有一些产业工人认为，外来竞争使他们的工作岌岌可危，而其他人担心的则是关税对其生活成本造成的影响。进口带来的竞争对各个行业的冲击不尽一致。例如，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内部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极大，所以不得不宣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前身行业组织和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在1881年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发现自己内部某些派别希望支持贸易保护，而其他派别则支持自由贸易。第二年，代表大会投票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明确立场。1906年，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在贸易保护问题上保持中立非常适合其自身的状况，因此会持续采用这一政策。40

或许对高关税体系威胁最严峻的政治因素是政府庞大的财政盈余。共和党努力提高政府支出降低盈余，同时维系保护性关税得到的政治支持。在内战爆发之前，辉格党拨付大量资金用于内部改善，以消耗财政收入盈余。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为联邦军的退伍军人提供养老金。共和党首先于1862年为退伍老兵及其家属推出残疾人养老金计划。事实证明这个政治策略极其巧妙，既消耗了财政盈余，又将大量选民（联邦军士兵及其家人）与共和党紧紧绑在一起。

因此，联邦政府在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为军人提供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养老金。格兰德联邦军成了支持共和党的主要力量，并且鼓励政府为军人提供更多转移支付。随着1879年政府出台《养老金拖欠法案》，共和党不仅为战斗中的伤亡人士提供养老金，还扩大了养老金计划的覆盖范围，将残疾人和老年人包含在内。这激励人们申请成为“新发现的内战致残者”，致使养老金领取者从每月1600人增加到10000人，领取政府救济的人成千上万地增加。联邦政府为新近提出申请并符合条件的所有退伍军人一次性支付了追溯赔付，联邦支出在一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番。随后共和党制定了1890年《军人家属养老金法案》，切断了战争致残和政府养老金之间的联系。这再次导致养老金领取者的人数和给付大幅飙升。养老金的支出金额在19世纪90年代初达到最高点，几乎占联邦支出的40％，之后美国内战那一代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养老金的支出也随之下降。41

民主党攻击养老金体系是“一个世故精明的体系，受保护的利益集团建议利用它耗尽财政盈余，并避免修正关税。”用来自肯塔基州的民主党议员詹姆斯·贝克（James Beck）的话说，“他们想用光所有超预算收入避免士兵走进救济院，事实上他们真正希望保全的是保护性关税。以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使少数人利用关税体系赚得盆满钵满。”42滥用政府资金的情况非常猖獗：1879年政府大幅提升退伍军人养老金后，人们认为约有1/4的养老金发放给了提供虚假信息的申请人。本塞尔（Bensel，1984，第63页）强调，养老金局被视为“由共和党成立、受共和党控制且腐败肆虐的政治机器”。这迫使民主党在1884年当选的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的带领下，制定法律推行行政和公务员体系改革。尽管民主党试图依据相关退役证明和客观的伤残评估结果等材料确定申请者是否有资格享受养老金，但既得利益集团紧紧抓着这些丰厚的福利绝不放手，民主党与他们的较量基本上无功而返。

高关税得到了强大政治力量的保驾护航，而支持大幅削减关税的群体却效率低下，意见不一。民主党的核心仍然在南方，且南方仍然认为自己会受到双重伤害：由于进口税过高，相当于南方的出口被间接课以重税，同时财政收入又花到了北方（这次财政收入是用于养老金，而不是内部改善）。不过，南北的关税之争一再破坏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党内团结。南方民主党倾向于回到1846年《沃克关税法案》的税率水平；北方民主党中的不少人来自工业选区，希望维持现行税率。1872年民主党的竞选政纲开诚布公地承认了这种分歧，称“我们对贸易保护体系和自由贸易体系的观点存在着坦诚但不可调和的差异”。

最应该对这种党内分歧承担责任的人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塞缪尔·兰德尔（Samuel Randall）。他在1875年至1880年间担任众议院议长。兰德尔极其热诚地支持贸易保护政策。他招募了20名甚至更多的北方民主党人阻止本党降低关税的各种努力。人们认为，他和“生铁凯利”一样，在高关税问题上的立场“不可撼动”。他对此辩称：“我是一名美国人，所以我是保护主义者。”43他在担任众议院议长期间利用自己的权力使筹款委员会放缓了所有与削减关税有关的工作，尽管当时筹款委员会处于民主党的掌控之中。兰德尔的做法受到南方和中西部民主党人的激烈抵制。1883年民主党的党团核心会议拒绝兰德尔继续担任众议院议长后，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党内团结程度大大提升。不过即使如此，它仍然难以形成统一战线解决关税改革问题。

