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3年结束的七年战争（在美国被称为“法国人与印第安人战争”）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为了保护北美殖民地免受邻近地区的威胁。这场战争的代价极其高昂，使英国政府的债务从1757年的不到8000万英镑增长到1764年的1.34亿英镑。债务的年利息在当时达到近500万英镑，而政府的年收入只有约900万英镑。14

除偿还债务面临的财政挑战外，英国政府还必须承担给新扩张的北美领地提供保护的巨大日常成本。由于战争的胜利，英国获取了广袤的领土，不只是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部分北美地区，还有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的部分地区，但都需要提供防卫。在北美维持约1万人的常备军的成本，几乎是英国政府预算的近4％。15但由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外来威胁已被消除，美洲殖民地居民并不理解英国为何要为保护这些殖民地付出如此高昂的费用。

鉴于北美殖民地的经济规模以及战争成本正是为那里付出的，英国官员自然认为殖民地居民应该为支付防务费用和偿还债务做出更多贡献。于是，接连几任英国政府都试图从他们眼中的富庶而税负较低的北美殖民地获取更多财政收入。令英国政府沮丧的是，他们采取的大多数措施都遭遇了激烈的抵制。

在1764年的《食糖法案》（Sugar Act）中，英国议会要求北美殖民地给英属西印度群岛之外地区进口的食糖和糖浆支付3先令的税收。这其实只有1733年开始征收的官方税率的一半，但之前的税收传统上并未被北美商人和英国海关官员认真执行。海关部门这次被重新整顿，以便更好地执行法规，打击走私，增加税收。这些措施在殖民地造成了诸多怨言，但没有形成直接对抗。

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Stamp Act）对公共文件和印刷资料征税，包括法律文件、报纸、房契和纸牌等。尽管此类税收在英国很普遍，但在殖民地还属于新税种，激起了强烈抗议。商业发达的殖民地（主要是马萨诸塞和纽约）的居民认为他们在英国议会没有合适的代表人，因此不能接受这类国内税。他们采取的立场是，英国有权对殖民地的外贸进行管制，但不经当地人同意，不能征收国内税。英国官员则拒绝对内和对外税收的划分，声称自己有权征收选定的任何税种。

除了骚扰那些负责执行《印花税法案》的地方官员外，殖民地抗议者还在寻求完全取消该税种的办法。“印花税法案会议”（Stamp Act Congress）是各殖民地代表首次自己发起的联合会议，试图对英国的行动做出统一的反应。1765年10月，殖民地代表通过了一份《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其中谴责说：“英国议会最近的几部法案征收的税收，从这些殖民地的实际情况看，将极其沉重和痛苦，再考虑到铸币的稀缺，这些税收的缴纳完全无法实施。”印花税法案会议还声称，这些税收非经他们的同意不能征收，并指出：“对这些殖民地的贸易限制将使它们无法购买英国的制造品”。各殖民地还同意，将通过禁止进口协议的形式施加商业压力，迫使英国方面废除《印花税法案》。16

禁止进口运动起初是私人发起的行动。当年10月后期，纽约的200位商人领袖宣誓从1766年1月起停止进口英国产品。费城和波士顿的商人很快效仿。抵制运动的领导人认为，由此带来的销售损失会迫使英国出口商在伦敦开展游说。1765年11月，英国驻波士顿的指挥官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这样描述上述策略：

他们的第一个抗议计划——恐吓征收印花税的官员，甚至威胁用起义来阻止印花票发行——已经完全实施。为了争取英国商人的支持，美洲商人写信说，如果不废除《印花税法案》，就不会给他们输送谷物。有些人甚至说，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将不会偿还债务。他们还自鸣得意地说，在这些情况下英国议会将被劝服废除该法案。17

北美殖民地商人并不是纯粹出于原则开展行动，他们还利用这个时机削减原来的大量存货，那是在七年战争结束时的繁荣期之后的萧条期间积累起来的，出货的价格水平比正常情况下要高得多。

殖民地对英国产品的抵制有多大影响并不确定，因为禁止进口只持续了几个月光景，并正好赶上普遍经济下滑。北美从英国的进口在1766年下跌了7％，而1765年的跌幅是14％，很难区分禁止进口和衰退对贸易下滑的影响。18北美殖民地的订单减少在英国感受很强烈，那里也在经历经济下滑，英国商人带着请愿书涌向议会，讲述美洲订单取消造成的困难和就业损失。19

就算禁止进口的经济影响比起衰退来说并不大，其政治影响却足以让抗议者达到预定目标：英国制造商的压力成为英国议会废除《印花税法案》的重要推动力。议会认识到，该法案和食糖关税带来的收入甚少而抱怨太多，随即在1766年3月取缔了这两项措施。当这一消息传到殖民地后，禁止进口的抗议运动迅速销声匿迹。

