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客为进口关税的细节与目的争执不休之时，美国经济的规模和结构在南北战争前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820年至1860年，全国总人口从960万增长至3140万。农业依然是无可匹敌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但工业（采矿、制造和建筑）雇佣的劳动力比重已从1810年的8％提升至1860年的20％。35

虽然国内经济在逐渐变化，美国的对外贸易构成却大体稳定。约85％的出口是原材料（主要是棉花）和食品（小麦和面粉）。约2/3的进口是（主要来自英国的）制造品，其余为食品和饮料，如葡萄酒和烈酒、咖啡和茶叶，这些进口大多同美国的产品不存在竞争关系。在整个南北战争前的时期，海关收入依然占联邦政府收入的近90％。

当然，关税之所以存在争议不在于其带来的财政收入，而是由于保护性关税影响了资源在全国不同地区的配置。南北战争前，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涉及三个关键经济问题：（1）关税给国家整体上带来经济收益还是损失？（2）关税是否造成从南方向北方的收入再分配，如果是，数额有多大？（3）进口关税是否对促进美国工业化发挥了显著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进口关税对美国整体上是否利大于弊。任何税收都会带来经济学家所说的“无谓损失”，即由于税收改变了生产和消费的激励而导致效率降低。1859年时的关税造成的无谓损失很小，约为当时GDP的0.2％，这是因为对全体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不高（约15％），且进口占GDP的比重较小（不足8％）。换个角度看，那时的联邦政府支出仅为GDP的1.6％，关税收入约占GDP的1.2％，因此进口关税不太可能导致很大的无谓损失。然而，当1828年的“可憎关税”导致平均税率超过60％的时候，关税带来的无谓损失或许曾达到GDP的2.5％之多。36

这一无谓损失还可能被其他方面的收益冲抵，其中最显然的收益可能是一个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贸易条件指一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的相对比值，它同贸易收益密切相关。当一个国家的出口价格提高或进口价格下降时，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也就是说，该国可以靠更少的出口换取更多的进口。贸易条件越有利，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个国家从贸易中获利越多。许多国家并没有影响贸易条件的能力，但作为全球最大的棉花生产国，美国在南北战争前占全球棉花产量的80％，足以影响其世界价格水平。限制棉花出口的政策可以推高世界购买美国棉花的价格，改善贸易条件，以其他国家的更多付出为代价，让美国获得更高的实际收入。37

出口税可以直接减少棉花出口量，提高世界市场价格。可是，出口税对美国来说是违宪的，恰恰是由于南方担心这一措施可能被用来限制其出口。当然分析出口税在理论上的影响依然能给我们有所启示。最优出口税能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化，平衡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好处与无谓损失造成的成本。有两种方法曾被用来测算最优出口税及其对福利的影响：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模拟，以及对美国的出口需求弹性进行估算。这两种方法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哈利（Harley，1992）的模拟表明，棉花的最优出口税率应在60％左右，产生的福利收益接近GDP的1％；欧文（Irwin，2003c）对美国棉花出口需求弹性的测算则表明，最优出口税率为45％～55％，福利收益约为GDP的0.3％。假如这一政策得到实施，美国整体上将会获得小幅利益，但南方的棉花生产者会承受较大损失，除非把税款退还给他们。因此尽管美国在棉花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最优出口税能带来的潜在经济好处仍然可能非常有限。

进口关税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因为出口与进口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如本书引言所述，勒纳对称定理表明，进口关税与出口税是等价的。进口关税在削减进口的同时会间接减少棉花出口，从而改善美国的贸易条件。不过，这一过程的逻辑要求进口关税不是导致所有出口减少，而只是导致棉花出口减少。而哈利（1992）的模拟表明，进口关税的作用并非如此。美国除了棉花还出口其他许多产品：小麦、面粉、加工食品（腌制牛肉和猪肉、牛油、猪油）等占据的份额也不少。这些出口产品（而非棉花）才是贸易总量变化中的边际变化产品，也就是说，进口关税导致出口减少时，是食品等边际出口产品的数量减少，而不是美国有一定垄断权的棉花等超边际出口产品的数量减少。结果导致进口关税会影响食品出口，而棉花出口基本上不受影响，从而无助于改善贸易条件。

