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宪法下，美国的政治领袖第一次有机会重塑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哪些一般原则在影响和指导他们的政策观和思考方式？作为启蒙运动的学生和英国重商主义的对手，美国的建国者支持国家之间的自由开放贸易，希望废除妨碍贸易的所有束缚和特权。1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1年写道：“或许是个错误，但我仍倾向于采纳这一现代观点，即把贸易从所有束缚下解放出来对所有国家都是最好的选择。”2托马斯·杰斐逊也赞颂了自由贸易的好处，他在1785年写道：“我认为完全实现自由贸易会让全世界都受益。”杰斐逊在著名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给所有人选择把任何物品带到我们港口来的完全自由，并要求在他们的港口也给予同等待遇，乃是符合我们利益的选择”。3建国者还相信，贸易限制是为了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实施的。正如富兰克林所述：“不同国家实施的大多数限制措施似乎都是其私人利益集团的特殊诉求，只是假以公共利益的名义。”4

在那个时期，自由贸易的概念并不代表零关税以及对贸易没有任何政府限制。政府为财政收入目的而对贸易征税，通常是可以理解的。自由贸易是指一个国家的商人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做生意，只要如数纳税，就不会遇到歧视性的禁止或殖民地特惠规定。自由贸易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开放贸易，各国可以征收进口关税并对航运进行管理，但应该采取非歧视的方式。

美国的建国者很熟悉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那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5斯密的书中批评了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支持“明显而简单的天然自由体系”，即个人能够在政府创建的法律体系下自由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在这种经济自由体制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像重商主义学说描述的那样，是一国得利另一国受损的零和博弈。斯密指出，贸易应该保持自由开放，因为所有国家都能够进口在其他地方相对丰富的产品，而出口在本国相对丰富的产品，从而共同获益。正如他所言（Smith，1976，第457页）：

在每一个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如果外国给我们供给的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的更便宜，那我们最好就用我国优势产业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向他们购买。国家的总劳动……就决不会因此减少……只不过任其随意寻找最有利的用途罢了。要是把劳动用来生产那些可以购买的比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显然没有发挥其最有利的用途。

大多数美国人接受这一观点，即贸易是天然有利的，不需要中央控制，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建立一个可能偏袒某些企业的过于强势的联邦政府。例如在1789年国会对进口关税举行最早期的辩论时，詹姆斯·麦迪逊就这样响应过斯密的学说：

我承认自己支持高度自由的贸易体制，并坚信贸易限制通常是不公正、压迫性和不明智的做法。同样，如果产业界和劳工能自己做主，他们往往会从事最有生产力的活动，并采取比最睿智的立法机构能提供的指导更为确定和直接的方式。我并不认为此类贸易限制能提升国家利益，立法机构为促进特定产业而实施的直接干预只能实现某些个人的利益。6

美国的大多数建国者应该会赞同上述看法，尽管某些人（尤其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希望政府对贸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1782年的写作中，汉密尔顿认为对贸易实行放任、不采取政府鼓励或限制的观点是“最狂热的自相矛盾的猜想之一，已经在我们中间逐渐立足，却与各个最进步国家的通行做法和认识相左”。在汉密尔顿看来，既然这一信念“与所有地方为促进贸易而制定的各种制度和法律冲突，与各国不遗余力地培育某些产业并限制另一些产业的事实相悖，与我们已了解到的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相矛盾，还与撤销这些措施可能带来的显著危害不相符，任何了解贸易历史的人都会拒绝接受”。7(www.daowen.com)

不过，亚当·斯密还讨论过自由贸易一般原则的几种例外情形。美国的领导者发现这些例外尤其适用于自己国家的情况。例如，斯密认为保护与国防关系重大的国内产业或许是必要的（Smith，1976，第463—465页），他对《航海条例》的辩护就是基于：国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致富”。斯密还提出：“有时或许值得考虑，当外国采用高关税和禁运来限制我们的某些制造品进入其国境时……继续自由进口某些外国产品是否合适。”（第467页）在此情形下，采取互惠政策或者对外国贸易壁垒采取限制从该国进口的报复政策，或许是合适的选择，这取决于报复成功取消外国壁垒的可能性。虽然斯密怀疑各国每次遇到此类情形是否都应该如此反应，但他显然认为报复可以在维持贸易开放上发挥建设性作用。8

