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的历史性选举把政权从联邦党人转移到共和党人手中，托马斯·杰斐逊当选总统，他的共和党也掌控了国会。在就职演讲中，杰斐逊宣称：“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也都是联邦党人”。然而安抚之辞不足以抑制此后15年将兴起的激烈的党派冲突，尤其是在贸易政策领域。82

虽然共和党人批评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但杰斐逊政府并没有大动干戈地改变现有体制。杰斐逊废除了国内消费税，以减轻税负，这使得联邦政府完全依赖于进口关税，这是一个容易在冲突时期受到干扰的税源。尽管共和党人希望对英国的贸易政策采取更强硬立场，但他们削减了本来可以保卫国家航运业的国防支出。国家财政的节约使1803年路易斯安那土地交易后扩大的政府债务得以更快偿还。那次购买几乎使美国的土地面积扩大了一倍，并确保了新奥尔良成为西部地区产品的重要出口港。

杰斐逊上台时，国际局势相对平静。1796年的《杰伊条约》与1800年的法美协定使美国建立了同英法两国的稳定贸易联系，美国航运受到的骚扰也基本结束。英国与法国在1801年的临时休战也在新世纪之初促进了和平局势。随着欧洲的冲突在1801—1803年降温，再出口业务大跌，美国航运业不得不重新与英法两国的商船争夺贸易运输业务。杰斐逊还不得不在地中海捍卫美国的贸易利益，因为北非的巴巴里沿岸各国要求向他们纳贡，才会停止针对美国航运的海盗行动。为支持这方面的行动，国会在1804年将从价税率又提高了2.5个百分点，使进口产品关税达到15％，最高税率则提升至22.5％。83

不过，到1803年5月，法国重新开始了对英国的军事行动。这次冲突将延续12年之久，而且比以前更为猛烈，使美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与之前一样，战争导致了对美国航运业的大量需求，再出口业务再次高涨，在1803—1806年增加了4倍以上。根据国际法，英国和法国应该把中立船只视为运送中立货物。两国在初期没有阻拦美国的航运，但随着冲突加剧，双方为了击败对方都被迫采用极端手段。两个交战国都试图摧毁敌国的外贸，断绝必要的食品和原材料供应，使对手的经济瘫痪。英国通过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取得了制海权，并于1806年宣布对整个欧洲的海岸实施封锁。法国以大陆封锁体系进行反击，挤压英国对西欧的出口，并切断了英国铸币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84美国被夹在可能爆发的难局中间：如果遵从英国，可能与法国挑起冲突；如果顺应法国，则会触怒英国。

英法两国开始再次在大西洋骚扰美国船只，美国的不满主要针对英国，因为英国海军影响面更广并实施了严厉的征用政策。枢密院下达了多份法令要求皇家海军拦截中立船只，以阻止走私物品运抵法国或法国控制的其他港口。为执行此类命令，英国海军舰船开始在美国东海岸游弋，对美国船只进行检查以核实其货物和目的地，并审核船员的国籍。被怀疑协助法国的船只将会被扣押并送到加拿大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在英国法律下接受指控。即使船上的货物未被没收，这样的延误也会造成极高的成本。不过最令美国人不满的是，由于在公海上采用武断规则判别某个人的国籍，有多达1万名美国公民被强征加入英国海军。

杰斐逊反对英法两国对美国航运业的袭击，但除发出外交抗议外，并不清楚能对此做些什么。美国继续坚持“自由船只等于自由货物”的主张，以及美国作为中立方有权在其愿意的任何地方开展自由贸易，不受干扰。可是这些要求在欧洲大国之间的残酷战争中完全无人响应。

1805年，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对袭击美国船只、强征海员的行为做出反应，通过了局部的进口禁运措施，禁止从英国及其附属地输入部分制造品。当杰斐逊派出詹姆斯·门罗和威廉·平克尼前往伦敦寻求外交解决时，国会推迟了上述措施的执行。虽然英国官员拒绝对结束强征做出正式承诺，但他们私下答应将避免扣押美国公民，并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做出某些让步。作为回报，美国不能在10年之内颁布针对英国的报复性贸易法案。

