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第三章所述，1828年通过的可憎关税法案以及此后的修正失败引发了南方的愤怒回击。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联邦法令废止权条例》（Nullification Ordinance），宣布该关税法案违宪，以拒绝执行相威胁。这样，有关贸易政策的争执演变成前所未有的宪政危机。不过，尽管南方各州均反对保护性高关税，南卡罗来纳的极端反应却没有什么响应者。其他南方州并未面临南卡罗来纳那样的与棉花有关的经济难题，不愿意走得像南卡罗来纳的拒绝执行派那么远。其他南方州选择支持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谴责南卡罗来纳的激进分子没有尽力尝试各种谈判和妥协办法。南卡罗来纳的行动同时还改变了辩论的议题，从关税是否过高，变成各州是否有权否决联邦的法律。

另一方面，杰克逊坚决认为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行动不能成立，并做好了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准备。联邦政府立即在国会提起了《军力动员法案》（Force Bill），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利用武装力量从联邦关税机构收取关税收入。

同时总统也试图回应南卡罗来纳州的诉求，寻求化解危机。在发表《废止权宣言》（Nullification Proclamation）10天后，杰克逊在1832年12月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加入了和解信息。他一方面赞同保护措施是确保重要物资国内供应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指出，经验“表明该制度的优点是否胜过若干缺陷，该制度是否容易引起很大一部分国民的不满和嫉妒情绪，乃至威胁联邦的稳定，是值得疑虑的”。1总统说，虽然南方的抱怨被夸大了，但关税仍需调整，使国家的任何地方都不再有抱怨的理由。

接下来，杰克逊从早前的立场上（1832年关税改革已经很充分）后退，指出保护性关税也需要下调。他陈述：“在我国法律的暗中扶持下，较大的利益集团已经成长起来，突然放弃高关税似乎将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弃。但那些已经把资本投入制造业企业的人不能指望让民众永远支付高关税，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当政府管理中不需要这些钱用于任何合法目的的时候。”因此，他呼吁逐步下调关税：“如果调查发现，与设想的一样，给予任何特定利益群体的立法保护超过了上述目标的必要范围，我建议应逐渐将其降低。而且只要符合上述目标，全部关税设置都应该尽快下调到实现财政收入目标所需的水平，同时考虑维护政府的信用，以及保护已投资于国内产业建设的大量资本。”2

国会也急于避免同南卡罗来纳州发生军事对抗，立即着手考虑新的关税修正方案。1833年1月，纽约州共和党议员朱利安·维普朗克（Gulian Verplanck）提出法案，在两年内把大部分保护性关税下调至20％。该建议遭到了保护派支持者的强硬反对，他们声称如此剧烈的降幅会让美国工业瘫痪。亨利·克莱及其盟友拒绝安抚南卡罗来纳州，认为不应以让步的方式纵容该州的固执态度。甚至曾于1832年牵线安排关税妥协方案但以失败告终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也对南卡罗来纳的做法感到震惊，认为其政客简直就是一群恶棍，试图胁迫国家采纳对其有利的关税政策。

由于上述因素，尽管形势紧迫，众议院却行动缓慢。到2月中旬，法案的推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正如参议员托马斯·本顿（1854，第1卷：第309页）回忆：“原本希望很快能通过该法案；但相反，众议院拖而不决，就制度和理论展开了无止境的辩论，支持和反对保护性关税的两个近来相互攻击的极端派别没有合作迹象。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盟友似乎是唯一热心支持法案的派别，但他们在人数上相对于联合反对的人毫无优势，时间被消磨在没有意义和离题的辩论中。”

随着时间流逝，军事摊牌的风险增大了。国会已经压倒性地通过了《军力动员法案》，允许总统利用武装力量执行联邦关税法案。杰克逊命令把查尔斯顿市的关税所搬迁至港口的一处联邦要塞，并授权该所在当地征收进口关税。现在南卡罗来纳州为拒绝执行关税，可能不得不攻击联邦据点。虽然该州推迟了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时间，以观察国会的反应，但通过和平手段打破僵局的时间仍在快速流逝。