第二个关键经济问题是，南方是否像那里的政客一直说的那样受到了进口关税的不利影响，如果是的话程度有多大？哈利（1992）对此做了分析：如果取消1859年实行的20％的进口税（进口额约为GDP的6％），三大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福利可能受多大影响。结果表明，取消关税让土地所有者获益最大（福利约提高10％），因为农业生产会扩大。劳动的获益很小，福利仅提高约1％。资本则会有轻微损失，福利约下降4％。而从不同劳动力的视角看，制造业工人会遭受损失，特别是棉纺织业工人的福利将下降6％～15％，农民和种植园管理者则会提高3％～9％，具体变化幅度取决于不同的模型假设。从地区总收入的角度看，取消关税会让北方地区有难以察觉的微小损失（0.1％），因为那里既有农业也有工业生产。中西部农业地区的福利将提高约1％，南方地区则会提高约2％。

因此就收入分配效应而言，关税让北方的资本获得了更高回报，使全国的土地价值降低，对劳动力的影响则不显著。进口关税总体上让南方小有损失，但这些损失或许集中在少数有政治影响力的土地所有者身上，他们于是组织起了对关税的激烈政治反抗。因此正如上面的研究结论所示，北方的资本家支持关税与南方的种植园主反对关税显然都有其经济理由。另外，关税导致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效应在（关税率高出很多的）19世纪20年代可能比1859年显著得多。

第三个关键经济问题是关税同早期工业化的联系。美国在南北战争前经历了快速工业化。虽然保护性关税在1833年后下降，国家在1840—1860年仍向工业化迈进，其速度甚至比以前更快。在1839—1859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规模大约从GDP的15％扩大至21％。38对这一时期制造业的增长有许多解释，包括国内市场扩大与政治环境稳定，对投资与资本积累起到了鼓励作用。39保护性关税只是促进早期工业增长的若干因素之一，但其作用至今仍有争议。有人认为，如果不是由于关税，美国将依旧是农业经济体，国内工业会不成气候。另有人则认为即使没有关税，美国的工业化也会与实际结果差不多。

在分析外国竞争、关税保护与国内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时，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许多制造产业完全不受进口产品的影响，包括皮革、木材和食品加工业等，其中有些甚至是很成功的出口产业。事实上，1859年的出口中有近17％是半成品和制成品（不包括食品制造业），对于在农产品生产上有巨大资源优势的美国而言，这个比例之高相当惊人。此类产业通常是以当地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即使没有关税，某些制造活动肯定也会发展起来。第二，即使所有保护性关税均被废除，美国进口制造品的能力也受到其出口能力的限制。美国是个有较多人口的快速增长的国家，要想进口所有希望消费的制造品，它在棉花、小麦和其他农产品方面的出口能力也必须高速扩张：进口的任何增加都必须有相应的出口增加来匹配，才能有钱支付。类似的，外国的制造产能也必须同样大规模地扩张。鉴于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及其对制造品的需求增长，它要继续完全依赖进口制造品而国内生产没有显著发展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如表4.1所示，美国人消费的几乎所有制造品都是在国内生产的。例如在1859年，在多年相对低水平的关税保护后，进口制造品只占国内消费的全部制造品的约9％，同1839年基本相当。这个比例相对1810年的23％大为下降。因此到19世纪40年代，如果取消全部进口关税，某些产业可能会受到显著冲击，但对制造业的总体影响应该比较有限。

表4.1　1810—1859年制造品贸易和产出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制造品进出口数据，参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U-223 224；半成品和制成品（不包含加工食品）。关于1810年的数据，假设当年的6500万美元进口产品中有75％是制造品；1821年的相应比例为65％。关于1810年的制造品出口，假设当年的4200万美元出口中有15％是制造品，与1820年的比例相同。关于国内产值，1810年的数据来自Tench Coxe的估计，见Statement of the Arts and Manufact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or the Year 1810（Philadelphia：A.Cornman，1814），第11页；1839年的数据来自Gallman对当年制造业增加值的预测，采用2票对3票的比率（Gallman，1960，第43页），即制造品价值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率，取1849—1859年的平均值；1849—1859年的数据来自经济普查数据，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13，第666页）。进口占国内消费的比例按照进口除以减去出口的产出计算。