与《杰伊条约》一样，《门罗-平克尼协定》也远没有达到美国的谈判目标，只是在某些方面比前者的条款更为优惠。协定可以对西印度群岛的商业航运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对走私做出更清晰的定义，停止在美国海岸5英里之内的强征和扣押行为。美国则不需要为回报做出太多让步，除了承诺维持中立以及不采取针对英国的任何歧视性措施。85然而，不同于华盛顿接受了不完美的《杰伊条约》，杰斐逊不满足于英方在《门罗-平克尼协定》中的让步，他坚持任何协定都应该明确结束强征行为，而且不能对美国的政策施加限制：“我们永远不会用条约捆绑自己的手脚，放弃颁布进口禁运或贸易禁运法案的权利”，因为美国必须拥有权力才能“成功地使英国致力于保持公正”。86杰斐逊拒绝将协定提交参议院批准，可能担心协定会被通过，据说他曾讲过：“实话告诉你吧，我并不希望与英国签署任何条约”。87

就这样，随着《杰伊条约》在1803年到期，而《门罗-平克尼协定》未能得到批准，美国与英国的贸易关系失去了框架规则。更重要的是，由于拒绝妥协，杰斐逊堵死了实现和解的中间道路。剩下的选项——默许英国的政策，实施贸易制裁，或者以宣战来捍卫国家的商业权利——要么不可接受，要么十分凶险。正如西基认为的那样（Hickey，1989，第16页）：“由于拒绝该条约，美国失去了修正18世纪90年代的英美协议，以及用和平与繁荣取代贸易限制和战争的大好机遇。”

没有达成协定，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1807年6月，英国海军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岸之外炮击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几名美国船员遇难。英国人还登上该船，抓走了4名据称是皇家海军逃兵的船员。美国群情激愤，共和党人要求还击。杰斐逊坚持要英方承担事件的责任并予以赔偿，但英国拒不让步，对强征政策的执行还变本加厉。

杰斐逊决心避免军事冲突，以贸易禁运这种“和平强制”措施予以应对，希望通过断绝英国的重要物资供应，在不发生战争流血的情况下迫使英国让步。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早就提议禁运，他在1805年给杰斐逊写信称：“禁运的效果将毫无疑问，如果行政机构能够善用贸易武器，就可以迫使在地球上的这片地区拥有殖民地的那些国家尊重我们的权利，我对此看得越来越清楚。”88与之相反，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拉廷（Albert Gallatin，1879，第1卷，第368页）则认为，指望贸易制裁赢得英国让步是“完全缺乏根据的……从物资匮乏、遭受的损失、财政收入、对敌方的影响以及国内的政治形势等所有角度看，我认为战争都比长期禁运更好。政府禁令总是会造成超出预计的伤害，政治家不应该贸然干预个人事务，自认为能比人们做得更好”。

最终，杰斐逊相信自己并无选择，只能采取禁运。“选项只剩下禁

表2.1　众议院对贸易禁运的投票

注：本次投票针对的是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旨在取消某项议案中撤销禁运的所有内容，因此投赞成票意味着支持保留禁运。最终议案撤销了贸易禁运，代之以针对英法的互不往来式贸易限制。并以党派色彩鲜明的投票结果通过，联邦党人都反对延续任何贸易限制。
地区划分：新英格兰包括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中大西洋包括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南方包括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西部包括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
资料来源：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s/10-1/h30；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s/10-2/h199。

