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受外界影响自古有之，这也是文化交流之必然。中国两度被少数民族统治，但中文的“蒙古化”和“满化”却是极其有限的（余光中：《论中文之西化》，2002：86）。印度语言和文化凭着宗教的力量影响了我们近两千年，影响了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但梵文对中文的影响非常有限。从语言方面说，通过佛经翻译输入了大量佛教词汇。这些词汇历经时间的冲刷和淘汰，能保留下来的，自然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如“菩萨”“阎罗王”“刹那”“五体投地”“因缘”“意识”“解脱”“一尘不染”等。此外，汉语的语法结构多少也受到了影响。在梵文句法影响下，出现了“如是我闻”这样的表达方式。汉语助词“于”在先秦两汉书籍中从来不用在动宾之间；魏晋六朝时译经，为了凑韵文字数，才有了这种用法，如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中就有“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等句子。此种用法，后来传到皮黄戏词里，就出现了“打骂于他”“取笑于我”的说法（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1984：75）。今天我们见怪不怪，还把这些当作我们的古语。

佛经的翻译对我国文言文的文体也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昙无谶译《大涅槃经》，以清和流美的笔调，让读者感觉清新，读后印象深刻。玄类的译文，运用六朝以来“偶正奇变”的文体，但又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融合成一种“整严凝重”的风格。关于佛经译文的语言特色，梁启超总结归纳了十条（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1984：75）：

1.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佛经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

2.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丽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

3.倒装句法极多；

4.提句法极多；

5.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

6.多复叠前文语；

7.有连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名词——一句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

8.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至数十；

9.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

10.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

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中国文化正当盛期，中文的生命力厚实稳固，自有足够的力量加以吸收改良。但清末民国初期以来，中国文化正趋于式微，文言的生命已经僵化，白话犹在牙牙学语的稚龄，力气不足；而此时西方文化借英、法文等翻译大量输入，汉语遂有“消化不良”的现象，以致欧化严重、流毒甚广。正如余光中所言，不但翻译者使用这种欧化语言，连作家等也受浸染（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2002：74）。

汉语欧化现象开始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明确主张“欧化”。胡适和傅斯年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傅斯年曾撰文《怎样做白话文》（1935），明确指出：

要想成独到的白话，超于说话的白话文又创造精神的白话，与西洋文同流的白话文，就要在说话以外，再找出一宗高等凭借物。这高等凭借物是什么，照我回答，就是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为成立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以上可以看出，汉语欧化的特征确实存在。

白话文运动明确提出“欧化”汉语以西洋语言改造汉语，甚至提出汉语字母化，生硬主张“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1936），此言犹在耳。然而，斩断文言，新生白话孱弱不堪，不得已西化，翻译成为西化之源。在西学翻译高潮中，“异化”大行其道，其结果是：第一，汉语欧化是白话文运动、汉语自身发展趋势的综合产物，影响有好坏之分：一方面汉语“白话”“欧化”利于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另一方面，受英语的影响，某些延续了成百上千年之久的汉语习惯被打破，汉语沦为文学革命的“工具”，从“意合”向“意合形合”兼顾发展，由此变得冗长拖沓，语言审美价值锐减。第二，汉语欧化呈现方向性、过渡性、文体性、扩散性，即主要是英语影响汉语，欧化汉语集中在书面语中，具有扩散性。第三，汉英语言差异巨大，英语对汉语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词汇、语法层面。语法层面主要包括名词、动词、介词、连词、助动词、“被动式”等欧化。本来汉语是极不擅长被动式的，但现在汉语被动式出现急性膨胀，“被”搭配“不及物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一些词被广泛使用，这是明显的汉语西化的标志。

张星烺评价欧化时说：“兹不论其高下，与夫结果之善恶，但凡欧洲人所创造，直接或间接传来，使中国人学之，除旧布新，在将来历史上留有纪念痕迹者，皆谓之欧化。”（张星烺：《欧化东渐史》，2000：4）该定义宽泛，不单论语言文化，更泛指欧洲文明对中国的影响。

