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会在1809年3月废止了禁运，贸易在之后六年中依旧低迷，首先是因为一系列法案限制从英法两国进口，然后是由于1812年战争。禁运取消后，数以百计的美国船只再度扬帆出海（见图2.1），出口和进口立即跃升。但贸易量并未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因为互不往来法案（Non-intercourse Act）仍禁止同英国、法国及其殖民地开展任何贸易。至少按官方规定，美国船只只能驶往英国和法国控制之外的任何地方，美国的港口也对这两国的船只与货物关闭。然而，上述措施的影响因为总统的一个错误而减轻了。美国与英国在华盛顿的代表达成了一份协定，以取消互不往来措施换取英国的政策调整，麦迪逊总统认为该协定预计将在伦敦得到批准，于是在1809年4月放开了同英国的贸易。结果却发现那位英国外交官超越了其官方授权，英国政府并未批准协定。麦迪逊也被迫于4个月后重新实施了互不往来措施。

互不往来措施将于1810年早期到期。麦迪逊听从了国会的意见，但他希望再度实施禁运，而这是议员们不愿意考虑的。对国会不愿采取强硬路线感到不满的麦迪逊抱怨说，联邦党“情愿让我们的贸易服从英国的管制”，而共和党“表示不可能抗拒”。1201810年5月，国会在广泛辩论后通过了梅肯第二号法案（Macon’s Bill No.2），重启对英法两国的开放贸易，但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条件：如果英法任何一国不再执行侵扰美国航运业的政策，美国将对另外一个国家重新实施禁止进口的政策。这又让麦迪逊在外交上摔了跟头。在法国人暗示即将改变政策后，他于1811年3月对英国重新实施了禁止进口措施。总统很快意识到，法国人其实没打算改变对美国航运业的政策。可他依然维持了对英国的禁止进口措施，美国产品可以出口到英国，而禁止英国的产品进入美国。

共和党方面允许出口但禁止进口的政策在实践中和政治上遇到了问题。现实问题是，出口限制本来可能对英国的政策发挥比禁止进口更大的影响。由于欧洲农业歉收和其他地方的贸易扰动，当时英国在西班牙的军队严重依赖从美国进口的谷物。有的观察家相信，如果美国实施出口禁运，英国可能取消其枢密令。但由于中大西洋地区的谷物生产商反对，阻止了麦迪逊利用这次打击英国弱点的机遇。121

对出口和进口的区别对待还造成了地区间关系恶化的政治问题。禁止进口对联邦党人控制的东北部危害甚大，如新英格兰的航运业和纽约的商人。允许出口则有利于中大西洋地区的谷物和面粉生产商以及南方的农业生产商，减轻贸易制裁对他们的影响。南方和中大西洋地区的共和党人普遍支持这一措施，但少数人和联邦党人一起表示反对。一位共和党内的反对者——弗吉尼亚的约翰·兰多夫称进口限制是“一系列最鲁莽和最具破坏性的措施，对所有理性、清醒的人来说都完全不可理解”。122主要从新英格兰和纽约获取支持的联邦党人则基本上一致反对在1806—1812年的任何贸易限制议案。联邦党人抱怨，这些措施给美国造成的伤害超过对无法获得美国产品的其他国家的伤害。贸易限制对新英格兰的打击尤其严重，使当地的分离主义情绪再度点燃。123

如果说麦迪逊曾私下责怪国会不愿意回击英国，那么对1811年12月开幕的第十二届国会，他就无可指责了。新任国会中充斥着新一代年轻共和党人，包括肯塔基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南卡罗来纳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在克莱领导下，这些“主战鹰派”对经济困境已无法容忍，希望对英国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他们的演讲充满了狂热的爱国主义论调，要求挽回民族荣誉，确保国家独立，赢回尊重，等等。一位弗吉尼亚作家在1812年4月解释说：“对强征美国船员的愤怒之情超出了所有可能的描述……如今的整个侵略体制导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真正问题已不再只是关系某些商业权利……而明显、确定和决定性地关系国家独立的问题，也就是说，考验美国是不是真正的独立国家。”124