受到众议院拖延的警示，参议院采取了行动。美式体制的倡导者亨利·克莱感到自己的保护性关税体制面临危险，于是在2月12日走上讲台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克莱在演讲中谈道：

我不得不表达如下观点……无论对错，关税都面临紧迫的威胁。即使本届国会能够维持该政策，到下届国会也必然会瓦解……先生们，该政策的失败必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考虑到由此涉及的各个利益群体，众多受影响的个人，已投入的资本金额，已建成房屋的价值，在政府培育下蓬勃兴起的各制造业分支开展的所有业务，我实在想象不到有什么事情比突然抛弃所有这些群体更为恶劣……我相信美式体制正处在最大的危险中，我也相信本届国会能够比下届国会给该体制确立更好和更稳固的基础……让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了。现在是时候应对问题并找到令两派都满意的办法。如果拖延至下届国会，其结果要么是快速而破坏性地下调关税，要么是同整个南方爆发内战。3

克莱不情愿地赞同了众议院正在讨论的把关税下调至20％左右的方案，但要求把过渡期大大延长，从维普朗克法案的2年增加至9年。

克莱这一令人吃惊的表态背后是1832年大选。杰克逊不但在总统竞选中漂亮地将他击败，而且新任国会也将由杰克逊的支持者主导。下届国会对美式体制的态度注定会比现任国会恶劣得多。如果现任国会拖延处理该议题，不但可能造成同南卡罗来纳的军事冲突，还可能把关税政策交到那些希望大幅下调的接任者手里。正如克莱在发表上述演讲几天前所写的那样：“我相信，现任政府已决心摧毁关税制度，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设计规避办法，其目标肯定会在下届国会实现。”4克莱希望通过立即行动以化解危机，并给保护性关税政策换取一定的时间。鉴于南卡罗来纳州处于叛乱边缘，联邦政府有大量财政盈余，支持率极高的总统赞成削减保护性关税，新任国会必将挑战美式体制，克莱认识到现状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5(www.daowen.com)

在克莱讲话后，南卡罗来纳的约翰·卡尔霍恩站起来宣布，他出于“终结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的愿望”也支持达成妥协方案。6辩论记录显示，卡恩霍恩的简短发言之后“听众席上一片赞许之声”。如果克莱与卡尔霍恩都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危机的解决也就顺理成章了。

本顿后来描述了这一妥协的“秘史”（Benton，1854，第1卷：第342页），他把功劳主要归于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议员罗伯特·莱彻（Robert Letcher）。此人是美式体制的拥护者，是他向克莱和韦伯斯特提出的建议，据称克莱最先反应冷淡，而韦伯斯特则拒绝任何妥协。莱彻充当了克莱与卡尔霍恩（他们互不交谈）之间的中间人，因为卡尔霍恩的支持对达成妥协性法案必不可少。从旁观者角度看，“卡尔霍恩先生与克莱先生是作为精神领袖出来平息他们掀起的风暴；从内部人的角度看，他们又是次级代理人，受形势所迫，为他们自己而不是国家做事情——克莱先生通过挽救保护性关税政策，继续争取制造商的支持；卡尔霍恩先生也是帮助自己摆脱困境”。

这一妥协名副其实，没有哪方对结果完全满意，同时双方又都能宣告获胜。有些讽刺的是，曾在1824年反对克莱的美式体制的丹尼尔·韦伯斯特没有参与此次幕后交易，于是怨恨地批评克莱放弃了保护路线。北方人憎恨克莱屈服于南方的压力。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戴维斯暗借奴隶制抱怨：“你们建议把我们捆起来，从手到脚，把我们的鲜血洒到祭坛上，把我们作为牺牲品献祭出去，安抚南方不正常和无根据的不满。但是，我担心这样的不满有着比关税更深刻的根源，在关税解决后仍会持续。”7同样来自马萨诸塞州的鲁弗斯·乔特（Rufus Choate）也斥责其他同僚：“南卡罗来纳拒绝执行你们的关税，然后你们就取消这些法律。”8

