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初，人们曾对进口关税问题展开辩论，但关税仍然不是总统政治中的重要议题。1876年，两党的竞选纲领对关税政策只是一笔带过。共和党竞选纲领对这个问题的简要描述是，“应调整关税来提升美国劳动者获得的利益，推动整个国家的繁荣。”民主党竞选政纲强调的是公务员体系和支出体系的改革，谴责现行关税是“不公正、不公平和欺诈的杰作”，它“攫取了众多行业的利益来补贴少数几个行业，使前者穷愁困顿”。他们要求“以获得财政收入为唯一目的”来征收关税，而不是为了保护特殊利益集团。20

1876年的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选举之一，因此颇受关注。民主党候选人塞缪尔·蒂尔顿（Samuel Tilden）拿下了51.0％的选票，高于共和党候选人卢瑟福·海耶斯（Rutherford B.Hayes）拿下的47.9％的选票，但以一票之差在选举人团选举中败北。民主党质疑三个南方州的选举结果过于接近，因为这三个州的战后重建仍然控制在共和党手中（人们指责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官员在蒂尔顿普选领先的情况下，将20张选举团票全部给了海耶斯）。国会任命了一个特别选举委员会调查此事，但委员会按照党派立场投票，仍然决定将这20张选举人票全部给予海耶斯。南方的民主党人计划阻挠该委员会的报告，但随后国会达成了“1877年大妥协”，即如果剩余联邦军队撤离南方，那么南方各州将接受海耶斯担任总统。这一事件为重建时期画上了句号。

1877年3月海耶斯宣誓就职时，美国经济已经从1873年大恐慌中逐渐复苏，政府再次录得预算盈余。海耶斯总统暗示国会取消所有国内税（烟草税除外），并且主要通过茶叶和咖啡的进口税来获得财政收入，不过他非常谨慎，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敦促国会考虑这种关税调整。他私下里写道：“实践和理论或许相去甚远，事实上往往也是如此。我倾向于自由贸易。不过在我国，华盛顿总统执政时的第一部关税法案就采纳了贸易保护政策，而且自那以后历届政府普遍追随了这一原则。大规模资本投资和众多劳动者的就业有赖于此。我们不能或许也不应该贸然放弃它。”21

民主党在1878年的选举中斩获了更多政治成果。他们自19世纪50年代末以来首次拿下了参议院。共和党害怕公众厌倦自己的治国之道，担心对手倡导改革的宣传攻势赢得更多民意支持。“1877年大妥协”之后，共和党无法再通过煽动仇恨情绪赢得选举，也不能再使出提醒选民想起民主党曾支持南方而背叛联邦这样的伎俩。随着1880年大选日益临近，缅因州的詹姆斯·布莱恩建议自己的共和党同僚“把（用来激发仇恨的）被害人血衣叠整齐放在一边。它现在对我们毫无益处。你们需要把竞选的主要议题转到贸易保护上”。22

战后重建的议题自此在美国政坛逐渐淡出，为两党之间日益激烈的关税之争创造了条件，不过这些都发生在1880年大选结束之后。在这次竞选中，民主党仍然提名了一位政坛新手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将军。这对他们的事业没有半点帮助。这位糊里糊涂的将军无法掩盖自己在关税政策上的无知。他称“关税属于地方性问题”而被疯狂嘲笑。政治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曾画了一幅漫画绘声绘色地讽刺汉考克。图中汉考克对着某人耳语：“谁是关税？为什么他以获得财政收入为唯一目的？”23

经济复苏使共和党得以重掌参众两院，而且其总统候选人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在1880年的大选中胜出，使共和党继续把持着总统宝座。不过随着政府的财政盈余迅速膨胀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共和党发现自己愈发难以回避关税改革问题。在1882财年和1883财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比支出高50％以上，民众对华盛顿的政治腐败和游说行为日益警觉，使支持高关税的特殊利益集团备受关注。

共和党温和派再次担心不作为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约翰·谢尔曼（1895，第2卷：第844页）在1882年年中写到，在参议院未能降低进口税后，“一旦国会休会，那么无论政治气候如何，如果不削减人民现在承担的税务，设置这么高的关税就相当于玩忽职守。国内对此的情绪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人们认为到现在为止，国会尚未废除令人民不满意且缺乏必要公共用途的关税，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玩忽职守，我们的选民或许就会要求我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1881年12月，阿瑟总统第一次向国会发布年度国情咨文时，支持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财政收入过高的问题。他承认需要谨慎地修正关税，同时要适当关注“本国民众内部的利益冲突”。24国会接受了他的建议，在1882年5月设立了关税委员会（Tariff Commission）。不过，由于担心重蹈韦尔斯的覆辙，共和党多数派精挑细选了极其可靠的人员担任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主席由全国羊毛制造商协会的秘书长约翰·海耶斯（John Hayes）担任，其他8位成员包括：一位钢铁制造商、一位羊毛生产商（即全国羊毛生产商协会的会长）、一位糖类作物种植商、一位纽约海关官员、一位普查局统计员以及三位前国会议员。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公平地满足所有利益群体需求的前提下，为了建立审慎合理的关税体系或调整现行关税体系，研究并全面调查与美国农业、商业、贸易、制造、采矿和工业利益有关的所有问题。”25

