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首部关税法案在通过时遇到的争执很少，《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也没有引发分裂性的争论，华盛顿政府内部在贸易政策议题上的尖锐对立却酝酿已久。在公共债务与国家银行等议题上，汉密尔顿同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已经出现了重大裂痕，观点的分歧导致了两个对立政治派别的产生：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杰斐逊和麦迪逊领导的共和党（到19世纪30年代，杰斐逊派的共和党演变为民主党；联邦党后来演变为辉格党，到19世纪50年代成为共和党）。

联邦党与共和党关于贸易问题的主要分歧涉及美国与英法两国的关系。联邦党人的支持力量主要来自纽约和新英格兰等商业州，希望维持同英国的友好商业联系。虽然对英国限制美国进入其国内和殖民地市场感到不满，但他们依然相信英国是美国的最佳供应品来源地和最佳出口市场。联邦党人不希望干扰这一商业联系，反对可能冒犯英国而导致其针对美国实施报复行动的歧视性贸易与航运政策。

前文已经谈到，汉密尔顿优先考虑的是联邦政府的财政偿付能力，确保有充分稳定的关税收入保证政府运转、偿还债务，以及树立国家信誉。同英国爆发任何贸易战都会干扰进口与进口关税产生的收入流，破坏国家财政及其在信贷市场上的借款能力。鉴于国家财政的脆弱性，汉密尔顿的压倒性目标是确保政府能够偿付公共债务：“对国家信誉和繁荣发展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持续与系统地合理采用之前拥有的一切手段减少当前债务，并尽可能避免任何新债务的产生。”54

针对财政的脆弱性，汉密尔顿相信美国必须避免进口的任何显著下滑和由此导致的关税损失，同时避免任何突然的支出增长。在他看来，卷入战争是导致财政收入崩溃和支出剧增的最快途径，没有比这能更快地摧毁国家的财政状况和信誉。因此，尽管公众仇恨英国，汉密尔顿仍坚决反对采取对英国的歧视措施，担心贸易战会让他的整个财政计划瘫痪。他认为美国的实力远远弱于英国，冲突导致的损失也会大得多。

与之相反，杰斐逊派的共和党厌恶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特别是不让美国的船只与货物进入西印度群岛。这些政策伤害了南方的出口商，并扰乱了美国商业的正常发展。共和党人相信，除非国家能获得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就不能完全实现。麦迪逊抱怨说，英国“给我们套上了商业枷锁，几乎就要毁灭我们实现独立的目标”。55杰斐逊则认为：“依赖会导致屈从奉迎和唯利是图，会窒息美德的养成，会催生各种野心勃勃的计划。”杰斐逊和麦迪逊要求采取强硬行动，特别是给法国提供贸易特惠，以培育英国市场的替代者并对英国施压要求它改变政策。56当然，杰斐逊的论述存在矛盾之处：如果歧视措施如他们预见的那样成功改变了英国的政策，就会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反而加深美国对英国的“商业依赖”。

1789年4月，当麦迪逊提出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时，他同时建议对进入美国港口的船只征收吨位税。根据这一计划，吨位税将分为三类：对美国船只的税率，对与美国有贸易协定的国家的外国船只实行较高税率，对与美国没有贸易协定的国家的外国船只实行最高税率。设立优待美国船只的吨位税不存在争议，因为人们广泛支持给参与外贸的国内船只提供某些优惠以促进商用航运业发展。而麦迪逊的真正目的是对英国采取（相对于法国的）歧视，因为法国同美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英国则没有。麦迪逊相信，美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如面粉和小麦、鱼类和腌制食品等在英国市场受到高度限制（即使没有被完全禁止），而美国只对英国的制造品征收较轻的关税，这是不可接受的。歧视性吨位税将减轻美国对英国的商业依赖，把贸易转向法国这一战时的盟国。

麦迪逊甚至自以为美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迫使英国放松贸易限制。在众议院发表讲话时，他争辩说，美国处于“发动贸易战”的有利位置，因为其出口的食品与其他物资对英国必不可少，而进口的制造品与其他杂货并非必需。在贸易战中，英国的商业利益集团将会“遭到几乎致命的打击，而我们一方则是无懈可击的”。“如果我们已经打算冒险中断与未结盟国家的联系，就应该能得到他们提出的最有利的条件，”他还争辩说，“我们拥有其他任何国家没有的天然优势，因此我们可以正当地要求贸易中的互惠。”最后，他总结说：“我们必须让其他国家感受到我国的力量，才能促使它们给予我们互惠利益……因此，我并不害怕与英国卷入贸易战，如果有人会感到害怕的话，应该是对方。”57