美国的政治领袖虽然支持自由开放贸易的目标，但也很清楚斯密提到的两个理由——国防和互惠——与自己的处境关系密切。独立战争期间关键物资（如军火和服装）依赖进口带来的问题，依然记忆犹新。各州在19世纪70年代无法对英国的贸易限制采取集体反击行动，则是制定新宪法的重要动因。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当时面临两个重大问题：美国是否应该制定自己的航海法规扶持本国航运业，压制外国商船？美国是否应该对影响自己出口和航运的外国贸易限制与歧视性政策采取以牙还牙的对策？大多数人相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应该是无条件的，当然对具体政策应如何设计还存在激烈争论。所以虽然建国者开放贸易，他们同时也高度关心国防问题和有害于美国贸易的外国歧视。

在航运业方面，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美国应该制定能够扶持本国航运业的航海法规。杰斐逊就写道：“作为一门产业，航运业有其价值，而作为国防资源，则不可或缺。”9争议更大的是美国对外国的贸易禁令、关税和管制的反应，而不管这些措施是不是专门针对美国。实际上，对建国者支持的自由贸易来说，最重要的条件是，如果美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其他国家是否必须做到互惠。如果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市场，美国或许也不得不效仿。1785年，杰斐逊希望首先能“打开所有的贸易之门，去除全部锁链。但由于其他人做不到，除非他们能为了我们做到（欧洲是没有可能的），我想我们也只能采取在自己的港口限制他们的制度，与他们对我们的做法一样”。0麦迪逊则这样写道：“如我设想的那样，大家确实非常希望贸易管制，包括各种限制和关税都是没有必要的……完美的自由体制是我的选择。”但他接着又讲：“那样的体制能够对美国适用的前提是，必须互不相欠，也就是说，只有其他所有国家都能接受，这一体制才能实现。”11

关于政府在外贸中的角色的很多早期讨论，还反映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不同看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联邦党人认为美国将仿效英国，成为商业强国，不仅有庞大的都市、强劲的金融系统和繁荣的贸易，还有均衡的经济结构，制造业和农业共同发展，继续同英国保持密切联系。相反，杰斐逊和麦迪逊则认为美国将继续成为农业国，主要发展农业。杰斐逊的著名言论是“耕种土地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最具有美德，最热爱自由，其利益与国家利益最密不可分。杰斐逊等人对商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人缺乏忠诚和道德。他们不希望制造业发展，因为这会增加生活在城市贫民区的工人数量，而那些人缺乏共和精神。

因此，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态度是亲法反英，亲农业和农民，反金融和大型制造业。他们把以英国为首的大商业和制造业势力作为腐朽堕落的代表。而美国要捍卫共和精神，则必须避免走这条发展道路。杰斐逊希望美国保持农业国的地位，用过剩的产品交换远方生产的制造品：“只要我们有可耕作的土地，那就希望我们的国民永远不要围着工作台或纺纱杆打转。农业中需要木匠、石匠和铁匠，但对于一般的制造业来说，还是把工厂留在欧洲为好。”12有些时候杰斐逊同他的伙伴甚至希望让美国完全撤出世界贸易。13他们对贸易的矛盾心理反映出当时的人们（至少某些精英）讨厌商业活动的道德败坏效应，因为此类活动过于关注大众产品及奢侈品的消费。他们不得不在这一态度与反对政府限制个人自由之间寻找平衡。

不过，上述指导思想的争论最终对国家政治领导人面临的政策选择没有太大影响，他们所做的决策还是基于对国家所处形势的现实评估。正如乔治·华盛顿所述：“哲学家和聪明人中间一直有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即外贸对任何国家是否真正有好处，贸易带来的奢侈、娇柔和腐朽能否由它产生的便利和财富抵消。”但他接着说，答案“对我们来说其实无关紧要……因为美国盛行的贸易精神不可阻挡”。14这一现实也迫使杰斐逊（带着些许不甘）承认：“我们美国人民对航运和贸易有明确的态度，这是从他们的母国继承而来的，他们的公仆则有义务从这一事实出发考察各种政策措施。”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