主战的鹰派人士相信，美国必须为“自由贸易和海员权利”而战，因为这关乎国家荣誉。125可是正如克莱所说，即使“只考虑金钱方面的问题，也有足够的战争动机”。126主战的鹰派并不过于担心航运业受到的冲击，那是新英格兰遇到的麻烦，他们更多关心南方农作物的价格被压低，将其归咎于英国对美国贸易制造的障碍。田纳西州的菲利克斯·格兰迪（Felix Grundy）认为：“准确地说，我国与英国目前争执的问题不是关于贸易，如果这是目前唯一考虑的事情，我会很不情愿……让国家卷入战争……真正的焦点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关乎整个国家的利益，即把我们自己的土地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口到外国市场的权利。”127克莱解释说：“我们昨天还在争取间接贸易的权利，即把西印度群岛的咖啡和食糖出口到欧洲的权利……今天我们则要主张直接贸易的权利，向外国市场出口我们的棉花、烟草和其他国内产品的权利。”卡尔霍恩则把南方农产品的低价归咎于“外国的不公正干预”。128

对抗情绪的更深刻来源是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高涨，特别是在边疆与深南部各州。英国扶持美国边疆地区的印第安人是反英情绪的源头之一。另外也涉及领土扩张带来的更多利益。扩张主义冲动的目光首先瞄准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南方地区希望把佛罗里达从西班牙控制下夺过来，其他许多民众则希望合并加拿大，由于英国忙于同法国的战争，那里似乎已唾手可得。征服加拿大将把英国一劳永逸地赶出北美，彻底解决许多问题：再也没有英国人扶持边疆地区的印第安人，结束英国人对纽芬兰岛以外海域的捕鱼活动的控制，削弱他们干预西印度群岛贸易的能力，等等。亨利·克莱宣称：“加拿大不是终点，而是手段，战争的目的是对伤害的赔偿，而加拿大是获取赔偿所需的工具。”129不过作为少数反对这一冒险立场的弗吉尼亚共和党人之一，约翰·兰多夫则认为主战的鹰派是想掠夺土地，“争抢战利品”。130联邦党人与反战派共和党人认为，发动战争不会提升大麻、烟草或棉花的价格，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他们在国会中是少数派。

于是，各种动机的混合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正如西基（1989，第28页）解释的那样：“许多共和党人认为有充分的外交、意识形态和政治理由同英国开战。如果一切顺利，共和党人希望看到英国方面让步，维护美国的独立，巩固共和体制，继续执掌政权，团结其政党力量，并让联邦党人闭嘴。”到1812年4月，国会为备战实施了为期90天的全面贸易禁运，作为美国船只免受攻击的防御措施。

随着美国积极备战，英国首次显示出某些软化的迹象。与杰斐逊三年前实施的禁运不同，1811年3月开始的禁止进口政策正赶上英国的经济衰退。虽然美方的禁止进口能在多大程度上让衰退加剧并不确定，英国制造商却认为结束该政策肯定会增加对其产品的需求。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及其他工业城市的失业工人向议会递交了数十份请愿信，要求废除枢密令，使美国可以结束禁止进口政策。131在承受对法战争带来的重税之际，英国并不希望在北美再卷入一场战争。脆弱的经济与劳工和产业界的压力促使政府放松了对中立航运的有关政策。1812年6月23日，外交部长卡斯特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宣布暂停执行长期激化英美关系的枢密令。他在日记中说：“人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被迫对自己的制造商让步。”132但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共和党的商业压力政策的表面让步是一种假象，因为该政策之所以起作用，是由于恰好赶上了英国的经济衰退，而非贸易政策本身的结果。133(www.daowen.com)

