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贸易政策的分歧如此之大，却能在上文介绍的每个时代中表现得极其稳定呢？某些地方的经济利益依靠出口，而其他一些地方却会受到进口的伤害，由此带来了政治冲突。贸易政策连续性的根源，则在于美国经济地理特征（即不同地区特有的经济利益）的稳定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地理特征（这些利益集团在国会的代表人）的稳定。

在经济地理方面，跨国贸易品的生产，如农作物耕种、矿产资源开采和制造品生产，往往集中在美国的特定区域，而且会长期持续，即使没有几个世纪，也有数十年之久。进出口贸易的产品构成通常也会长期保持稳定。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农场主、矿场主和制造商对贸易有着长期持续却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有人要向外国市场出口产品，需要相对开放的贸易；有人则面临外国竞争，需要保护性关税限制进口产品。由此，国家的不同地区及其不同的厂商利益集团，对于特定贸易政策往往有非常稳定的倾向性。既然国会议员通常反映各自选民的利益，国会的投票格局自然也就呈现出时间上的连续性。

这一观点的逻辑反映在图I.2中：生产上稳定的经济地理特征加上贸易的稳定构成，产生了稳定的地区性厂商利益集团，然后形成国会在贸易政策方面稳定的政治地理特征。在本书的整个历史论述中，我们都将看到这种格局一再出现，使原有政策很难得到改变，除非像南北战争或大萧条那样的巨大冲击到来，并导致政治权力的重大调整。当然，如果某个产业的地理分布或贸易构成发生变化，地区经济利益也会受到影响，国会的投票格局将随之改变。下面将更细致地对其中的每个环节展开分析。

图I.2　贸易政策制定的逻辑

影响贸易政策最重要的经济利益集团是国内生产商，也就是企业及其雇用的员工。人们经常说，美国实行“生产商导向”的贸易政策，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尤其听从国内农场主、矿场主和制造商的声音。这些企业利益集团不仅深深卷入了政策制定过程，而且经常集中在国内的特定区域。不同区域的不同特征，如与农业有关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与矿业有关的地质因素，与制造业有关的距离自然资源的远近等，导致它们专业从事不同的农作物、矿产资源和制造品的生产。例如，人们经常把棉花生产与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联系起来，钢铁生产对应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烟草生产对应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小麦生产对应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汽车生产对应密歇根州，煤炭生产对应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金融服务对应纽约州，铜矿生产对应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高技术产品对应加利福尼亚州，飞机则对应华盛顿州，等等。

图I.3大致描绘了美国的经济地理格局。最早在19世纪早期兴起的绵长制造业地带从新英格兰地区跨越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北部，直至中西部地区的北部。该地区包含早期的纺织业和毛织品工业（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州），钢铁工业（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以及后期的汽车工业（密歇根州）和农业装备工业（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烟草生产一直集中在南方各州北部，棉花生产则在南方各州南部。中西部存在跨越明尼苏达州、北达科他州和堪萨斯州的小麦带，跨越艾奥瓦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玉米带，以及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的乳制品带。

地理上的这一生产分工可以延续数十年之久，但并非永恒不变。14在19世纪的多数时候，棉纺织品生产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但电力发展让工厂摆脱了对水力的依赖，使其在20世纪早期逐渐向南方迁移，以节约劳动力成本。棉花生产集中在南部，1820年从南卡罗来纳州起步，在之后一个世纪缓慢向西推进到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钢铁生产集中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最早是因为当地有煤炭和铁矿资源，直至20世纪中期，这两个州仍占全美钢铁生产总量的大约2/3。到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外国竞争加剧，以重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地带成为著名的“锈带”（Rust Belt），工厂被关闭或迁往南方发展起来的新制造业地带。15

图I.3　美国的经济地理格局

既然美国的农场、矿场和工厂都具有地理集中性，这些企业跟贸易的利弊关系又是如何决定的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企业的产品是出口到外国市场还是面临进口产品的竞争。总体而言，面临外国竞争的企业希望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面向外国市场出口的企业希望对进口产品征收低关税。出口商与面临进口竞争的企业有相反的利益诉求，因为国际贸易要求用出口产品交换进口产品，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任何削弱进口的政策干预都将削弱出口。

出口和进口的相互依赖关系早就被人们认识到。所谓“勒纳对称定理”（Lerner Symmetry Theorem）指出，对进口征税等同于对出口征税。实际上，政策制定者在利用税收限制进口时，也在用税收限制出口。16因此，出口导向型企业与面临进口竞争的企业之间经常为贸易政策展开政治角力。出口商往往成为反对高关税团体的带头人，同要求提高关税免受进口产品竞争的企业相对立。例如在19世纪，依赖棉花和烟草出口的南方各州就强烈反对北方各州制造商主张的高关税政策。

同一个产业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对贸易也有相反的利益诉求。关税会提高国内产品的售价，保护国内生产商，但国内消费者会因此付出更多，承担损失。事实上，关税等于是给国内生产商提供了补贴，而税收来自进口产品及其国内替代品的消费者。这里的消费者不仅指居民家庭，也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产业。许多贸易政策争斗发生在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商与最终产品的生产商之间。例如，国内的羊毛生产商（饲养绵羊的农场主）要求对进口羊毛征收高关税，而国内的毛织品制造商则要求实施低关税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www.daowen.com)