委员会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在29个城市举行了听证会，记录下604名证人的2625页证词，这些证人多为制造商，他们所在的行业都受到进口关税的影响，而他们也支持保留现行关税体系。根据这些材料，关税委员会原本应该建议不要对现行体系做出太多调整。事实恰恰相反。它提议拓展免税清单，将保护性关税削减20％～25％，使所有人大跌眼镜。关税委员会（1882，第5页）在报告开篇处写道：(www.daowen.com)

委员会早在审议阶段就深信，不仅民意沸腾，普遍要求大幅削减关税，而且本国最保守的人群也主张如此，其中包括往昔那些最激烈地要求持续保护我国产业的人。委员会认为下调现行关税不仅表明我们充分重视公众情绪，将削减关税作为保障消费者公平的手段，而且这一举措有利于总体产业繁荣。或许它会带来暂时的不便，但最终将有利于受此次关税削减影响的特殊利益集团。

关税委员会（1882，第16页）与韦尔斯之前的报告遥相呼应，不仅援引了很多过度保护的例子，这些过度保护损害了原本要保护的利益群体，而且指出关税税则中的“前后矛盾之处不胜枚举”，如“制成品的关税是其原材料关税的一半等不合情理的地方”。委员会认为“普遍较高的税率，或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高得离谱的税率，破坏了整个美国经济体系的声誉，为彻底颠覆现行关税体系提供了合理的论据”。

委员会的主要目标与主张将关税削减10％但昙花一现的1872年关税法案一样，希望做出足够的让步以避免保护性关税受到更猛烈的攻击。委员会主席约翰·海耶斯后来写道：“削减关税本身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是对公众情绪的妥协，是保护体系的参天大树为了保护树干而使树梢和树枝顺着公共舆论的强风自行弯曲。简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削减关税实现贸易保护。我们愿意让步，仅仅是为了保全重要的羊毛和毛织品关税……我们希望由我们的朋友设置关税。”26

1882年12月，关税委员会将这份报告提交国会，这也是总统对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的月份。阿瑟利用这个机会使关税改革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总统先唤起人们对财政盈余持续激增的关注，随后警告，“像现在这样迅速偿清国家债务绝不是值得庆贺的原因，而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原因”。问题在于“要么这些盈余必须闲置在财政部，或者政府被迫按市场利率购买当时不可赎回的债券，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能丧失控制高额溢价的能力；要么急剧增加的财政收入导致过度支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会给资金过剩的财政部埋下祸根”。不过阿瑟进一步解释：“当前的关税体系在很多方面很不公正。它在责任和利益的分配上都极不平等。”27

国会的共和党人非常不满总统插手关税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属于立法机构专权范围内的事务，不过，考虑到公众情绪，他们也认为无所作为会招致危险。民主党在1882年选举中夺得众议院的控制权，也进一步提升了推行关税改革的压力。共和党相信高关税不得民心，是本党选举失败的原因之一，所以努力在丧失自己的多数派地位之前制定更加温和的关税。和过去一样，他们宁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削减关税，也不想丧失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控制权，让民主党替他们完成这项工作。

就在选举前夕，众议院在1882年夏天通过了削减国内营业税的法规。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后，参议院重新开始审议这一法案，根据关税委员会的建议增加了大幅削减关税的内容，并于1883年1月通过该法案。尽管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希望在新任国会上台之前颁布该法案，但他们仍然希望关税水平远远高于参议院建议的水平。参议院使他们大为光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宪法要求所有税收法案必须先由众议院制定。为了赶上1883年3月4日的最后期限（国会自这一天开始休会，下次会期再开启时，民主党控制下的新任国会就要走马上任），共和党采用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立法策略，用非常规的手段巧妙地利用规则迅速将参议院的提案提交两院协商委员会审议。28协商委员会虽然对该法案吹毛求疵，但修正法案时将关税提高到了参议院建议的水平之上，尽管众议院还没有对任何关税进行辩论或投票。事实上，协商委员会删去了法案中所有大幅下调关税的内容。

众议院和参议院于3月初火速通过了这一法案，阿瑟总统随后签字使该法案生效。由于这部法案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拼凑起来并被审议通过的，所以人们戏称它为“杂交关税法案”。尽管烟草和酒的营业税被调低了，但是对关税税则的调整微乎其微，非竞争性进口产品的税率被下调，受保护产品的税率水平维持不变，整体关税水平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和党很清楚民意倾向于下调关税，但仍然决定维持较高的保护性关税。与此同时，鉴于民主党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所以共和党也没有受到太多压力来大幅调整关税。

1883年的“杂交关税法案”是美国在内战后错失的又一次修正关税税则的机会。“如果协商委员会原封不动地将关税委员会的建议和制定的税则体现在这部法案中，那么美国原本可以在数年里不再调整关税。”约翰·谢尔曼（1895，第2卷：第851页）后来写道：“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而协商委员会对关税目录的调整幅度极大，使关税委员会的计划化为乌有。”与此相反，协商委员会“几乎恢复了过去关税体系里的所有不平等和不协调，屈服于地方需求和利益，摧毁了所有平衡或和谐”。谢尔曼（1895，第2卷：第854—855页）认为，1883年关税法案只是推迟了争斗，“为后来出现的所有复杂局面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