运或战争，事实上这是除战争之外我们能打的最后一张牌了。”891807年12月8日，杰斐逊要求国会禁止所有美国船只前往外国港口。90总统实际上是要求停止一切对外贸易。这样做的表面理由是保护美国的船只和船员不受英法两国的掠夺，并中断向交战国运送美国的物资，迫使它们改变政策。执行贸易禁运的决定根源于一个信念，即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禁止进口运动成功改变了英国对北美的政策，但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这一信念只是部分属实。与18世纪90年代早期一样，杰斐逊和麦迪逊依然相信，美国有足够的经济杠杆能影响英国的政策。

参议院迅速行动，在接到总统要求的当天就以22票对6票通过了禁运令。如表2.1A所示，三天后众议院也以82票对45票表决通过，但没有留下辩论记录。投票情况呈高度的党派分化：共和党人以82票对19票表示支持，联邦党人则以26票对0票反对。联邦党虽然竭力反对，却不能辩称禁运是违宪行为，因为他们自己也曾于1794年实施过短期禁运。杰斐逊于12月22日对法案签字，禁运令从当月底开始生效。

贸易禁运是历史上自我实施的对美国贸易最为沉重的打击。91法案禁止所有美国船只驶往外国港口，以及所有外国船只来美国装载货物。尽管法案允许外国船只把货物运往美国，却鲜有人来美国，因为他们不得不空船而归。

禁运让美国的对外贸易在1808年春季和夏季痛苦地瘫痪，其影响如图2.1所示。禁运实施的时间意味着出口在1808年的跌幅超过进口，1807年12月之后，任何美国船只均不得驶往外国港口，由此导致出口立即下跌（不可能再有春季出口），整个1808年也持续低迷。1808年，欧洲各国的港口基本上见不到美国船只。国内产品出口在1808年比上一年减少了80％以上，再出口的降幅也几乎相当。其实这些数字还低估了禁运的影响，因为政府统计数据是按照财政年度而非日历年度收集的。因此1808年的数据是指1807年10月1日到1808年9月30日。包括了禁运生效前的3个月。92

同时，国会希望鼓励那年冬季留在欧洲各国港口的众多美国船只回国。于是在1808年春季和夏季从欧洲返回的美国船只获得了卸货的允许，但之后就必须留在港口，不得出海。由此，1808财年的国内消费品进口量仅下跌了50％。当然到夏季中段时，满载外国货物驶入港口的美国船只数量就逐渐凋零了。

图2.1　1790—1820年美国贸易量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U-190，194。

禁运给美国国内市场的价格水平带来了巨大冲击，出口产品价格下跌，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图2.2A显示了4种主要出口产品的月度价格，这4种产品分别是棉花、面粉、烟草和大米，它们占1807年出口量的2/3左右。出口价格在1808年早期急剧下跌，显示市场一旦知道美国农民无法进入外国市场后，禁运的效果就立即展现。出口加权的平均价格在1807年12月到1808年6月下跌了27％。93价格在1808年夏季触底，然后出现了持续到当年年底的反弹，表明商人逐渐希望打破禁运以及秋季收成在望。按照西顿的说法（Heaton，1941，第189页），“至少在1808年底之前，没有付出太多努力去处理大规模违反禁运的行为，民众的耐心已逐渐耗尽，废除禁运似乎变得势在必行。”确实到1808年后期，禁运越来越不被当回事，某些商船违法驶离港口，不过我们无法知晓这些商船的确切数量。

图2.2　1807—1809年国内进出口商品的月度批发价格

资料来源：出口产品价格的数据来自Cole（1938）。其中的价格分别为：佐治亚高地棉花在纽约的价格，低筋面粉在纽约的价格，烟草在纽约的价格，大米在费城的价格。
进口产品价格的数据来自Smith and Cole（1935，第147页）；Bezanson、Gray and Hussey（1936，第353页）。波士顿指数（Boston index）是18种进口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费城指数是59种进口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

与出口集中在少数关键产品上不同，进口产品的种类高度分散。图2.2B显示了波士顿和费城的进口产品月度价格指数，两个序列都显示进口产品价格在1808年春季没有立刻提高，因为进口产品仍在运抵各港口城市。不过到1808年秋季随着返回美国的船只锐减，进口产品愈加稀缺，其价格快速提高。两个城市的进口产品批发价格在禁运期上涨了33％左右，在1809年3月取消禁运后迅速回落。

