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相信，面对美国摇摇欲坠的经济，解决方案是劝说英国枢密院取消限制性法令，从而刺激美国的航运业和出口产业，缩小贸易赤字，防止铸币枯竭以及结束通货紧缩。为此，美国人把希望寄托在与英国的贸易协定上面，以恢复他们过去作为大英帝国一部分而享有的商业利益。新英格兰的商人尤其呼吁国会通过某些途径解决英国的贸易限制政策。

1784年，以扩大出口为核心目标，国会制订了一份计划，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打开美国商船和货物进入外国市场的通道。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已经同荷兰和瑞典达成了贸易协定，但国会还希望与两个最重要的强国——英国和法国——达成协定，以及普鲁士、丹麦、托斯卡纳、葡萄牙、俄国等国。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杰伊（John Jay）每人获得了两年的任期开展这些贸易谈判。亚当斯被派往伦敦，杰斐逊去了巴黎，国务卿约翰·杰伊则留在纽约，利用外交渠道讨论其他可行协定。

在伦敦，亚当斯试图说服英国官员：他们给美国贸易设置的障碍是不利的。他建议各国对港口船运彼此给予“国民待遇”。但他很快发现，英国人对任何严肃的谈判完全没有兴趣，这些官员都深受一本小册子的影响，这本小册子题为“对美国与欧洲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Commerce of the American States with Europe and the West Indies），由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ld）在1783年发表。该书强烈主张英国应该维持对美国的贸易限制。谢菲尔德敏锐地观察到，新诞生的美国国会不能对各州的贸易进行管制，因此也无力对英国进行报复。此外他还指出，达成贸易协定对英国没有意义，因为即使没有协定，英国也可以继续进入美国市场，而不会受到任何歧视。英国完全可以捍卫自己的商业利益，不用做出任何让步，不用担心来自美国的任何报复。

谢菲尔德的小册子在大西洋两岸都引发了轰动，因为它正确地指出了美国政府体制的一大关键缺陷。1777年制定并在1781年实施的《邦联条例》为联邦政府建立了法律框架，并严格限制其权力。根据该条例，美国本质上是由13个独立州组成的联盟，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该条例第2条规定：“州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凡未经本条例明确授予合众国共同国会的权力、司法管辖权和权利均由各州保留。”由于明确授予国会的权力非常少，所以政治权力高度分散表现为各州拥有主权地位，联邦政府极其孱弱。

另外，《邦联条例》第9条明确规定：“不能通过有关的贸易协定限制相关各州对外国人及其本地民众征税的立法权，或限制各州禁止任何类型货物或商品的出口或进口。”因此，美国政府没有能力对英国的贸易管制做出反应。由于13个州各有其贸易政策，美国就没有全国性的贸易政策。

亚当斯写道：“美国愿意让自己领土上的所有港口对英国的船只、商人和商品敞开大门，我已做好准备代表他们表达对这样的条约的信念，只要能得到贵国的互惠约定，让你们的港口能够对我们的船只、商人和产品同样开放。”40但在英国外交官询问美国能够为改善贸易待遇拿出什么好处时，亚当斯却无法具体作答。结果英国官员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亚当斯对于他自己和美国未受到外交尊重颇为恼怒，但谢菲尔德说得没错：美国的谈判地位过于脆弱，因为它的市场已经开放，而且政府没有能力关闭。英国政府的立场则很简单：既然美国已经选择了独立，就不再有资格享受殖民地的特权，由此放弃了在大英帝国内部开展贸易的全部固有权利。

在认识到自己的出使徒劳无功后，亚当斯接连给国会发送急件，说明以报复作为威胁是劝告英国达成贸易协定的唯一办法。他坚持采取这一行动：(www.daowen.com)

面对他们给我们的贸易强加的所有不平等负担，保持耐心对我们毫无益处；也不会对维持与该国的和平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只有报复措施、对等限制和关税，做出我们的防御姿态，才会产生效果……限定我们的出口产品用自己的船只运输，对所有外国奢侈品苛以重税，并鼓励我们自己的制造商，在我看来才是我们唯一的资源，当然我也非常清楚走这条路会遇到很多困难。41

很自然，只有各州能协调行动，上述报复措施才可行。而这又进一步要求各州赋予国会对全国贸易进行管制的权力。亚当斯给国会寄去了一本谢菲尔德的小册子，并痛陈其影响力：“该书的论述对我们毫不尊重，明目张胆地算计如何打击我们幼小的船队和海员，但它之所以能被采纳，完全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没有统一的立法机构管理贸易事务。”42

亚当斯的挫折感与日俱增。美国提出了条件优厚的开放贸易建议，但英国和法国依然坚持保留它们对殖民地贸易的排他权。亚当斯在1785年写道：“美利坚合众国不遗余力地在世界上推广自由贸易这一崇高理想，比法国所有经济学家所做的还要多……然而这一自由既没有被普遍接纳也没有以互惠的形成得到认可。”作为高产的通信者，亚当斯向留在祖国的同僚警告他所处的艰难谈判环境，并认为转为强硬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迄今为止一直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豁达平等的自由主义幻象中，法国和英国却没有以同样的态度回应，而是长期奉行自私偏狭的立场，利用我们，甚至不惜打压或破坏我们的贸易方式和实力。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无谓地继续充当受骗者。我愿意冒险采用垄断权和排他权，只要发现这些手段是抵御垄断权和排他权的唯一武器。”43

杰斐逊在同法国政府谈判以便让法属西印度群岛对美国船只和产品开放的过程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他发现法国人没有什么兴趣改变政策，或者让法国的烟草垄断商增加从美国的采购，以帮助他的家乡弗吉尼亚。与之相似，约翰·杰伊在说服其他欧洲国家达成友好的贸易协定方面也鲜有成功。亚当斯给杰斐逊写信说：“我的朋友，我们绝对不能陷入自己的自由主义情感幻想。如果不能取得互惠的自由主义结果，我们就必须采取相互对等的限制、排他、垄断和关税。我们提出的条件是公平的，甚至比公平更有利。但如果遭到拒绝，我们也绝不能甘当傻瓜。”44

亚当斯与杰斐逊在许多信件交流中讨论了当时的情况和绕过《邦联条例》的办法。但即使作为外交官能够做出可信的报复威胁，他们或许也难以通过谈判得到令人满意的贸易协定。美国的要求远远超出双边贸易的改进：它希望加入欧洲列强同其海外殖民地的间接贸易，特别是在西印度群岛，以及让美国的船只和产品能够直接进入欧洲母国的市场。美国实际上是在要求欧洲国家结束重商主义，把所有贸易置于开放和非歧视的基础之上。然而英国和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当然都希望保留对自己殖民地的垄断权。美国是局外人，一个要求进入排他性殖民地贸易网络的非殖民国家。这个新兴国家要求的太多，能够回报的太少。赛特瑟（Setser，1937，第74页）指出：“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美国要求的特殊待遇是欧洲国家相互间都从未给予的……面对这样一个拿不出什么作为回报的新兴国家的要求，外国政府当然拒绝改变其现有政策。”

为期两年的外交使团在1786年5月到期，无功而返。通过发展贸易重建经济繁荣的期望变得暗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