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出现和发展，对译者身份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翻译研究不再把翻译看作是孤立的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语言转换，而是把翻译放到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强调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的影响。

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都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勒菲弗尔所提出的改写理论对译者的传统身份提出了质疑，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意识对翻译的反作用。就新闻翻译而言，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动性更强，实则是新闻文本的再创造者，其作用不低于新闻原作者。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译者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译者不仅仅是单纯地对原文本进行语言转换，也在通过对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对原文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进行转换。因此，对原文改写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译者针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译本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做出选择的过程。苏珊·巴斯奈特更进一步地将翻译视作是“译者摆布文本的过程”。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

在“语言的评价意义与译者的价值取向”一文中，张美芳认为译者偏离原著价值取向并非不忠实于原文，而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对原文的忠实，这一看法也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及其对翻译的反作用。李常拴也提出“译者的能动性贯穿翻译活动的始终”，在不同情境下，译者会通过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适当调节。(www.daowen.com)

由于新闻文本的特殊性，新闻译者在新闻翻译的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基于原文本和新闻题材的写作规范对源语新闻进行再创作。译者会对原文本的内容和结构进行调整和改写，从而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预期和兴趣，顺应目的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提升新闻译文的可读性，在这一过程中新闻译者实则为原文的改写者和再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