贸易禁运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内制造品出口在1807年约占GDP的8％，出口和进口的价格与数量的急剧变化传递到整个经济中。欧文（Irwin，2005b）认为，与贸易萎缩有关的福利损失约为美国GDP的5％。索普（Thorp，1926，第116页）则把那一年称为“萧条”，他基于当时的新闻报道做了如下描述：“严厉的禁运导致沿海地区瘫痪，并逐渐向内陆扩展；新英格兰处境艰难；商品价格进一步大幅下挫，在第三季度达到低点；外贸被完全阻止。”

禁运在新英格兰和纽约等商业州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在全国外贸的总吨位中约占1/3的马萨诸塞州出现大规模抗议，甚至有主张分裂的抱怨之声。一度热火朝天的港口由于贸易中断而陷入沉寂，航运业群体遭遇严重失业。新罕布什尔州有位联邦党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们的船只曾经扬帆出港，在大海中乘风破浪；

满载货品，来来往往；

如今它们却注定腐烂，只能忍受

杰斐逊、蛀虫和贸易禁航。94

不过由于英国的制造品不再能进入美国，小型纺织工厂开始在罗得岛州和马萨诸塞州四处开花。95这些新生制造商因为进口产品受到抵制而获益，但有报道指出：“这些工业的增长并未弥补禁运造成的严重损失”（Strum，1994，第59页），不但沿海城市，出售农作物的农民也损失惨重。

南方也因为产品出口的锐减而损失惨重，尽管大量农产品可以储存，种植园主依然希望这些产品能够在1808年后期或1809年重新出口。在艰难时期，南方仍把支持禁运作为必须承受的负担。一位南卡罗来纳人指出：“很难想象禁运造成了多大的财务损失和个人痛苦……可是，虽然有这些代价……各地依然出于对政府的信心而默默支持禁运措施。”96南方还是极度憎恨英国，忠于杰斐逊与共和党。与新英格兰不同，从弗吉尼亚到佐治亚都没有出现反禁运的集会或抗议，尽管那里的种植园主希望禁运能发挥作用，然后尽快结束。(www.daowen.com)

在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密西西比河谷地区，则有着对贸易禁运的强大支持势力。这些区域的农民不太关心强征海员的事情，把烟草、大麻和棉花等产品价格的下跌归咎于西印度群岛市场的丢失，而非贸易禁运。虽然连杰斐逊也承认农产品价格的低迷是由于禁运，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的普遍看法却认为应该怪罪英国。

费城周围是国内没有显著受到贸易禁运打击的区域之一。97进口制造品的短缺让国内的替代品生产得以兴起，例如炼铁厂等。不过即使在中大西洋地区，商人和农业群体的损失（由于产品价格下跌造成的收入减少）也远远超出新兴制造企业获得的收益。

在停止国家外贸的同时，杰斐逊政府也中断了支撑自身运转的关税收入。虽然在1808年由于美国船只在春季返回各港口，财政收入下降尚未凸显，但1809年的关税收入下降了一半以上。财政部长加拉廷首次面临预算赤字，但财政部仍能够承受，因为之前积累较多的预算盈余，同时政府债务的价格也出人意料地没有受到禁运的影响。98

鉴于商人有强烈的动机逃避禁运，从一开始禁运的执行就是个关键问题。贸易禁运时间越长，公众就越不愿意继续忍受，于是会有更多商人意图违反法令。1808年3月，国会收紧了禁运，禁止任何陆路出口，以防止美国的货物取道加拿大运往英国。联邦党人抗议称，这种措施与保护航运和海员无关。国会则很快通过了补充法案加大贸易禁运的执行力度。所有参与沿海贸易的船只都必须缴纳相当于船只与货物价值两倍的保证金，以确保不会驶往外国目的地；渔船被禁止搭载任何货物，并缴纳相当于船只价值四倍的保证金。被发现违反禁运令的船只将遭到罚款、罚没和扣押的处罚。