王力指出“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太深了，于是语法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种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我们叫它做欧化的语法”（《中国语法理论》，1944：334）。

1996年版的《汉语知识词典》这样定义欧化语法：

在运用汉语时，因受到印欧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与印欧语言用语习惯相同或相近、与汉民族用语习惯不同的特殊的语法现象。如，汉语的因果复句一般习惯是表示原因的分句在前，表示结果的分句在后；受印欧语果在前、因在后的表达格式的影响，有人使用因果复句时常常把表示结果的分句放在前，表示原因的分句放在后，这种现象便属于欧化的语法现象。

王力认为：“（欧化语法）往往只在文章中出现，还不大看见它在口语里出现。一般民众并没有用惯。”而且，欧化“大致就是英化”（王力：《古代汉语》，1985：334），因为中国懂外语的人，以懂英语者居多。欧化语法既指在英语的影响下产生的全新语法形式，也指在汉语中萌芽但在“西风”吹拂下蓬勃发展的语法形式。

思果说：“中文经过的欧化，有两种，一种是良性的，值得鼓励；一种是恶性的，必须避免。”（卢澄：《思果的翻译观略述》，2002：83）余光中将之区分为“善性欧化”和“恶性欧化”（卢澄：《思果的翻译观略述》，2002：124），乃至“畸形欧化”（卢澄：《思果的翻译观略述》，2002：61），并认为“畸形欧化”是目前中译最严重的“疵境”，究其病源，竟是中文不济，而不是英文不解。

贺阳也区分了“良性的欧化”和“恶性的欧化”，但他认为：

一种外来影响能够融入受影响的语言，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那么这种影响就是积极的，就是良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系统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所谓“恶性欧化”现象，因为这类现象只可能在个人言语中昙花一现，而不能进入全民语言（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2008：308）。

这论述很值得商榷，现在有那么多个人在群众性地犯恶性欧化的错误（“当……”“如此……以至于”都是典型的恶例），确实带来了一些汉语英语的时间性问题，让汉语陷于歧途而不自明。果真那么形势大好，思果和余光中何必费劲去撰文批判恶性欧化？如此一部论述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的著作只谈良性欧化而不涉及恶性欧化，实为失之片面，确实如有人嘲讽的不如在书名“欧化语法”前加上“良性”二字。

（一）汉语欧化的因果

汉语欧化现象可追溯到19世纪，最早见诸传教士翻译和书写的汉语文本当中，而后又出现在晚清民初浅近文言和白话的翻译作品中（朱一凡：《基于语料库的英汉翻译对当代外语影响的研究》，2011：7）；其成因既来自于汉语内在的缺陷，也有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

五四前后提倡“废文言，兴白话”，但当时的白话还处在“学步”阶段，所以，当白话文的倡导者们推倒了文言的正统地位，实现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之时，他们发现白话不但表现能力很低，而且具有严重的缺陷（张彦群：《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及原因分析》，2008：148）。比如傅斯年认为，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只多单句，很少复句，层次极浅”，很难圆满地传达意思；而西文“层次极深，一句话的意思，一层一层地递进，一层一层地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傅斯年，转引自张彦群：《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及原因分析》，2008：148）。这就是语言方面之“因”。

白话文运动发生在中国积贫积弱、洋为中用的年代，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一蹶不振。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西方语言及其文化体系也得到了扩张，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中，汉语也逐步进入了西方语言的框架（李丽明：《近代汉语的“欧化”现象及其文化成因》，1997：63-64）。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开展引起了社会现实与文化意识的转变，“观念的更新借助语言的表达，同时也改造着语言的表达方式”。近代中国致力于吸收西方以科学主义精神为核心的理性主义风格，促进了汉语“人文性”逐步向西语“逻辑化”“科学化”的发展（李丽明：《近代汉语的“欧化”现象及其文化成因》，1997：64）。此乃社会历史条件之“因”。