不幸的是，暂停执行枢密令的消息直到8月份才传到美国，远远落后于华盛顿的政治形势把国家推向军事行动的节奏。1812年6月，麦迪逊要求国会对英国宣战。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几项冤屈之情：持续强征美国海员，非法扣押船只和货物，枢密令，武装西部的印第安人等。联邦党人不敢相信国家将鲁莽发起一场准备不足的战争，也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同醉心于军事征服的法国专制君主拿破仑结盟，对抗一个正好是美国产品的重要客户的宪制政府。即使在南方也有人质疑，约翰·卡尔霍恩坚持的激进立场是不是对军事冲突会带来什么好处的“虚幻梦想”。134分裂的众议院很快投票通过了对英国的宣战书，该决定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大多数支持战争的投票来自南方和西部，海港城市的共和党人与北部商业州的联邦党人则强烈反对。参议院也很快出现了类似的分裂性投票结果。

于是在1812年6月19日，也就是英国政府宣布将暂停枢密令两天之后，美国正式对英国宣战。当月晚些时候，在北大西洋某地，来自英国的带着暂停枢密令消息的船只与来自美国的带着宣战消息的船只擦肩而过。如果当时有快速的通信工具，冲突本可以避免。“麦迪逊后来提到，如果他知道枢密令被废止的消息，宣战‘本可能被阻止’，”西基写道，“可当时并没有跨越大洋的电缆，消息需要几周时间才能传到美国，那时骰子已经投下了。”

战争进展对美国不利。迅速夺取加拿大的计划无法实现，到当年年底，国会已经表现出结束冲突的意向。英国显示出足够的实力能够在欧洲对法国以及在北美对美国同时作战。最后的结果是这场战争延续了两年多时间。

在贸易政策方面，战争促使国会于1812年7月把所有进口关税翻番，直至敌对状态结束的一年之后。另外还对外国船只运载的商品征收了10％的附加税，对外国船只的吨位税则提到原来的4倍。对英国产品的进口禁令得以持续，并辅以对加拿大的出口限制，以阻碍对敌方的物资供应。此后到1813年12月又实施了全面的对外贸易禁运，要求所有美国船只留在港口，致使面向任何外国目的地的出口完全停止。同时，英国皇家海军封锁了美国东海岸以切断贸易往来，只允许其自身参与的走私。封锁线从长岛延伸到新奥尔良，却有意对新英格兰网开一面，希望那里的亲英派商人会违反美国法律给英军提供物资。135

战争、进口禁令以及封锁相结合，把美国的对外贸易压到历史记录的最低水平（恐怕只有独立战争时期除外，当时没有较好的统计数据）。图2.2显示出口在1811—1814年下降了近90％，进口则下降了超过80％。结果使海关收入也大幅萎缩，联邦政府债务在1812—1816年增至原来的3倍。

事实证明，战争时期的贸易禁运是非常短命的。1814年4月，随着英国对拿破仑的初步胜利，欧洲各港口重新对美国船运开放。国会以较大多数投票通过废除贸易禁运与进口禁令，但这对贸易影响相当有限。在拿破仑的威胁解除后，英国把军事力量调集到大西洋对岸以对付美国。皇家海军收紧了封锁，这回把新英格兰各港口也纳入其中，并成功侵入波托马克河，烧毁了白宫与国会大厦。

至此，双方都已没有兴致延长冲突。从美国的角度看，战争是一场灾难，没有实现任何预定目标。经济因为战争和贸易中断而损失惨重。西基（1989，第305页）写道：“与美国参与的大多数战争不同，这场冲突并未带来经济繁荣……虽然中部与西部各州的民众日子不错，新英格兰和南方的人却没有好处。制造业由于没有英国竞争而迅速增长，但这一部门的收益远不及渔业和商业遭遇的严重损失。”

1814年12月，美国和英国达成了正式和平协定——《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该条约重建了两国之前的关系，并未提及强征海员或中立航运权利，这些只是战争的表面原因。参议院于1815年2月批准了该条约，为多年以来首次恢复和平时期的正常贸易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