这些补充措施确有必要，因为违反禁运令的行为在1808年愈演愈烈。有关佛蒙特州和纽约州等北方地区通过加拿大边境走私的报道司空见惯，试图干预的海关官员偶尔还会受到袭击。与停泊在大西洋海岸之外的英国船只之间还有很多非法的货物交易。因此，海关官员开始调查和扣押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船只，怀疑它们把货物出口到了纽芬兰岛或者在海岸附近巡航的英国船只。

为确保贸易禁运的成功，杰斐逊坚决支持采取上述强制措施。他对加拉廷发出指示：“打击任何暴力抗法行为，极为重要。”991808年5月，杰斐逊给加拉廷写信说：

有许多人打着从事沿海贸易的旗号，公然违反相关禁运法规，这已威胁到这些法规想要实现的重大目标。因此，国会发现利用一般规则完全不足以约束无原则的冒险分子，最后授权执法机构，一旦发现试图违背禁运法规的船只可自行一律扣押。为使法律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我们认为，任何船只一旦涉嫌运载外国市场所需的任何美国产品，尤其是食品，就必须接受调查。100

加拉廷要解决无数的执法难题，因为总统并不参与贸易禁运的具体管理。101

随着美国的经济困境在1808年加深，对贸易禁运的政治反对力量也在增长，要求废除禁运的压力大增。联邦党人攻击禁运破坏了经济繁荣，削弱了政府财政，认为禁运措施徒劳无功，最后无法迫使英国改变政策。由于贸易禁运对若干利益群体——新英格兰的航运业、南方的种植园主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杰斐逊政府并没有多少时间证明其效果，国内政治压力就将导致禁运走向终结。

1808年夏季，加拉廷通告杰斐逊（Gallatin，1879，第1卷：第401页），要使禁运发挥作用，必须采取更为“可憎与专断”的执行政策。财政部长拒绝支持实现有效禁运所需的严厉措施，不愿意被迫执行自己并不全力赞成的政策。此外，总统对禁运导致的问题无动于衷让加拉廷感到难过，暗示说禁运的无限期持续只会造成更多民众转为无视法律。

加拉廷带着挫折感给杰斐逊写信说（Gallatin，1879，第1卷：第398页）：

如果贸易禁运必须延长，为使其充分有效，必须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如果没有行政领导的特殊批准，一艘船也不许起航；第二，需要授予征管员普遍的权力，在任何地方查扣财物，掌控船舵，或者采取能有效阻止所有船只离开港口的其他手段……我很清楚此类专断权同样危险且招人讨厌。然而，在美国这样的情况下执行禁运性质的限制措施，如果不辅以与此类措施本身同样严厉的手段，就无法得到有效执行。总之，我想根据今年夏天的经验阐述一个观点，即国会必须要么授予行政机构最专断的权力和充足的力量有效执行禁运，要么彻底放弃此政策。

当年夏季晚些时候，加拉廷报告说（Gallatin，1879，第1卷：第401页）：“贸易禁运如今已然失败……源于公开的违法，船只起航没有任何批准，根据现行法规，我们只有用巡逻舰船才能打击这种行径。”他还警告杰斐逊，贸易禁运对英国的影响“微不足道”，对着眼于下届总统大选的共和党人而言却是一场酝酿中的政治灾难。

对一位奉行有限政府和公民自由的总统来说，严厉执行贸易禁运确实是不寻常的行为。可是杰斐逊并未停止依靠更大的行政权力强化禁运，还把必须采取此类措施的责任归咎于商人。杰斐逊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愿意违法，对某些人可以将私利置于他心目中的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感到目瞪口呆。他的结论是，商人在叛国，因此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执法措施。他答复加拉廷说：“贸易禁运法规确实是我们曾经不得不执行的最令人难堪的法律。我没想到如此意外的结果，欺诈和公开的暴力反抗会在美国增加。我很赞同你的看法，如果有关法律法规不被废除，继续贸易禁运仍然好于战争（这是大家的普遍看法），国会就必须让实现禁运目标的所有必要手段合法化。”102