1789年5月，众议院通过了麦迪逊对进入美国港口的船只征税的法案。税率则是对美国船只每吨6美分，对与美国“结盟”国家的船只每吨30美分，对其他国家的船只每吨50美分。但一个月之后，参议院否决了这一方案，要求对所有外国船只统一按每吨50美分征税。对麦迪逊的歧视计划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以纽约和新英格兰的商业群体。

华盛顿总统遗憾地认为参议院的行动“不符合我对正义和政策的理念”。58他显然不清楚是汉密尔顿（当时尚未担任财政部长）与参议员合作击败了对英国的吨位税歧视法案。汉密尔顿后来承认，他曾“坚决反对麦迪逊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因为这一挑衅可能引发贸易战，破坏其酝酿的财政计划。59麦迪逊与众议院一开始拒绝了参议院的修正方案，但最终为避免继续拖延征税，还是接受了。

麦迪逊在1790年春天再次引入吨位税歧视法案，但这次的提案在众议院就搁浅了。该议题在1791年初再度提出，因为法国坚持认为，由于1778年的贸易条约，它应该免征税率较高的外国吨位税。尽管杰斐逊不赞成法国方面对条约的解释，他还是想给法国提供优待，以示善意。汉密尔顿则表示反对，因为“这件事本身需要互惠”，意思是说，法国船只希望在美国港口按照美国船只的标准征税，而美国船只在法国港口却只能获得与其他外国船只相同的待遇。汉密尔顿还相信，做出单方面让步将开启一个糟糕的先例。他建议同法国谈判，订立新的贸易条约，“或许不应包含明确的无偿和自愿豁免，以免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

然后，汉密尔顿向杰斐逊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主张的商业体制非常重视自由贸易，致力于培育同世界所有国家的良好交往。我特别不愿意在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下冒险卷入同任何强国的贸易战。”60在最后一点中，汉密尔顿提到吨位税收入是专门用于偿还公共债务的：“我没有说这是个不可反驳的意见，但它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某一部法案可能破坏某项税源，就应该提供等值的补偿。我认为这作为一条规则应该是神圣的，因为它关系到公共信用。”61

汉密尔顿的回应让杰斐逊失望，他写道：“我们的财政部依然认为，必须用消极服从和不抵抗来应对英国对我们贸易活动的又一次侵犯，唯恐与他们的任何误解都会影响我们的信用或公债的价格。”杰斐逊后来还向总统抱怨：“我的方案是给法国人提供一些令人满意的区别对待，对我们没有什么成本，能换取实在的好处；同时对英国人施加某些限制，促使他们放宽对我国贸易的严厉限制。”他解释说：“我一直认为这与你的感受相符，而财政部长通过与议会成员的阴谋以及在其他场合的高调宣讲，强行通过了内容完全相反的他的方案。”62华盛顿听取了杰斐逊的陈述，但并未纠正汉密尔顿。

法国在1793年2月对英国宣战，让美国的政策再次受到冲击。欧洲的战争对这个新兴国家既是机遇，又是威胁。因为冲突，美国的船运出口大幅增长，不过对欧洲的再出口与贸易往来也将美国置于两个交战国之间的危险地带。

这场战争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整体上是有利的。随着英法双方的商船转向军事用途，美国商人随时准备拿下利润丰厚的商运路线。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再出口业务——外国生产的产品先运抵美国，再转运到其他地方——大幅增长。在1797—1807年的几乎每一年，外国产品再出口都超过了本国产品出口。航运收入也同样飙升。欧洲的战争让国会关于吨位税的争论不再有意义。当麦迪逊最早提议歧视性税收时，从事美国外贸业务的国内和外国船只的总吨位基本相当；到18世纪90年代中期，90％以上的美国外贸业务由本国船只运输。

18世纪90年代的再出口繁荣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不大但积极的作用，或许贡献了两三个百分点的国民收入。63当然，这段时期的繁荣有人为成分，源于英法两国的持续冲突。外贸扩张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商业航运业，集中在纽约、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美国的造船业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后曾一度衰败，到90年代又进入了快速扩张。64