许多经济历史学家由此认为，保护性关税并没有在美国的工业化中产生决定性作用。陶西格总结：“大体上讲，关税变化对受保护产业的影响要比通常的印象弱得多。这些产业的增长一直稳健而持续，似乎没有因为1842年的高关税而大受激励，也没有因1846年和1857年的较温和税率而被抑制”（Taussig，1931，第152页）。根据戴维斯的数据，工业生产在南北战争前的整个时期也呈现稳定而连续的增长，与关税的高低调整无关（Davis，2004）。

大多数争论集中在受较高关税保护的棉织品、毛织品和铁制品产业。如果大幅削减保护性关税，国内的这些制造业可能损失多少产量？这一影响主要取决于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替代弹性，也就是当进口产品价格变化时，消费者会在多大程度上调整在本国和外国产品之间的购买选择。较低的替代弹性意味着国内外产品的差异较大，彼此不能很好替代，那么关税削减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就较小。较高的替代弹性则意味着国内外产品较为接近，容易相互替代，关税削减会给国内产业带来较大冲击。可惜的是，对南北战争前的这一重要参数缺乏实证估计。(www.daowen.com)

哈利（1992）的模型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参照。他把容易受外国竞争、较为依赖关税的棉纺织业，与更稳定的其他制造业做了比较。其中包括皮革工业（鞋类和靴子），其产品在加拿大成功地与英国的产品展开竞争；食品加工业、烟草工业和木材工业也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甚至能成功出口。哈利假设棉纺织业的国内产品同进口产品的替代弹性为10，这个较高的取值表明国内外产品能够很好地替代，而其他制造品的替代弹性为5。他模拟了在1859年取消税率为20％的进口关税的情景，发现整个制造业产出将下降17％，但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别较大。棉纺织业由于替代弹性较高，其国内产出将下跌35％，其他制造品的国内产出降幅则为14％。与进口的增长相对应，农产品出口几乎将达到原来的3倍，但棉花出口的增幅不及10％。

然而，上述模拟结果或许只代表一种极端情形，因为是基于较大的替代弹性数值，通过假设而非测算得出。其他人的研究结论则认为，关税对棉纺织业并不是那么紧要，即使早在19世纪20年代也是如此，因为美国与英国厂商专注于不同类型的棉纺织产品的生产，其替代弹性会小得多。例如，泽文（Zevin，1971，第126—127页）指出：“来自英国的进口产品与新英格兰工厂的产品通常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进口品主要是条纹布，其精巧的编织花纹还没有被动力织布机采用。新英格兰的动力织布机供应的是平纹布，如床单和衬衫布料，以及后来的斜纹布，它们的纺线数通常比英国产布匹少。”或者说，英国主要生产更精致的棉纺品，美国则集中生产较厚的标准布匹。因此，国内厂商可能因为产品品质的差异而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进口增加也未必会导致国内产量减少。40

这一观点有事实支持，棉纺织品的关税在1846年急剧下降对国内产业影响之小令人惊讶。1846年的沃克关税法案取消了最低估值关税，并用简单的25％从价税取代了之前近60％的等值从价税，从而打破了对国内生产商的保护。进口剧增至原来的3倍，市场份额翻番，达到15％，然而如图4.2所示，国内的棉纺织品产量并无滑坡。这意味着在美国人的消费中，用国内产品替代外国产品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关税对该产业的增长并不起决定作用。41

图4.2　1826—1860年棉纺织品的国内产量与进口量

资料来源：Irwin and Temin（2001），第782页。

相反，冶铁业面临更为直接的进口竞争。条形铁和生铁是同质性相对较高的产品，进口可以作为国内产品的良好替代品。因此，国产铁与外国铁的替代弹性较高，国内产量对进口产品价格的波动非常敏感。美国的冶铁业不像纺织业那么有牢固基础，并受制于若干制约其竞争力的缺陷，例如资本较为缺乏，熔炉规模较小，以及缺乏冶炼所需的无烟煤等。42根据有关研究，大约40％的国内铁产量需要靠关税保护才能持续（Davis and Irwin，2008）。当然，对进口铁征收关税会给其他国内产业造成伤害，尤其是使用铁的相关产业，还会增加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农用机具及铁路建设的成本。如前文所述，冶铁业可分为生铁和条形铁生产商以及最终铁制品生产商（如农用机具等）。生铁和条形铁生产商希望给自己的产品提供较高的关税保护，但这会增加其他产业的生产成本，损害它们相对于外国厂商的竞争力。

