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7月，可憎关税法案通过后很短时间内，卡尔霍恩就指出南方在关税议题上普遍表现出他从未见过的激昂情绪：“只有一个印象，即该法案是不公正、违宪和压迫性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人群焚烧了亚当斯和克莱的人像，但没有把溃败的责任归到杰克逊的支持者头上。卡尔霍恩担心，虽然他的选民对联邦还有很强的依附感，“但事实表明，我必须承认不公平感有削弱这种联系的强烈趋势，如果长此以往，会使这个州最终与其他地区分离”。100

在州议会要求下，卡尔霍恩秘密撰写了他的《说明与抗议》报告，陈述了南卡罗来纳州对19世纪20年代实施保护性关税的反对意见。发表于1828年12月的该报告宣称：“在上届国会通过的法案中，对进口产品的整个关税体制不是出于财政收入的目的，而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保护某个产业分支，这是违宪、不平等和具有压迫性的；其设计会腐蚀公共道德，摧毁国家的自由。”卡尔霍恩指出：“宪法授权国会制定和征收进口关税，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唯一目的，这一权力本质上不同于征收保护性或禁止性关税的权力。”而今，“权力遭到滥用，变成培育某个地区的产业而损害其他地区的工具”。101然后他提出了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主张，即各州有权驳回不公正或违宪的联邦法律。南方从未在联邦法院尝试过这一主张，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不会得到法院认可。

安德鲁·杰克逊于1828年击败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总统，给了南方一线希望。杰克逊支持各州权利、严格执行宪法和有限政府的主张，在关税政策方面人们也预期他会赞同南方的说法。然而，杰克逊采取了中间立场，拒绝采取可能疏远其北方支持者的强硬反关税态度。在1929年3月的就职演讲中，杰克逊确实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立场，他只是说：“在我看来，宪法制定中秉持的平等、谨慎和妥协精神要求平等对待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等各大利益群体……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或许是特别支持对国家独立至关重要的任何产品。”102这很难说是南方急切想要听到的对下调关税的呼吁，但南方人依然乐观地认为总统最终会转到他们一边，因为他显然不是亨利·克莱及其美式体制的友人。

南方得到的另一个安慰是，杰克逊开始把关税议题同国内改造议题松绑，从而分化北方与中西部的结盟。他于1830年3月否决《梅斯维尔道路法案》（Maysville Road Bill）是对该联盟的首次打击。国会过去曾资助过道路改造工程，这一法案也并无特殊之处。但杰克逊行使否决权时提出了联邦政府资助国内改造面临的宪法问题，指出该道路完全位于肯塔基州境内，因此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地方项目，而非国家项目。三天后，杰克逊又基于类似理由否决了另一部收费道路法案，他的解释是：“要平息联邦不同地区之间的嫉妒之情，防止最终会毁灭和谐共处乃至联邦本身的互惠式恶法，这是我的唯一选择。”103

这两次否决帮助改变了国会把提高关税与国内改造挂钩的机制。托马斯·本顿参议员（Thomas Benton，1854，第1卷：第167页）后来写到，梅斯维尔法案被否决是对全国性国内改造体制的“致命打击”。马丁·范布伦则称之为“一个关键的楔子，打破了国内改造派的强力联盟，使之分崩离析乃至最终消亡”。104否决行动分化了北方与中西部的联盟，从而阻止了关税率不断提高的势头。

可是南方并不满足于阻止关税的继续提高，还希望显著下调税率。此时另一个因素开始发挥作用：由于政府出现巨大财政盈余，政治趋势开始转向采用适度水平的进口关税。当然要取悦南方仍然不容易：保护措施的北方支持者拒绝承认给南方造成了任何伤害，并准备继续保卫现有的关税水平。

在1829年给国会的第一次年度报告中，杰克逊总统提出，鉴于近期的财政盈余和国债减少，可以下调美国并不生产的某些产品（尤其是茶叶和咖啡）的关税。1830年，众议院的不同委员会提出了各自的议案。筹款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麦克达菲建议废除1824年和1828年的关税，回到1816年时的税率，而制造业委员会主席及前任总统、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则建议不要调整当前税率。众议院的普遍感受是，应该根据总统建议的路线调整关税。斯坦伍德报道（Stanwood，1903，第1卷：第362页），“由此开始了国会历史上最乏味而毫无成果的辩论之一”，大量的演讲“冗长乏味，也完全没有新鲜的观点和启示”。

最终，国会同意削减若干产品的关税，包括茶叶、咖啡、可可，乃至盐和糖浆等受保护产品。北方错误地以为这一让步能让南方满意，但此次下调关税只是为减少财政收入，并没有解决南方主要关心的棉织品、毛织品和铁等受保护产品的问题。南方说该法案“不过是打发小孩子的话梅糖”，指责它没有解除他们长期抱怨的保护主义体制。105