他依旧相信，禁运是检验贸易强制力是否有效的有用手段：“我极其重视彻底开展这场实验的价值，贸易禁运在这次事件以及在未来能够成为何种效力的武器。”杰斐逊准备调动民兵组织“制止或镇压旨在反抗海关官员执法、反对或违反禁运法规的集体武装或暴乱”。103在他的政府对走私分子宣战后，正规军也被调用来从事日常执法。104

贸易禁运显然也触动了英国，并引起了某些抱怨，但并未造成大的伤害。禁运的执行正值英国经济较为强劲之时，与美国的贸易损失并未给英国带来较大的冲击。105英国制造商把出口转向拉丁美洲，并开始从西班牙和其他国家采购之前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从而缓冲了禁运的影响。其结果是，英国拒绝了美国以结束禁运换取取消枢密令的建议。于是，到1808年夏末，杰斐逊的“和平强制”实验被广泛认为失败了。正如美国派往法国的使团报告的那样：“我们有些高估了自己强制两个交战大国接受正义解决方案的能力。贸易禁运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想以之保持我们的团结与和平，可是除此之外不能对它指望更多。法国这里并未感受其影响，在英国……则完全被淡忘了。”106

随着11月大选临近，加拉廷警告杰斐逊如果禁运不解除，共和党可能损失惨重。他认为只有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会坚定地支持政府，而联邦党人在新英格兰已扩充了实力。然而，即便禁运引发了争议，联邦党还是势单力薄，共和党在大选中并未受到严重打击。他们在众议院的优势被削弱了一半，但仍牢牢控制着国会，麦迪逊也轻松击败了联邦党对手，当选总统。

大选结果坚定了杰斐逊继续禁运政策的决心。他把禁运视为“暂时的罪恶，是挽救我们于更严重和更持久的罪恶，即财产损失和权利丧失的必要手段”。107在6个月的夏季休会后，国会于1808年11月重新召开，关于贸易禁运的合理性及其未来的辩论拉开了序幕。联邦党人要求立即结束禁运，杰斐逊则表态说他决心坚持到底，因为屈服或战争作为后备选项都是更坏的结果。

到此时，禁运已生效了近一年，没有迹象表明何时可以结束。随着杰斐逊的任期截止日临近，麦迪逊和加拉廷请求他对未来政策提供指导，但他拒绝提出建议，而是让新政府自己决定行动路线。于是，麦迪逊和加拉廷开始与离任国会就1808年11月到1809年3月的过渡期政策展开磋商。108如果离任国会不采取行动，贸易禁运将至少维持到1809年秋季，即新任国会预定召开的时候。

麦迪逊本人倾向于“积极的贸易禁运，禁止进口，用永久性关税鼓励国内制造商，永久性的航运法案：为战争做更多的准备和安排”，同时中断与法国的贸易往来。109国会于1809年1月又通过了一部强制执行法案，授予政府扣押涉嫌违反禁运令的货物和船只的巨大权力，要求商人为国内沿海运输缴纳巨额保证金，任何船只装卸货物和驶往国内港口也需要官方批准。政府甚至可以扣押驶往沿海的马车或货车中的货物，直至货主缴纳保证金，以确保货物不会被贩运出国。对违反者会处以严厉的罚款甚至没收，各州的民兵归入联邦官员指挥，以帮助执行法律。