其他经济部门则未必分享到了这一繁荣的成果。虽然战争导致小麦和面粉价格持续上升，其他出口则由于冲突而受到打击。航运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运费提升的结果，这使得其他国内产品的出口费用增加。事实上，国内产品出口受制于再出口繁荣的挤出效应，在18世纪90年代仅有小幅增长。南方的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等州不但未能从再出口繁荣中获益，其产品出口还由于运费上涨而受阻。这个10年中，南方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跌，带来了地方上的众多不满情绪。弗吉尼亚州的约翰·兰多夫（John Randolph）抨击再出口贸易是“战争传播的真菌，在战争中肆意滋长蔓延”，损害了南方的经济。65因此，评判再出口贸易的好处必须考虑国内出口的损失，以及在战争期间持续开展贸易付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66

欧洲的战争再次点燃了华盛顿政府内部关于如何应对形势的政策争论。杰斐逊和麦迪逊主张支持法国，汉密尔顿则希望避免卷入冲突。1793年4月，华盛顿总统发布了《中立宣言》（Neutrality Proclamation），宣布美国不会加入，并将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继续开展贸易和航运。

虽然发布了上述宣言，在欧洲两个交战国家之间保持平衡依然成为美国在之后20年的重大外交政策挑战。英国政府于1793年6月发布枢密令（Orders in Council），允许其海军没收向法国及其殖民地的任何港口运送的所有食品，自此开始打击美国与法国的贸易往来。英国政府拒绝承认美国方面的“自由船只等于自由货物”的说法，即美国商人如果有权在某个区域航行，则有权自由运输货物，不得没收或受外部干扰。英国严厉执行了其颁布的法令，打断了美国在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和航运，很快拦捕了300艘美国船只，把船员投入监狱或者强征其加入英国海军。

这给了杰斐逊一个机会，向国会呈交他期待已久的“关于外国对美国贸易的特权和限制”的报告。67这份在1793年12月发表的《通商限制报告》（Report on Commercial Restrictions）首先歌颂了自由贸易的好处：“如果不是用成堆的管制法律、关税和禁止措施压制贸易，而是让它在世界所有地方从所有束缚下解放出来，让每个国家能从事自然条件最适合生产的产品，每个国家能自由地用富余产品与他国交换各自所需，那就能生产出最大数量的提升人类生活和幸福的物品，人口数量将因此得以增加，生活状况也会得到改善。”68但杰斐逊的报告接下来记录了美国产品和船只在外国市场遭遇的各种障碍，例如英国对食品征收近乎禁止水平的高关税，以及许多欧洲国家阻止美国船只将外国产品运往其市场的航海政策。(www.daowen.com)

杰斐逊主张采取的行动策略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协定”消除此类贸易壁垒。他写道：“哪怕只有一个国家愿意与美国采取这种自由贸易模式，就值得从该国做起……某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开展彻底的自由贸易，但仍可能愿意为我们修正其限制和管制规则，只要与我们的贸易交往能带来同比例的好处。”但他坚持，贸易自由必须是相互的。杰斐逊辩称：“如果与我们的期待相反，任何国家以为继续执行其禁止、关税和管制对自己有利，则我们也有必要采取对等的禁止、关税和管制，保护本国的国民及其贸易和航运。自由贸易和自由航行不是用来换取限制和烦恼，也不太可能带来限制的放松和烦恼的减少。”69因此，杰斐逊所说的“我的方案”是内容广泛的互惠政策：外国的高关税和禁止措施将遭遇本国的高关税和禁止措施，根本目标是让贸易摆脱此类障碍。“如果某个国家对我们的产品实施高关税或完全禁止措施，那我们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或许就是合适的。”

杰斐逊承认，这样的政策可能要付出代价，但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航运实行高关税和限制，而美国却毫无作为，那就只能鼓励他国采取类似的非自由主义政策：

的确，我们必然看到设置歧视性关税会在实践中带来某些不便。但与其他许多情况一样，我们对此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与我们继续执行非歧视性计划所致损失的财富和力量相比，那些不便完全不值一提。一旦人们认为，我们的体制或惯例一视同仁地对待利用关税和禁止措施阻碍我国贸易与航运的人，利用自由和公平对待我们的人，自由和公平就会统统变成关税和限制。我们能获得信任，让自己的产品公正平等地进入市场，并非出于其他国家的节制和正义，或者由于我们分担了合理的运输成本，而是我们能独立采取手段以及运用这些手段的坚定意志。70