在1830年12月对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杰克逊承认关税收入的减少并未解决围绕关税的争议：“我非常清楚这是个极其微妙的议题，涉及广泛的利益群体，因此需要用最大的谨慎来处理，对于这样一个和我们国家同时代产生并被之后历届政府继承的政策，完全放弃是不现实和不必要的，但民众有权要求也已经要求对它进行调整，以纠正缺陷，消除不公”。杰克逊指出，如果保护性关税的实施有其价值，关税体制就应该得到支持，“即使保护措施形成的体制让某些地方感到受压制的时候，值得保护的产业部门也不该遭受偏见”。还有，“我们的体制的核心原则是多数人同意的原则，它应该远离这样的失信和危险，即多数人的行动不是基于共同信念，而是基于打算用某些政策措施相互支持的各个少数派的联合，而这些政策措施就其本身而言原本是不可能实行的”。杰克逊要求国会认真考虑下一步行动：“如果让这个导致公众意见高度分裂和深受刺激的大问题屈从于派系的短视，那么，为广大民众和整体福利而妥善解决它的所有希望必将破灭。”106

国会在1831年没有采取行动，对关税调整的政治压力却继续发酵。许多观察家担心，如果新一届国会不做出实质性改革，南卡罗来纳州就会拒绝执行关税法令并退出联邦，或许还会带走其他南方州。还有，支持适度关税的团体开始发声。在国会收到的成打的请愿信、声明和备忘录中，有一份来自1831年秋季在费城召开的自由贸易会议（Free Trade Convention）。由前任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拉廷起草的这份会议声明呼吁，对所有进口产品采取20％～25％的统一关税率，以避免对任何特殊产品的特别优待。该声明认为：

保护体制迫使企业界从事不盈利的业务，这些业务离开消费者承担的过高关税就不能维持，导致了相应的国家损失，其实并未给生产部门开拓新的渠道，对社会来说只是将资源从有利可图的部门转向了无利可图的部门。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如果某人为自己的外套、铁犁或工具多付了2美元，那就是他承受的损失，必须用自己的收入去支付，把所有个人的此类损失加起来，就是实实在在的国家损失。贸易限制体制的鼓吹者如果再假装把请愿者当作奇思怪想的理论家，才是真正奇怪的事情。

该声明辩称，美国取得了无可比拟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强劲的国内竞争与劳动就业和资本投资方面的个人自由：“把这样连立法失误也不能阻止的空前和持续的经济繁荣归功于关税，是智者自欺欺人的最为古怪的幻觉之一。”107

经济增长和财政盈余增加，加上继续拖延可能引发南卡罗来纳州某些极端行动的担忧，创造了又一个打破僵局的机会。在1831年12月的年度报告中，杰克逊总统提出了一旦公共债务在几年内偿清，则进一步下调关税的可能性：“预期公债将全部还清的信心带来了一个机遇，更全面地执行我在之前报告中建议的调整进口关税的政策。”关税应该大幅下调以减少财政收入，“公平对待所有国民利益……是现任国会需要考虑的主要目标之一”。108

在众议院，麦克达菲的筹款委员会和亚当斯的制造业委员会再度提出了不同的议案。筹款委员会对现有政策提出了广泛的批评：“保护制度对农业州完全是毁灭性的，对西部各州也造成了伤害，唯独对制造业各州有利，根据公正、爱国和明智政策的所有原则，应该从速从简地废除。”109该委员会主张取消所有保护性关税，采取统一关税率，第一年为25％，第二年为18.75％，第三年为12.5％。虽然南方热烈支持这一提案，众议院却因其过分极端而未通过。

这给了制造业委员会起草法案的机会。亚当斯试图取悦南方，同时不放弃对工业的过多保护，但克莱拒绝任何调和。在他看来，“那些意见如果不是全部也基本上是想象和虚构的，在几乎所有南方各州也很大程度上平息了”。亚当斯在其日记中记录：“克莱先生在此犯了一个大错”，因为事实上那些不满意见并非虚构，也没有平息。亚当斯注意到，克莱在私下商谈中强力鼓吹，为了捍卫和巩固美式体制，他会“挑战南方，挑战总统和魔鬼”。110克莱担心，如果出现“取消现有保护性关税的任何尝试，不管是针对何种产品，都会埋下致命的分裂种子”，整个关税体制也都将被摧毁。111亚当斯则判断克莱的立场过于“武断和教条”。112