针对这些批评，克莱回应称：“我一直充当这个美式体制之父的形象，如今被指责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但我看到这个孩子面临什么处境呢？它落到了腓力斯丁人手里，即将被勒死。我飞过去解救它，把它从关押下抢夺出来，把它送到安全的地方休养九年，使它能够成长壮大，然后能够被全体民众接受。”9大体上说，制造业利益群体也支持这一妥协方案。本顿回忆说：“制造商成群结队到华盛顿市，回到老家是为了阻止法案，来到华盛顿则是为了推动法案。这些现实的人很快发现他们得到了九年的延缓期与一半的保护力度，而且有把握到那个时期结束时重建关税制度。”

妥协关税方案给南卡罗来纳的让步少于其要求，但首次成功地把棉织品、毛织品和铁制品的保护性关税推到了下降轨道上。在紧急形势下，通过克莱和卡尔霍恩对妥协方案的共同支持，参议院似乎可以接受把逐步下调关税作为合理的结果。

在妥协方案有可能在参议院取得成功后，肯塔基州的罗伯特·莱彻（克莱的盟友之一）很快于2月25日在众议院提出了议案，次日以119票对85票获得通过。参议院则在3月2日以29票对16票批准，次日由杰克逊总统签字生效。在参议院，南方对妥协方案一致投了赞成票，北方和西部意见不一。美式体制的拥护者没有忽视西部的倒戈。妥协方案讨论期间，马萨诸塞的乔治·布里格斯（George Briggs）观察道：“主席先生，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对新英格兰利益攸关的保护性关税制度，是否会不顾我们的反对，被南方和西部以及中部各州的投票联合推翻。”10北方的分化在南方看来增强了改革的可信度，而在克莱看来则“帮助南方更坚定地接受了和解措施，让他们从中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而主张高关税的各州获得了所有实质性的好处”。克莱对结果很满意，他写道：“朋友奉承我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1

妥协方案要求，高于20％的全部关税从1834年1月起将把高出20％以上的部分削减1/10，到1836年1月再削减1/10，到1838年1月和1840年1月再分别削减1/10，总计将把超出20％以上的部分削减40％。到1842年，超出20％以上的剩余60％将被全部削减，1842年1月减去3/10，7月再减去3/10。到过渡期结束时，关税降幅达到最大，美国对所有应税进口产品将实行统一的20％关税率。该妥协方案要求从1842年7月起，进口关税“的征收目的将是为政府的节俭运转提供必需的财政收入”。就这样，国会同意放弃保护性关税，对进口关税实行保证财政收入所需的标准。

南卡罗来纳州的拒绝执行派认可了这一妥协方案，州议会废除了《联邦法律废止权条例》，从而结束了危机。然而与任何协议一样，达成妥协方案跟保证其顺利执行是两回事。南方承担了妥协方案中的很大风险，因为它们寻求的低关税只有在9年的过渡期后才能实现。南方依旧抱有担忧，因为正如佐治亚州的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ster）准确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国会“没有权力约束我们的接任者”。12南方的担心有道理，国会可能随时反悔，包括在过渡期下调关税的过程，以及在1842年后继续维持关税水平。在介绍妥协安排时，克莱试图向南方保证该方案以后不会被篡改：如果法案的通过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只要国家仍处于和平状态，（他）就毫不怀疑承诺的关税率在到期之后会继续维持下去”。13

从北方的角度看，他们担心妥协方案会阻止国会在未来保护制造业，哪怕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对于这些质问，克莱承认，“该法案没有包含义务性的承诺，因为不能做出承诺，也没有这种尝试……下届国会及之后的每届国会毫无疑问都有权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废除该法律……这项措施正如宣称的那样是妥协；但没有也不可能对未来国会的意愿或权力施加限制。”14因此，尽管承认该妥协方案不能约束未来立法者的行动，克莱依然相信以后的国会将避免对该方案的改动。结果表明克莱基本上说对了，但未必是因为他给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