共和党人顺利通过了强制执行法案，但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愤怒的联邦党人抱怨该法案等同于和平时期的军事专制，谴责它有失公正、具有压迫性，而且违反了宪法，因为其中的某些条款可能违背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搜查和扣押的规定。禁运的严厉执行及其结束的遥遥无期，让联邦党主导的新英格兰兴起更大的反抗。在国会反驳美国经济并未真正因禁运而受损的说法时，马萨诸塞州的约西亚·昆西（JosiahQuincy）表示难以置信：“我尊敬的这位同事到过沿海吗？他看到过我们的城市状况吗？他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船只在码头上锈烂，港口被废弃，仓库无人租赁，街道没有繁荣的商业，企业舍弃了它钟爱的去处，希望逃离它从很早以前就习惯于做出和兑现宝贵承诺的地方？”他警告说新英格兰不会再继续容忍禁运：“你不能把一个人绑在刑架上慢慢折磨，然后用什么爱国主义来抚慰他。”110甚至在新的强制执行法案通过前，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议会就认为当时的执法措施“违宪”，对商业遭受的破坏表示抗议，并暗中威胁将不再执行禁运规定。

新英格兰对禁运及其执行措施的敌对态度开始削弱对禁运的政治支持，甚至该地区的共和党人也质疑维持禁运的合理性。违法行动升级，更多的船只非法驶离港口。共和党对禁运的政治支持在国会要求加大执行力度后很快出现第一道裂痕。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共和党人提出了解决方案，在未来的某个不确定日期（开始建议为6月1日）结束禁运。杰斐逊后来写到，这掀起了一次“突然而不负责任的意见革命”，在支持早日放弃禁运的新英格兰和纽约共和党人中间激起了“一种慌乱”。111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奥查德·库克（Orchard Cook）评论道：“南方说要么禁运要么开战，北方和东部则说，不要禁运，也不要战争……我对这些观点分歧感到遗憾，不过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些现实，并制定相应的立法。共和党政府的天赋与责任是制定满足民众要求的法律，而非试图让民众适应法律。”112甚至麦迪逊也开始认识到“东部沿海地区对失去工作和收入越来越缺乏耐心……为联邦考虑，有必要承认这种情绪”。113

共和党在禁运问题上的团结瓦解了，结束禁运的日期被提前到3月4日，即麦迪逊宣誓就职时。作为对强硬派的妥协，禁运的取消会伴随对英法两国继续采取禁止进口的措施。这一妥协于2月27日赢得了众议院的支持，于次日在参议院获得批准，并于3月1日被杰斐逊不太情愿地签字。表2.1B显示了众议院对是否维持禁运的投票。一致反对禁运的联邦党人这次得到了许多共和党人的加入，尤其是来自新英格兰与中大西洋各州。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南方也能从取消禁运中获得经济利益，但该地区依然强烈支持维持禁运。

为什么共和党人对贸易禁运的支持在1809年1—2月如此快速地瓦解？杰斐逊责怪马萨诸塞的两位共和党众议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和伊齐基尔·培根（Ezekiel Bacon）造成了对新英格兰反禁运势力的恐慌，他甚至把斯托里称为“伪共和党人”。114杰斐逊沮丧地写道：“虽然禁运在马萨诸塞州确实激起了极大的不满……其程度相对实际情况却被无限放大，我认为这是区区两三名有声望的共和党议员的阴谋，他们在国会制造了我们如果不废除禁运，就可能面临内战的印象……就这样，我们被自己内部的叛徒赶出了曾经占领的领导和智慧高地，如果我们能守住阵地，本可以恢复自由贸易，或者成功发展起国内的制造业。”115

许多年后，杰斐逊提到，他自愿决定结束贸易禁运，以维护国家统一。116不过约瑟夫·斯托里坚持说，杰斐逊顽固抵抗，企图维持禁运。斯托里本人则一直认为贸易禁运是“值得怀疑的政策”，但最开始曾支持贸易禁运，视之为一场“公平实验”。他回忆说（1852，第184—185页）：