克莱建议废除和削减对茶叶、咖啡、香料、靛蓝乃至酒类的财政性关税，以保存给制造商提供保护的重要关税。亚当斯反驳说，这一法案会被南方拒绝，没有希望通过。经过与财政部长路易斯·麦克莱恩（Louis McLane）的合作，亚当斯起草了更为平衡的方案，适度降低对棉织品和毛织品的关税，而把粗纺毛料（用于奴隶的服装）的关税大幅削减至5％。克莱反对这一妥协，并在1832年2月初的三天中，用激情的演讲为保护性关税做了强有力的辩护。他指出1824年的关税法案把美国从“阴暗和痛苦带到了光明和繁荣”，这一喜人的成果“主要是旨在培育美国工业的美国式法案的功劳，而不是纵容支持外国工业的外国式法案控制关税体制”。放弃保护将破坏钢铁铸造、毛纺织、棉纺织和亚麻工厂，以及糖类作物种植等产业，“损失大量资本，使成千上万的国民破产并导致整个社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还有：

诸位先生在成功谋划立即或逐步破坏美式体制时，他们给出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可是对自由贸易的呼吁是……徒劳的……它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要做到自由，就必须公正、平等和互惠……这些先生在欺骗自己。他们建议我们接受的并不是自由贸易，他们邀请我们采纳的其实是英国的殖民体制；如果他们的政策通过，那将导致合众国很大程度上重新被殖民化，回到英国的商业统治之下。113

他还极其出格地攻击瑞士出生的阿尔伯特·加拉廷是“外国人”，说对方在出席自由贸易会议时并没有把美国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南方对克莱的强硬路线感到厌恶。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回应说：“南方并不准备对现有的（制造业）集团做出鲁莽或激烈的举动，但我们有权利希望减轻自身的负担。来自肯塔基州的那位参议员的建议于此无补。他建议取消的关税从没有人抗议过，是从美国政府创立时就有的。”114(www.daowen.com)

南方对亚当斯-麦克莱恩的妥协方案同样心存疑虑，该方案得到了国会中温和派的支持，也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南方的意见。这一妥协可以从本质上取消“可憎关税”，把税率下调到1824年关税法案时的水平。不过卡尔霍恩及其盟友依然抱有怀疑，因为该方案似乎满足了赫卡齐亚·奈尔斯和马修·凯里的愿望。

尽管众议院的南方代表对亚当斯一麦克莱恩妥协方案保持谨慎，仍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其方向是正确的，南方对法案的态度出现了分化。1832年6月，众议院以132票对65票的结果通过了该法案，平均税率得以降低，但对棉织品、毛织品和铁制品的保护税率依然维持。参议院很快以32票对16票紧随通过，南方大部分投了反对票，杰克逊随即签字批准。由于法案的通过得到了众议院部分南方议员的支持，总统由此认定关于关税议题的冲突即将结束：“民众现在肯定看到他们的委屈得到了伸张，只有没得到满足的野心家的错乱头脑中才留有压迫感。”115然而克莱却私下宣告获胜，并向奈尔斯保证：“我在国会召开时主张的每一项原则都被充分采纳了”，尤其是保留了保护性关税（除“自愿放弃的”棉花包装袋以外）和削减了收入性关税。116

事实上，这一结果未能安抚南方。正如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对同僚警告说：

我请求尊敬的各位参议员在决定这一不会下调关税的恼人的税收议案时三思而后行。如果说关税的压迫性是其唯一问题的话，那么与它导致的情感疏离相比其实不算什么。对于哪怕只是联邦的一个州，这种情感的损失有什么能够弥补呢？别安慰你们自己说，这只是南卡罗来纳的问题。不是的，先生们，这是整个南方的问题。波托马克河对岸的每个州对此都有相同的感受……倘若你们想让联邦永远维系，就请不要违反公正，因为命中注定，种下不公的人将会收获罪孽。117

南卡罗来纳州十分失望，关税法案没有质疑保护原则，也没有下调棉织品、毛织品和铁器等“可贸易产品”的税率，他们本来坚持应该立即降至15％。

卡尔霍恩认为1832年关税法案是危险的，因为“虽然法案减轻了负担，对负担的分配却比可恶的1828年法案更不公平：颠覆了1816年法案采纳的对非保护产品设定的税率高于保护产品的原则，把前者的关税几乎全部取消，而把税负几乎完全压在后者上面”。还有，该法案原本被设定了对关税的“永久性调整”，却未能做到，于是“通过联邦政府的行动减轻税负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因此南卡罗来纳州“被迫做出选择，是绝对服从破坏性的压迫制度，还是诉诸自身保留的拒绝执行权……以阻止威胁我们的宪法和自由的政治腐败泛滥”。在卡尔霍恩看来，这一议题“不再只关乎自由贸易，还涉及自由与专制的斗争”。118