不过，在废除上述法案的同时，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宣示法案》（Declaratory Act），宣布它拥有制定法律和管理殖民地的完整权力，并重申了对外部和内部贸易征税的合法权力。英国依然竭力想把殖民地经济作为政府收入来源，新任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Charles Townshend）建议在主要殖民地港口城市设立海关特派员，以加强关税法律的执行，确保进口税的征收。他还建议对许多不同商品实施新的低关税组合，初期包括茶叶、玻璃、纸张、铅和油漆原料，后来扩大到其他产品，以减少走私和逃税。他很注意确保这些税收是面向对外贸易，而不涉及容易引发争议的对内税收。

然而唐森德的这些措施（其中包含让士兵驻扎到私人家里的有争议政策）在殖民地激起了比《食糖法案》更大的抵抗，再次引发了贸易抵制。对唐森德政策的反抗在1768年逐渐酝酿，这次是民间领袖而非城市商人主导了抵制进口和消费英国产品的运动。针对关税的讨论持续了两年，才说服商人制定出有效的禁止进口协议。与以前一样，某些商人一开始支持禁止进口，是将此作为以高价出清存货的机会。但这次的商业状况普遍较为景气，商人很不希望停止贸易。他们需要贸易维持生计，不想看到禁止进口的措施长期执行。与之相反，当地的技工和手工业者热情欢迎禁止进口的措施。这些自雇性质的制鞋匠、铁匠、肥皂和蜡烛生产者、家具制造商以及绳索编织匠等生产与英国进口相竞争的产品。他们不只希望通过抵制给英国施压，还期盼以此削弱外国竞争，促进本地的制造业活动。20

在此情形下，第二次禁止进口运动是逐渐兴起的，在各殖民地发展不平衡。到1769年春季，三个主要港口城市——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商人实施了禁止进口协议。到1769年夏季，禁止进口运动扩展到南方殖民地。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进口在1770年减少，而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进口则丝毫没有下降，那里的烟草种植者有大量债务要偿还。不过整个殖民地从英国的进口总量在1769年还是下降了38％。

到这个时候，另一届英国政府正在另行思考对美洲的关税。诺斯勋爵（Lord North）的政府再次看到，这些关税没有带来多少收入，却造成了普遍的怨恨情绪。于是诺斯建议取消其前任开征的税收，英国议会在1770年4月废除了唐森德的关税，只保留了对茶叶的关税（占全部关税的3/4）。与取消印花税不同，本次行动不是因为抵制进口而受损的英国商人施加政治压力所致。可是对禁止进口运动的领导者来说不走运的是，殖民地的抵制恰逢英国制造商的订单大增。俄土战争导致欧洲对毛纺织品的需求增加以及国内的大丰收，让英国经济减缓了与北美的贸易下降带来的冲击。21虽然这次禁止进口运动导致的贸易跌幅超过对《印花税法案》的抗议行动，却没能严重打击英国商业利益集团，他们也并未在取消关税中发挥关键作用。不过，以上事件发生的时机却让众多殖民地居民认为，英国政府再次对他们的要求屈服了。(www.daowen.com)

美洲禁止进口运动的领导者强烈主张，抵制行动应该继续，直至对茶叶的关税也被废除。但商人无法抵制以英国方面的让步作为重启贸易的理由，禁止进口运动很快瓦解。贸易量在1770年有所恢复，到贸易往来回归正常的第一个整年，即1771年大幅提升。

此时已形成了一个模式：英国的新税收实施后，将引发禁止进口运动，英国的政策制定者随即撤退。殖民地人民从中得出结论（对《印花税法案》适用但对唐森德关税其实不适用）北美的贸易禁令可以左右英国的政策。他们从经验中得到的印象夸大了己方通过经济手段压制英国政策的能力。实际上，禁止进口运动只是在凑巧赶上英国经济下滑时才发挥了显著作用；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在1765年仅有15％的英国出口是面向北美殖民地的。2但美洲拥有强大的商业杠杆力的印象却留了下来。后来，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还将尝试运用各种商业压力——抵制、禁运和禁止进口来对抗英国，并因为这些行动无法给英国的政策带来预想的改变而反复感到惊讶和懊丧。