为实施互惠政策，杰斐逊建议采用双栏税则（two-column tariff schedule），即对优惠国家的产品执行一套关税，对非优惠国家的产品执行另一套较高的关税。鉴于他之前的观点，杰斐逊有些令人惊讶地提到这样的歧视性关税可以“间接鼓励同类的国内制造商，吸引外国制造商迁入美国，利用更廉价的生活标准和公平的法律大量制造其产品，也无须缴纳关税，从而确保他依靠自己的技术和产业获得最大的利润”。71

杰斐逊的报告发表促使麦迪逊推动国会立即采取行动，以实施互惠政策。1794年1月，麦迪逊提议与美国没有贸易条约的国家（意指英国）在进口产品和航运上应该面临较高的税率。汉密尔顿竭尽全力阻止这些议案，避免与英国的对抗。72他指出，指望英国的政策因为这些行动而改变完全不切实际，设置新的贸易壁垒对美国的伤害将比对英国更大。“英国……面对胁迫和报复行动将向我们的要求屈服……对希望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来说，理智一点就该明白其中的愚蠢完全不值得慎重对待……英国不会屈服，这是毋庸置疑的。”汉密尔顿在国会的盟友强烈反驳涉及歧视英国的任何互惠措施。73在主要由汉密尔顿撰写的一篇演讲中，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谴责杰斐逊的报告“错误估计了我们同英法两国的贸易状况的力量对比”。史密斯敦促美国控制自己的憎恶情绪，并警告说：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试图用激烈的手段打破各国对贸易普遍实施限制的通行政策，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堂吉诃德之举……这一策略能取得成功的主要论据是我们对英国的供给比英国对我们的供给更重要。但该立场更多是出于我们的自恋，而非各种事实共同给出的确切证明……与英国的贸易战会打击其六分之一左右的贸易，而我们有一半以上的贸易将受到冲击。

史密斯以如下疑问做总结：“为什么这样年轻的一个国家要为了自由贸易挑战全世界呢？或许其精神可嘉，但显然有失谨慎。”74

众议院就麦迪逊的互惠提案展开了激烈辩论，花去了1794年1月的大量时间，麦迪逊认识到可能遭到否决，因此一再推迟对其提案的投票。随着美国经济在1789年之后复苏，很少人希望因为招惹英国而破坏近期的收获。然后到当年3月，内容严厉的英国枢密令不期而至，它指示英国海军封锁整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全部对外贸易。已经把美国人排斥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之外的英国人，将拦截更多的船只，并告诉美国不能再与法属西印度群岛开展贸易。美国人对此义愤填膺。英美关系的危机由此加深，驶入冲突轨道。在华盛顿总统通报了被扣押美国海员的艰难处境后，自大的美国国会宣布对所有驶往外国港口的船只实行30天禁运（后来又延长了30天）。法国对此进行了报复，拦截驶往英国的美国船只，骚扰海员，抢夺货物。局势很快失控，把美国推到与两个大国开战的边缘。

汉密尔顿赶紧警告华盛顿别宣布开战或者对英国采取贸易报复。他否认麦迪逊关于美国有巨大商业实力的说法，他说：“一国高估或者低估自己都是巨大的错误……高估我们自己、低估英国将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忘记了自己只能给对方多小的压力，（以及）可能遭遇多大的麻烦……卷入任何形式的严重冲突，对我们的处境、实力和资源来说都是完全不合适的。”他认为，贸易战给美国造成的危害将大于英国。如果美国切断双边贸易，英国完全可以向其他供应方采购食品和物资，而这一行动“会中断我们的供给，而我们又找不到可替代的需求方，即使在和平时期这一供给对我们也是必需的，如果卷入战争就更是如此”。75

哪一方对局势的估计更为准确？从经济影响力的角度看，双边贸易的数据似乎支持汉密尔顿的观点。英国有近20％的出口销往美国，但只有6％的进口来自美国。相反，美国90％的进口与25％的出口面向英国。76麦迪逊可以辩称这些百分比有误导性，因为美国向英国出口的是重要食品和物资，而进口的则是杂货。然而，对于从美国购买的大多数产品，英国也有替代供应来源。

当年4月，国会考虑停止对英国债权人的还款并禁止贸易往来。汉密尔顿给华盛顿写信说，这些行动“只能对我们的公共和商业信用造成有害影响……政治天空刮起的每阵狂风都可能引发摧毁我们的偿债能力、阻碍还款进程的行动”。具体来说，继续禁运会“破坏我们的财政收入与信贷”。这一鲁莽行动可能“使我们的财政收入遭受突然而猛烈的打击，难以通过其他来源获得补偿。它还会严重中断贸易，并很可能干扰此前一直在增长的关税收入，使财政部面临绝对的资金短缺，这样的事件将从根本上破坏我们的信用”。77