后面的行动转到南卡罗来纳州议会上。该州有不同派别，激进的拒绝执行联邦法律派认为，指望国会解救是没用的，因为北方的多数派一心要永远压榨南方。更温和的联合派则依然希望能够达成更好的妥协方案。极端的拒绝执行派的问题是，鉴于1830年和1832年已获得了有限让步，不能排除未来继续实现妥协的可能性。这正是杰克逊在第一个任期的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只要约翰·昆西·亚当斯还是总统，南卡罗来纳州的温和派力量就认为新政府可以带来政策改变。当杰克逊除了接受国会提出的有限改革之外而无所作为时，拒绝执行派对变化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

南卡罗来纳的辩论集中在，为反对北方立法“压迫”，该州应该在联邦体制内进行反抗，还是通过拒绝执行法律来确立州的主权。拒绝执行派认为联合派的道路没有希望，把对方称为“投降主义者”。联合派则认为拒绝执行派是违宪和危险的，但他们的冷漠让拒绝执行派的政治势力在1829—1833年大为增长。虽然拒绝执行派在1830年的州议会中以微弱差距未能拿下多数席位，却在重组后通过1832年10月的选举夺取了州议会控制权。在一场带来巨变的激动人心的竞选后，拒绝执行派赢得了约60％的选票，掌控了近2/3的议席。119

之后的事件进展迅速。州议会立即发起特别会议以讨论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议题。1832年11月，大会发表了《联邦法律废止权条例》（Nullification Ordinance），提出如下主张：

美国国会通过的多部法律，以对外国进口产品征税为名，其实是为了保护国内制造业，并给从事特定职业的阶层和个人提供补贴，却以其他阶层和个人受到伤害和压迫为代价，另外还完全免除某些外国产品的关税，例如那些在美国没有生产或制造的产品，以此为借口对那些受保护产品的类似进口品征收更高和额外的关税。国会的上述做法超出了宪法规定的正当授权，因为宪法没有授予国会实行此类保护的权力。国会的上述做法还违反了宪法的真实含义与意图，因为宪法要求把税收负担平均分配给联邦的各州与各部分。120

《联邦法律废止权条例》宣布，1824年关税法案“没有美国宪法的授权，违背了宪法的真实含义与意图，因此是无效和非法的，对本州及本州的官员和国民没有约束力……（由此）进一步规定任何法定组织机构，无论是本州还是合众国的机构，从1833年2月起，根据那些所谓的法案在本州范围内征收关税均属于非法”。联邦政府试图强迫该州执行关税的任何行动，都将与南卡罗来纳继续留在联邦“相抵触”。州议会大会的一个附属委员会制定了满足南卡罗来纳的妥协条件：对所有进口产品实行不超过12％的统一关税。121

杰克逊总统对南卡罗来纳州的决定非常愤怒。1832年12月，他发布了《废止权宣言》（Nullification Proclamation），把任何州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行为谴责为“与联邦的存在相抵触，与宪法内容明确相悖，不符合宪法精神，与作为宪法基础的所有原则不一致，破坏了制定宪法的伟大目标”。他宣布，任何州对联邦法律进行判决或拒绝执行都是“不切实际的荒唐做法”。作为国家军队的总司令，总统警告南卡罗来纳州，“用武力搞分裂属于叛国行为”。122

杰克逊还讽刺了南卡罗来纳州采取这一行动所依据的经济理由：

你们被那些欺骗自己或希望欺骗你们的人蒙蔽了双眼。看看是哪些借口把你们引到了暴动和叛国的边缘！首先把我们的农作物产品的价值降低完全归罪于关税法律的影响，其实是由其他地区的生产过剩所致，并导致了你们的土地价值减少。这些法律确实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但其危害被灌输给你们的理论极大地夸张了，说由此造成的负担与你们的出口成比例，而不是与你们消费的进口产品挂钩。123

怒火中烧的杰克逊私下评论说，拒绝执行派“处在精神癫狂状态”，而该州领导人的“邪恶、疯狂和愚蠢在世界历史上罕有先例”。他把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运动称为“攻击我们的政府与社会契约的根本、把一切卷入无政府状态的可恶学说”，他还给一位将军写信，发誓将“把分裂的魔鬼扼杀在摇篮中”。124

针对关税政策的这场争斗给美国带来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25这次危机事关重大，因为它对联邦体制的权力结构提出了质疑。为推行拒绝执行联邦法律运动，南卡罗来纳州选择了一个有风险的策略，把基本议题从关税的公平与否改成了各州是否有权对抗联邦政府。虽然有几个南方州支持它对关税的质疑，但极少响应其关于州权的极端立场。佐治亚州表现出了一定的赞成，但其他南方州对南卡罗来纳的决定感到害怕。在分歧扩大到武装冲突之前能否达成政治妥协，变成了举国关心的焦点。

【注释】

[1]英制面积单位，1平方码约合0.836平方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