一年过去了，给我们带来痛苦的各种罪恶每天都在蔓延……眼见同胞遭受痛苦，目睹生活迫使他们最激烈地反抗禁运措施，甚至达到威胁联邦自身存在的地步，让我确信有必要取消禁运。一抵达华盛顿，我就同共和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就此议题做了自由交流，然后很快举行了更加公开的磋商。我发现作为报复措施的这一方案并不奏效，可是杰斐逊先生出于其傲慢态度以及经常误导其判断的凭空推测，依然坚决地不顾所有危害而继续坚持禁运。他秉持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如果我们继续禁运，英国就会放弃其枢密令。对于这一方案的失败，他并没有其他替代计划，而是在私人谈话中坚持认为必须在本届国会闭幕前不要试图限制禁运方案的执行期。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所有的罪恶再恶化一年时间，让新英格兰遭到彻底破坏。我感到，对国家的责任要求我极力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

斯托里很清楚，如果贸易禁运持续1809年全年，肯定会瓦解。他努力说服其他共和党人必须放弃该政策。按照斯托里（1852，第187页）的说法，杰斐逊政府试图劝说他停止反对禁运：“政府的全部影响力都直接指向伊齐基尔·培根先生与我本人，诱使我们放弃对国家特别是对新英格兰的重大责任。当时，我们被政府成员及其朋党责难、私下劝告和争取。”这些劝诫让斯托里（1852，第187页）相信，杰斐逊的态度是：

决心无限期延长贸易禁运，甚至会持续多年。但我非常确信的是，新英格兰不会也不能承受这一路线，而是会直接反抗。该路线对整个国家将是灾难。然而杰斐逊先生以其惯有的执念，决心维持这一政策，把新英格兰的共和党人当作工具。培根先生与我本人则予以反对，通过我们的协调行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帮助下，迫使杰斐逊先生放弃了他的疯狂计划。为此他一直没有原谅我。117

斯托里（1852，第185页）明确否认了杰斐逊对于事件的说法：“不太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年后杰斐逊先生把很大功劳归于他本人，像他暗示的那样，为避免新英格兰的公开叛乱而自愿放弃了他钟爱的禁运政策。在我看来这几乎是犯罪的行为，在他那里却成了不同寻常的美德。真实情况是，如果禁运措施在当时没有取消，政府自身可能会被推翻，因为受苦而陷入疯狂的民众一旦情绪被点燃，共和党将被赶下台。”

杰斐逊的禁运导致了对外贸易在事实上的中断，因此是历史上最重大的贸易政策实验之一。我们从这一“和平强制”尝试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必须承认禁运是个失败：它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而未能实现任何预定目标。尽管美国避免了战争，使船只和船员免受更多外国侵占，禁运却严重干扰了商业往来，给农民、渔民、商人与船主带来了巨额经济损失，这些都极大地加剧了地区间紧张关系。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坚持禁运，可能会导致全国性的危机。

不过杰斐逊仍执意认为，如果给他更多的时间，对英国施加的经济压力本可以取得成功。离任之后不久，杰斐逊提到禁运时说：“如果可以老老实实地多执行几周时间，就应该能挽救我们。”1815年他也坚持说：“禁运多持续两个月，就可以避免1812年的战争。”就在去世前几个月，杰斐逊还把禁运视为“如果能持续长一些……就能完全实现其目标的措施”。当然并没有证据支持上述观点。118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虽然之前已经离世，却几乎完美地预见到了禁运对贸易和财政收入的影响，以及它在国内产生的政治后果。1794年，汉密尔顿就反对针对英国的禁运，并预言：“如此严重而突然地扰乱我们的贸易必然影响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其后果不可估量。外国产品的价格过度上涨，国内产品的价格和需求异常下降，财政收入和信用失调，这些情况结合起来可能导致社会上最危险的不满与失序，并导致政府的仓皇后退，与外国因素无关。”119汉密尔顿的所有预测几乎都言中了，只有信用失调例外，因为1808年的美国政府信用比1794年更为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