与此同时，麦迪逊提议在6个月内断绝与英国的所有贸易。这一措施对南方种植园主来说过于极端，他们依赖出口，因此后来转而决定停止来自英国的所有进口。1794年4月后期，众议院以58票对38票通过了这一修正案，但参议院的投票出现平局，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投出了决定性的一票，议案被否决。

在避免采取报复措施之后，华盛顿接受了汉密尔顿的寻求谈判解决的建议。总统派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前往英国，以期就中立贸易待遇达成外交共识。杰伊认识到：“没有人能够同英国达成条约而不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78但他依然在1794年后期达成了一份协定，英国同意撤出在北美的边防站（英国在美国独立后已同意撤出，但没有执行），赔偿枢密令导致的损失，并对小型美国船只开放英属西印度群岛。作为交换，杰伊被迫做出了许多会影响美国作为中立商业运输方地位的让步。美国放弃了“自由船只等于自由货物”的说法，接受英国从中立船只上没收敌方货物的权利，因此也不能保护美国船员不被强行征召。此外，根据《杰伊条约》的规定，美国同意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不在商品关税与吨位税方面歧视英国。

该条约的条款非常屈辱，华盛顿推迟了向参议院递交，并试图保密。当条约内容泄露后，舆论哗然。杰斐逊认为条约“极其恶劣”，麦迪逊宣称是“毁灭性的交易”，他们的共和党追随者更是将杰伊视为出卖美国利益的叛徒。79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外交政策协定之一，《杰伊条约》引发了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的重大政治争斗。辩论揭示出了尖锐的政治分歧：关于美国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能否通过商业压力迫使英国开放其贸易和航运政策。1795年6月，参议院最终以非常接近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投票结果，即20票对10票批准了该条约。华盛顿总统在次月签字批准后生效。

《杰伊条约》让贸易歧视议题的争议停息了10年。汉密尔顿赢得了政策之争，延长了对他的财政体制的保护。事实上，在汉密尔顿起草的离职演讲中，华盛顿总统提到了美国应该避免与世界上任何一方结成永久联盟：“我们对于外国的一个伟大行动原则是，拓展我们同它们的贸易联系，尽可能少地维持同它们的政治联系。”华盛顿这样为商业中立和非歧视性进行辩护：

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自由往来，是政策、人道和利益的需要。我们的商业政策仍应该保持公平无偏；既不寻求也不给予排他性的好处和优惠；遵循事物的自然轨迹；以温和的方式实现贸易流的分散和多样化，绝不强迫……但应时刻记住一国要求另一国的无私优待是愚蠢的想法；在那种情形下无论得到什么，都必须付出自己的一部分独立性作为代价；接受那种有名无实的优待可能需要做出对等的让步，而且会遭受没有付出更多、忘恩负义之类的指责。80

《杰伊条约》虽然成功缓解了同英国的紧张局势，美国同法国的贸易关系却快速恶化。法国指责美国在签署该条约时放弃了之前的中立承诺，作为报复，法国海军与海盗宣布对美国船运展开掠夺，在加勒比群岛乃至美国东海岸巡逻，骚扰美国商船。法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对中立船只关闭港口，允许没收曾经停靠英国港口或运输英国产品的任何中立船只。1786年6月之后的一年中，法国抓获了316艘美国船只，并在之后的三年里给美国造成了2000万美元的航运损失。81弱小的美国海军试图保护在加勒比海的美国船只，但收效甚微。于是在1798年6月，国会宣布禁止与法国及其殖民地的所有贸易，这一“准战争”状态持续了两年多。

与华盛顿总统在1794年抵制共和党人对英国开战的诉求类似，约翰·亚当斯总统这次需要抵制联邦党人对法国的开战压力。与之前一样，亚当斯也派出了一个使团寻求谈判解决。在1800年9月达成的协定中，美国同意放弃追索航运业的损失，以换取结束敌对状态。该协定跟《杰伊条约》差不多，远没有实现美国的所有目标，但结束了一度导致国家走向危险的战争边缘的冲突。这样才使后来的杰斐逊政府能继承同英法两国的和平贸易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