大多数美国制造业在南北战争前的时期稳健成长，但关税也确实影响了贸易敏感度较高的某些产业的产量水平。陶西格（1931，第153页）发现：“我们经常听说，任何显著削减现有关税水平的行动……都将导致制造业消失，或者至少给它们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约束。但1860年前这段时期的经验显示，此等预言没有根据。”哈利估算，如果棉纺织品相对于进口产品的敏感度很高，最多也只有17％的国内制造业依赖关税保护。因此，陶西格（1931，第153页）认为，尽管在南北战争前确实存在保护新兴产业的需要，但“美国坚持的保护措施并未取得多少效果”。在他眼里，这段时期的美国制造业扩张应主要归功于技术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以及不断增长的庞大国内市场，而非保护性关税。

事实上，相对于关税水平，国内制造商更多抱怨价格波动给他们的投资计划带来了不确定性。43大多数厂商宁可希望需求和价格维持稳定，而不是单纯地靠高关税提供保护，只不过他们把关税当作稳定市场的不完美工具。如图4.3所示，南北战争前的冶铁业受到过多次严重冲击，大多数与英国（主要的铁制品进口来源地）的经济发展有关。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的铁路繁荣造成英美两国的铁价大幅提高，并使美国铁产量翻番。1847年的英国商业危机则使繁荣戛然而止，导致产能过剩，英国出口价格暴跌。美国的进口随之剧增，国内产量则下跌了近一半。44国内厂商却把损失怪罪于《沃克法案》下调了关税，以及英国的“倾销”。

不过，当英国的重大供需冲击传递到美国时，关税并不足以维持生产和价格的稳定或平息进口价格的剧烈波动。较高的关税可以抬高国内价格，让规模较小、效率较低的厂商得以存续，但这样的关税总体上未必能始终维持较高的价格，保护生产商免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

第四个争论激烈的问题是，经济波动是否由进口关税导致，或者能否用关税缓和。亨利·凯里、赫齐卡亚·奈尔斯及其他关税支持者把每次经济下滑都归罪于“自由贸易”，把每次经济扩张都归功于“保护”。但大多数经济下滑是信贷市场在过度放款后的矫正行动所致。1819年金融恐慌、1839年危机以及1857年恐慌的根源都来自廉价信贷推动的土地投机。提高关税对保护厂商免受这种景气周期的冲击没什么作用。

图4.3　1827—1859年生铁的国内产量和进口量

资料来源：Davis and Irwin（2008）。

关税调整与经济波动发生的时机给人如下印象：两者似乎紧密相连，但存在一个时滞。1833年的关税下调后，发生了1839年经济危机；1857年的关税下调则正好赶上当年的恐慌（后文还将介绍）。这个模式似乎证明了反对下调关税的人的观点，但真实的因果关系与他们的理解不同。国内经济繁荣会导致较大的财政盈余，给国会提供下调关税的空间，而繁荣时期不可避免的结束则会带来衰退和财政赤字，给国会制造压力，要求提高关税以保护制造商和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实际上是1819年的金融恐慌导致了1824年关税法案，1839年危机导致了1842年关税法案，1857年恐慌导致了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案》（Morrill Tariff）。由于经济下滑与法案通过之间的时滞，等提高关税开始生效时，经济通常已开始复苏。因此这一模式会让人们对因果关系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是下调关税导致经济走弱，而提高关税带来经济繁荣。

其实在每次案例中，进口关税的立法调整都是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响应，而非客观经济被动的驱动因素。应对经济下滑的政治压力主要表现为呼吁提高保护性关税，因为联邦政府当时没有能力稳定货币和金融体系，有时甚至还会加剧不稳定。与之相反，1846年的沃克关税法案大幅下调了关税，随之出现了经济繁荣，而非进入衰退。自由贸易倡导派由此宣称，是关税降低带来了经济扩张，但与保护主义对手一样，他们也犯了错误，把宏观经济变动归因于关税调整，而非货币和实体经济的其他因素。在这个案例中，经济繁荣主要来自1849年的加州淘金热和其他一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