民主党攻击现行政策时使用的措辞也很不给力。共和党称高关税是本国工业兴旺发达的基础。相反，民主党的战斗口号“开征关税的唯一目的是获得财政收入”却平淡无奇。这个极其乏味的宣传口号适用于内战爆发前夕的美国，当时关税已经下调到极低的水平，而且民主党希望借此表明自己致力于打造小规模政府。时至今日，既然进口关税已经被大幅调高，民主党被迫面对的便是选民担忧的问题，即调低进口关税会严重破坏经济。保护主义信条的逻辑是：关税提高了受保护产业的产量，从而提升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使人们拿到更高工资。对民主党来说不幸的是，保护主义信条对民众的说服力更强，而民主党一直诟病保护主义存在逻辑缺陷，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正如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议员威廉·莫里森所说：“关税问题的难点在于，共和党的口号更朗朗上口，而且通常人们并不理解这个问题。要让他们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无疑难上加难。”44

民主党称税收改革意味着税收减免。正如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罗杰·米尔斯（Roger Mills）所说：“对生活必需品高额征税是在榨干人民，税收不仅支持着政府的全部开支，而且它的体系设计就是为了使特权阶层中饱私囊。公库里每增加1美元，人们手里就被夺走5美元用于满足私欲。”民主党坚持认为，关税提高了生活成本，降低了工资的购买力。米尔斯断言：“关税的益处全部从消费者手里流向了制造商，不是反其道而行之。”45

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关税体系描绘为腐败丛生的体系。纽约州的塞缪尔·考克斯是国会中最富感染力的演讲者之一。他称关税完全就是随意对个体征税，相当于“轻微盗窃罪”，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妄图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从关税中攫取钱财。正如他所说：“让我们成为相互劫掠的工具。密歇根州从铜交易中窃取钱财，缅因州从木材交易中窃取钱财，宾夕法尼亚从铁交易中窃取钱财，北卡罗来纳州从花生交易中窃取钱财，马萨诸塞州从棉制品交易中窃取钱财，康涅狄格州从发夹交易中窃取钱财，新泽西州从线轴交易中窃取钱财，路易安那州从食糖交易中窃取钱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那么为什么不让马里兰州的绅士从他们那里偷窃煤炭？事实的确如此，但相对来说，只有少数人攫取了利益，而且这些利益来自广大人民群众；事实的确如此，它往往推高了价格，但是偷窃行为没有鼓励工业发展吗？”46

民主党不仅对关税背后隐藏的腐败政治感到灰心丧气，而且遇到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关税政策为重要选区带来了切实可见的好处，结果使共和党获得政治支持。民主党不知如何是好，试图找到方法打破共和党维持现行政策的坚实政治后盾。令他们最为痛苦的是，“关税改革”运动没有任何组织基础与美国钢铁协会、全国羊毛加工商协会等制造商说客相抗衡。事实上，没有一家主要工业/农业生产者协会支持大幅削减关税。“与站在共和党那边务实的商人相比，支持民主党的改革者看起来相当外行，”内文斯（Nevins，1932，第420—421页）评论，“美国自由贸易联盟（American Free Trade League）与担任其总裁的大卫·韦尔斯虽然在四处散发关于关税改革的材料，但他们的活动与美国钢铁协会的活动比起来极其小儿科。”事实上，美国自由贸易联盟做的“都是表面工作，因为它没有募集半点运动资金，只是发出寥寥几份小册子而已，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尽管南方棉花和烟草出口商通过国会的南方民主党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并没有组建任何正式组织，而且他们因为自己与南方邦联之间的关联而受到许多怀疑。

在国会辩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年复一年、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本党在贸易政策上的观点论据。共和党坚称高关税保护本国行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困扰，确保工人找到高薪就业机会。民主党坚持认为关税相当于对消费者和农民课以重税，同时还阻碍了出口。一方提出一个论据后，另一方就立即予以反驳。共和党认为保护性关税帮助所有生产者直面外国竞争，最终将强化整个国家经济；而民主党称这些政策以牺牲某个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将收入重新分配给其他群体。对共和党而言，保护性关税促进了总体经济发展；对民主党而言，这种保护牺牲了公共福利，使特殊利益集团享有特权。共和党认为蒸蒸日上且强大的制造业使农民和土地所有者获益，从而协调了各方利益；民主党则认为这引发了社会冲突，导致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银行家及铁路与小农场主之间、城市制造商和农民及种植者之间相互对立。在共和党看来，保护性关税使国家日益强大；在民主党看来，贸易保护催生了政治腐败，使财富日益集中。