只要贸易构成保持稳定，生产商对贸易政策的利益倾向也会保持稳定。贸易的构成，即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的类型，则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以及技术水平等。由于这些基本特征的改变通常较为缓慢，贸易构成也就往往较为稳固。美国在两个世纪前出口棉花和小麦，今天依然如此。美国在两个世纪前进口服装、钢铁制品和热带产品，如今也没有改变。

图I.4显示的是美国在1821—2010年的出口（A）和进口（B）的大类构成。南北战争前，食品和原材料（棉花和小麦）占出口的2/3左右，制造品（服装和金属制品）则占进口的约2/3。此格局反映出美国相对于英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有较丰富的可耕地，较贫乏的劳动力和资本。自然，当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与技术水平发生变化时，贸易构成也会随之改变。美国在整个19世纪都在积累资本，并着手开采丰富的矿产储备，尤其是铁矿石。这使美国逐渐成为矿产品密集型资本品的出口国，如钢铁制品，而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则继续依靠进口，如服装等。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商对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国竞争的兴趣逐渐减小，更多关注向外国市场出口，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商则继续面临外国竞争压力，希望维持高关税。贸易构成的这一演化给不同经济产业的利益诉求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将如下文所述，最终表现在国会的贸易政治斗争中。

图I.4　出口产品（A）和进口产品（B）的构成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series U-213-34；1980年以后的数据来自www.bea.gov。

生产的地理分布缓慢变化加上贸易构成缓慢变化，意味着许多州在贸易政策上有着立场分明并长期延续的经济利益倾向。因此，在贸易政策的政治角逐中，各州的立场往往是持久不变的。在19世纪大多数时候直至进入20世纪后的较长时间里，国会对贸易议题的投票都有一条南北分明的界线。简单来说，北方是制造业生产区域，南方则是出口农产品种植区。17图I.5描述了1828年和1929年对提高关税的众议院投票的地理分布，尽管两次投票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其地理分布格局却惊人相似，同一个州的代表在两次投票中的支持比例的相关系数达到0.70。这充分表明稳定的经济地理特征加上稳定的贸易构成，如何导致国会投票稳定的政治地理结构。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会开始对总统的谈判授权和贸易协定进行投票，而不是针对具体的关税率，投票分布格局也变得更为混杂，并隐约出现了东西部之间的对立。即便如此，对于1828年组成联邦的22个州来说，1828年对关税议题的投票与1993年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投票之间的相关系数依然高达0.60。

图I.5　1828年和1929年众议院对关税法案的投票

资料来源：Map courtesy of Citrin GIS/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Lab，Dartmouth College。

强调地区经济分工和特定产业的贸易利益倾向，是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各个产业与地区之间的调整有较高的成本。18另一种思路是，某些类型的生产要素，例如技能工人、非技能工人、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等，不论其所处的具体产业如何，会有相似的经济利益诉求。这样，有关贸易政策的政治斗争就主要发生在不同的生产要素之间（资本所有者同劳工的对立，技能工人同非技能工人的对立等），而非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出口导向型产业同面临进口竞争的产业相对立）。19

当然在美国历史上的多数时候，不存在与贸易政策有关的协调统一的“资本”或“劳工”利益集团，因为有太多不同类型的资本和劳动力受到对外贸易的不同方式的影响。遭遇进口冲击的产业（钢铁、纺织和服装）的资本所有者和雇员，与出口产业（农业、机械或航空）的资本所有者和雇员对贸易政策通常有大相径庭的看法。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全国性工会组织通常拒绝在贸易政策中采取某一立场，因为各家工会出于自身所在的特定产业，对主张何种政策往往意见不一。所以，经济利益集团常以某个产业的生产商协会为基础来组织，如国家羊毛养殖商协会（National Wool Growers Association）、美国钢铁协会（American Iron and Steel Association）、美国农场局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或者工会，如联合汽车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联合钢铁工会（United Steelworkers）、联合服装与纺织业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and Textile Workers Union）、联合矿业工会（United Mine Workers）。针对关税的议案还往往以产品分类（化工产品、金属产品、服装等）来组织，而不是根据生产中使用的基本要素特征（劳动力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等）。国会则按照每个产品、每个产业的分类对关税逐一展开辩论，这只会强化企业和工会在产业层面进行组织动员的激励。

前文提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的投票转向贸易协定，而非具体关税率。在贸易协定中，特定产业利益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更宽泛的“阶层”因素的作用则比过去更加突出。如图I.4所示，工业部门内部的贸易增加导致如今的出口和进口主要是制造品，意味着经济利益更少取决于产业划分，更多关系到要素使用的密集度，例如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技能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此情况下，经济利益将由要素类型或经济阶层的因素决定，它们可以形成广泛的相互对立的联盟，如跨越各个产业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AFL-CIO）］或者商会组织［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等。由此导致在最近几十年来，产业工人与工会组织总体上反对贸易协定，跨国公司和资本家则持支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