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法国外交家塔列朗（Talleyrand）在环游美国后发现，“美国在制造业方面仍处于婴儿期，区区几家制铁厂和玻璃作坊，若干家制革厂，数量不少的简陋而落后的短毛绒制造厂，某些地方还有棉纺织厂……表明这个国家目前还没有足够能力供应日常消费所需的制造品。”136

从1808年到1814年，由于贸易禁运、进口禁令、封锁和战争等种种原因造成了美国的进口出现7年之久的中断期，大大改变了上述状况。进口压制导致了国内制造品生产的崛起，并启动了经济的结构转型。虽然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并非杰斐逊和麦迪逊的主要目标，他们的贸易政策却严重限制了进口，从而鼓励勇敢的企业家开始生产制造品替代以前的进口产品。杰斐逊并不希望看到大型工厂在美国海滨兴起，但他预见贸易禁运会“间接促进”国内小型制造商。与早先的观点相反，他欢迎这种发展，视之为实现经济独立的一种手段。杰斐逊在1809年卸任总统后写道：“我们的贸易禁运历来是极为艰难的措施，却产生了一个极为喜人并持久的效应。它将鼓励我们所有人关注国内制造业，而且我坚信会让我们未来对英国的需求下降整整一半。”137

与之相似，麦迪逊在1809年11月给国会的通报中称赞了进口禁令对促进国内制造业增长的作用：“在外来因素导致的各种委屈和痛苦之中，我们内部兴起的繁荣与幸福还是值得盛大庆祝……我们国家到处都有值得称道的企业、丰厚的资本和持续的改进。通过物资的积累和实用制造品的扩充，尤其是家庭纺织品的普遍推广，我们正在快速摆脱对外国供应的依赖。”138

这标志着共和党人的态度同他们在18世纪90年代相比有了显著改变，当时他们曾反对汉密尔顿促进制造业和鼓励工业化的计划。佩斯金（Peskin，2002，第251页）指出：到杰斐逊实施贸易禁运时，“毫无疑问，共和党的媒体对新兴制造业经济的态度比依旧与商业利益捆绑的联邦党人要开放得多”。的确，相比联邦党维持贸易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政策，共和党的贸易战政策对国内制造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烈得多。正如彼得森（Merrill Peterson，1970，第515页）所说：“讽刺的是，杰斐逊原本希望留在欧洲的工厂和作坊更有可能因为他的贸易制度而不是汉密尔顿的财政制度而在美国发展起来。”

结果，制造业利益集团转而成为共和党的后盾。佩斯金（2002，第242—243页、第235页）指出：“到19世纪第一个10年，制造业支持者中的共和党人已至少不比联邦党人少……两党对于制造业问题以及联邦政府的经济作用几乎互换了立场……这次来费城的一位英国旅行者发现联邦党与共和党分别是‘进口商与制造商的代名词’。”众议院于1809年6月的一次投票揭示了这一重大政治变化。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共和党众议员提出议案，要求财政部长就制造业在国内的状况准备一份报告，并“为保护和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提出建议。超过80％的共和党议员支持这一议案，而联邦党议员则意见分歧较大。

该议案导致财政部长加拉廷于1810年4月提交了《制造业报告》。由于制造业状况的数据不完整，加拉廷的结论说他没有充分信息提出“精心设计的保护和促进美国制造业”的计划，但他认为有三种办法可以考虑：奖励、进口关税以及政府贷款。加拉廷辩称，奖励对出口产品最为合适，高关税则“容易导致三个缺陷，包括妨碍竞争、增加消费者的负担以及把资本和产业分散到对国家不太有利的领域”。因此，由于“资本相对稀缺是美国引入和发展制造业的主要障碍，最有效和明显的解决办法自然应该解决资本的供应”。加拉廷认为，美国的银行可能过于短视，不能给新创企业提供充足资金，所以他建议政府创设一笔500万—2000万美元的流通储备，以用于对新创制造业的贷款。139设立政府资助的风险资本贷款的建议在国会毫无进展，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麦迪逊极力阻碍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之后不到20年，他自己的财政部长发表了结论极为相似的另一份报告。(www.daowen.com)

虽然加拉廷没有建议提高关税，麦迪逊却将之作为扶持新兴产业的手段。在1810年12月对国会的年度报告中，他把正在兴起的制造业增长归功于同英国的贸易中断：“经济和政策的经验都表明确实如此，此前从外贸中获得的供应有了替代品，从国家视角看这种变化足以补偿因外国的不义之举而遭受的匮乏和损失，而恰恰是这一不义之举为实现上述成就提供了必要的动力。以贸易关税的方式保护劳动配置方面这一刚刚起步的进步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是各位的爱国思考中不可忽略的一个主题。”140

当然，贸易中断对美国各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进口替代制造业生产扩大了，但出口导向制造业，尤其是造船业受到打击。商业服务业在1808年受到贸易禁运而崩溃，在1812年战争中进一步萎缩。对面临进口竞争的制造业而言，战争时期产量大增，但在1815年贸易重启后，之前的大部分增幅又得而复失了。141

美国独立之后与英国的贸易政策冲突，就这样改变了托马斯·杰斐逊与他的共和党人。1785年，杰斐逊盛赞农民是上帝的选民，并吁请：“把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到1813年，他却写道：“由于强征海员的恶行与英国的枢密令，我们却将得到一个伟大的祝福。我过去从不是大型制造业的支持者，我怀疑，我们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加上土地的自然辅助，已没有余力提供其他必需品。但如果把其他因素考虑进来，我的疑虑就能得到解决。”142三年后他变得更富有激情：“（在《弗吉尼亚笔记》发表后）不到30年里，形势有了多大的变化！要实现舒适生活和独立，我们必须自己制造这些产品。我们如今必须把制造商与农学家同等对待……经验教育我，制造商对我们的独立地位与舒适生活来说同样必不可少。”143

在贸易中断时期崛起的制造商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新时代来临了。除了贸易和农业之外，如今加入了第三个经济利益集团——制造业，它将成为影响贸易政策主张的关键部门。麦迪逊与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并不希望新兴产业因为来自英国的竞争对手重现而消失。因此，本书第三章将会介绍，麦迪逊政府将帮助建立起美国历史上第一套真正的保护性关税，并引发未来几十年中关于贸易政策的各种明争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