两党不仅对关税政策如何影响本国政策意见相左，而且对其具体后果的判断也不尽一致。譬如，两党曾争论关税到底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国内价格。民主党认为对进口商品征税提高了国内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共和党承认关税或许会在短期内提高价格，但表示保护将刺激国内生产，最终压低价格，使消费者受益。正如来自俄勒冈州的共和党议员宾格·赫尔曼（Binger Hermann）所说：“保护促进生产，生产促进竞争，竞争促进价格走低。”47由于美国在19世纪晚期陷入通货紧缩，所以共和党总会用价格水平下降为例佐证自己的观点。当然，当时引发通货紧缩的是美国金本位下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关税。

反之，共和党认为削减关税会使美国听任外国垄断者的摆布，而这些垄断者将拼命剥削美国消费者。根据他们的推理，外国生产者只会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力抬高物价，所以下调关税不会降低消费者价格。“生铁凯利”声称：“政府宣布削减生铁关税和铁路用铁关税的那一天，就是英国铁价上涨之时。”48然而，这个论点与保护主义者的立场相互矛盾：如果降低关税就能使外国出口商抬高价格，那么物价不会下跌，削减关税就不会损害国内生产者的利益。此外，没有证据显示英国钢铁出口商或其他生产商会采取这种做法；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德国和比利时等国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极其激烈。降低关税确实会导致价格下跌，促进进口增长，这正是与国外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内生产商担心削减关税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最后，共和党将所有反对保护关税或拥护关税改革的人都归类为代表外国利益、一心只想削弱美国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政坛上，仇英心理异常强烈。大卫·韦尔斯等拥护削减关税的人往往被诬蔑为代表英国垄断者密谋打开美国市场的外国特工。那些不够爱国而信仰“自由贸易”的人不过是英国妄图摧毁美国工业、破坏美国经济独立的阴谋之一。49

保护性关税的支持者和关税改革的倡导者都期望学术界能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佐证。保护性关税方面的领军人物是亨利·凯里。他是内战前美国关税体系的主要倡导者马修·凯里的儿子。亨利·凯里之前一直坚信自由贸易，直至1842年美国推出新的关税法案后经济回暖，才使他认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价值。他在自己的著作《利益的和谐》（Harmony of Interests，1851）中认为，农业和制造业的利益并不冲突，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荣俱荣的“利益协调共生”。在他看来，国际贸易破坏了这种国内和谐，不应鼓励其发展。亨利·凯里认为，应当以牺牲国际市场发展国内市场，从而创造出一个经济协作网络，将农民和制造商团结起来。亨利·凯里还攻击商人在各个市场之间运输货物的行为非常不经济。他的三卷本著作《社会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1858）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其主要信条，成了费城政治经济学院的主要教材。50

尽管亨利·凯里是贸易保护主义事业的主要思想家，但他的著作晦涩难懂，观点相当费解。51不过，他的积极努力还是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甚至给贸易保护主义的外表镀上了一层体面的学术外衣。当时的经济学界领军人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非常看重亨利·凯里，称他是“当下（1865年）遵循保护主义信条的知名政治经济学家中唯一的作家”。不过穆勒指出亨利·凯里的分析存在基本错误，并认为亨利·凯里关于贸易保护的论点证据“完全站不住脚”。他私下里写文称亨利·凯里的《社会科学原理》“几乎是我读过的最糟糕的政治经济学著作”。52这种敌意显然是相互的：一位同时代的人评论称亨利·凯里是“一个语言朴实的人。每次有人提到穆勒的名字，他就会像船员一样满嘴脏话”。53

与此同时，关税改革者期望从政府卸任后创建了美国自由贸易联盟的大卫·韦尔斯能扛起学术领袖的大旗。学院派经济学家也大多支持自由贸易，而且有些人关于这个议题的著述相当畅销。54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并没有引起华盛顿的关注，政治家往往对他们的观点不予理会。詹姆斯·加菲尔德在赞同他们的观点之余强调：“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由贸易有很多拥护者，而且它也具备不少优点。我们不能否认，现代学术研究的结果多半支持自由贸易；当今绝大多数伟大的思想家也在带领人们朝着所谓‘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人心里，他们深刻并且坚定地支持保护美国工业”。55更常见的情况是，学者的观点受到国会的猛烈攻击和嘲笑。共和党拒绝接受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它“修饰了推理过程以欺骗常识”，并且指责经济学家用“学术理论”毒害美国青年的头脑。56正如众议院议长、缅因州共和党议员托马斯·里德所说：“每个大学生毕业时都是自由贸易论者……他们中每一个后来成为生产者或商品经销商的人都变成了贸易保护主义者。”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