从1770年到1773年早期，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平静得出奇。这段时间，殖民地的不满在发酵，但英国政府并未采取可能招致广泛不满的任何新行动。然后弗吉尼亚遭遇了经济危机，新的茶叶法案激怒了马萨诸塞州。在南方，弗吉尼亚的种植者已经被沉重的债务拖垮，仇视控制其贸易的苏格兰代理人，同时又面临烟草价格在1772—1773年的大幅下挫。在英国爆发并很快传递到殖民地的金融危机成了导火索。烟草价格下跌了一半，给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种植者提供的信贷被停止。沿海地区种植者的债务负担随即高涨，带来了抵押拍卖和人身监禁的风潮。这场灾难强化了反英情绪，切萨皮克地区的种植者认为，只有不再遵守《航海条例》的规定，让他们自由地把产品直接卖到世界市场，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前景。23

英国议会在1773年早期通过的《茶叶法案》（Tea Act）也将北美殖民地拉回与英国的对抗。该法案的目标是帮助在财务上遇到麻烦的东印度公司，给予它在殖民地的茶叶销售垄断权。英国政府还试图削减茶叶进口税，并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将货物运往北美，而不再需要经停英国，以此打击走私者，有人相信北美消费的茶叶中有2/3是走私的茶叶，没有缴纳关税。把走私茶叶纳入合法贸易渠道并对其征税，可能带来巨大的财政收入。24

尽管英国的措施实际上降低了合法进口的茶叶价格，殖民地的商人却抗议授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和缴纳关税，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卷入了走私活动。这些人成功地动员其他殖民地居民起来反对英国的行动，到1773年秋季，北美各港口开始拒绝接收运载茶叶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在波士顿，几艘货船靠岸了，但未被允许卸货。在依靠走私茶叶获利的当地商人煽动下，民众于1773年12月16日聚集到码头，大约150人冲击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把342箱（约9万磅）茶叶倒入大海。可见，著名的波士顿茶叶党并不是抗议不公平的增税，因为关税其实下降了，而是反对英国人通过打击茶叶走私而让东印度公司掌控茶叶贸易的企图。25

被这些事件激怒后，英国官方于1774年春通过了一系列《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在美国被称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关闭波士顿港口，直至被损毁的茶叶获得赔偿，并授予皇家总督对当地政府的直接控制权，要求殖民地为英国士兵提供住房和给养等。英国和北美13个殖民地就此驶入了冲突的轨道。

北美各殖民地通过1774年9—10月召开的第一次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联合起来。该会议否认了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内部事务的管辖权（除非与对外贸易管理有关），并尖锐地提出无代表不纳（国内）税。大陆会议发表了《权利和冤情声明》（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解释说殖民地人民“会欢欣地支持执行英国议会的法案，只要是为了确保母国在整个帝国的商业利益，以善意管理我们的对外贸易即可”，但拒绝“任何不经北美民众同意即以内部和外部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想法”。此外，该声明继续写到，殖民地人民“被赋予了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从来不曾向任何主权国家出让过不经他们同意而处置这些权利的授权”。26

各殖民地本质上是想回到1763年之前英国对它们的内部事务善意放任的状态。它们还要求废除1763年后制定的若干法律，但并不包括已经被当作《航海条例》组成部分的《茶叶法案》。大陆会议呼吁从1774年12月起禁止进口所有来自英国、爱尔兰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产品，直至《强制法案》被废除。在发布以上要求后，代表们休会至1775年5月，静待英国方面的反应。

英国选择了武力解决的办法。1775年早期，英国政府宣布马萨诸塞陷入叛乱状态，派军队占领波士顿，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战斗随即爆发。1775年5月，大陆会议决定在禁止进口之外增加禁止出口：一年之后禁止所有对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出口。出口禁令的推迟执行是对南方的妥协，它们的代表声称立即实施禁运会给种植园主造成巨大而且不公平的负担，因为当年要出售的作物早已开始种植了。

图1.1　1763—1790年北美殖民地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出口和进口价值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Z-213-14，Z-227-28。

对英国的全国性贸易禁运行动比之前的禁止进口运动有严重得多的效果。如图1.1所示，来自英国的进口在1775年大幅蒸发，1775年的出口则在增长，因为北美的农民和种植园主竭力把尽量多的货物发往英国，次年的出口则消失了。英国军队和殖民地武装力量那时已经在马萨诸塞展开战斗，殖民地开始走向追求独立的道路。

这一时期有许多政治宣传册介绍殖民地在英国宪法之下的权利，主张美国的独立主权，但根本的诉求还是经济方面的。林德和沃德斯特雷奇（Lynd and Waldstreicher，2011，第609页）提到：“商业方面的分歧先于宪政方面的分歧，该现象在那些年中反复出现……很重要的一点是，殖民地人民把经济和宪政的主张在主权问题上融合起来，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经济因素的原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