所有西方语言中，汉语受英语的影响最深，主要原因是英语是一种全球性的语言；而汉语虽使用人数众多，但大多集中在中国和新加坡等华人地区，区域特征非常明显。此外，中国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和世界接轨不得不用英文；掌握英语就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也影响了中国相关语言政策的制定。目前，影响深远的基础教育领域已经对英语教育开放，英语教育和汉语教育并驾齐驱，中国汉英双语者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对母语（汉语）忠诚度的降低：在日常交流中，中国的年轻一代汉英夹杂的现象并不鲜见，能用汉语表达的地方，偏要标新立异用英文替代。这些都为“汉语欧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乃由社会经济因素“因”逐渐过渡到汉语欧化的表现“果”。

正如思果、余光中所言，欧化汉语有“善性”的一面（余光中：《翻译的“欧化”与“纯洁性”研究》，2002：124），表现为促进汉语的发展和多样化。以代词性化为例。钱玄同、吕叔湘、王力都曾指出在英文文法的影响下，为求精密，创造了“她”（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2008：64-65）。现在，“她”已经广为接受，融入现代标准汉语。可惜革命还不够彻底，“他”“她”“它”字面上可辨，但还是无法像英语he，she，it那样听音知性（“她”可以改成“梯”音；“它”可以改成“特”音，这样就不会乱了）。英语还增强了汉语的能产性，主要表现在：第一，词类活用增多，不及物动词加宾语，例如“挑战”本只作不及物动词，现在却加上宾语，如“挑战主持人”。第二，出现了大量的词缀。郭鸿杰说“现代汉语的词缀化倾向是英语的词缀化倾向所致”（《二十年来现代汉语中英语借词及其汉语语法的影响》，2002：107），“非×、反×、×性”等都有对应的英文词缀。第三，汉语原有词素意义增加，如“×门、×吧”，两者可以和其他词素灵活搭配，构成新词。例如：酒吧、话吧、迪吧、氧吧、网吧、股吧、贴吧、冰吧、说吧（百度社交产品，类似“微博”）、图吧、（阅）读吧，行贿门、家暴门、山寨门、泼墨门。此乃“果”的具体体现。

（二）英语对汉语的干扰

伴随着英语强势文化的侵入，汉语所受的干扰以词汇首当其冲，其次是语音、语法。本书从翻译的角度，主要谈英语如何干扰汉语的词汇、语法。语法严重干扰汉语的动词、介词、名词、结构助词、连词、被动式、语序等的欧化问题。在汉语中，把一些典型的汉语名词作为动词用的语言案例不断增多，如，你晚饭了吗？

一般而言，谈英语对汉语的影响多从词性、句法、形态入手。王力独辟一章谈论欧化汉语，着眼六大方面（《现代汉语语法现象研究》，1944：335-373）：复音词的创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可能式、符号式、记号的欧化”、连接成分的欧化、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内容包括词类转换（词性变更，1944：335）、“次品、末品”（形容词、副词）欧化、被动式语义色彩中性化、记号欧化等。“记号欧化”主要谈原有记号用途扩大（们、的、着）和新记号词（借自动词的“化”、借自形容词的“上”、借自名词的“性、品、度、家”以及借自副词的“者”）（王力：《现代汉语语法现象研究》，1944：335-373）。但是，王力侧重把传统白话文和现代作品中的用法相比较，旨在区分哪些是舶来品。

余光中（《翻译的“欧化”与“纯洁性”研究》，2002：109-124）对比“西而不化”和“西而化之”的词、句、篇章，具体涉及：滥用代名词和介词、连词“和”，滥用“而、且、又”“一+量词”和“……之一”，乱用“们”和抽象名词，被动语气西化，定语过长。余光中痛批以上现象违背了汉语传统的语言使用习惯，他亲自示范，重点讲怎么改正、什么是善性西化。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2008）主要论述欧化语法：动词和形容词、区别词和数量词、代词、介词、连词和助词、“被”字句、语序、共用格式。贺阳侧重把传统文学作品和现代作品相比较，用统计数据论证欧化。本节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所提及的欧化现象在近几年作品中的反映，指出汉语欧化发展的最新动向，比如被动式构成更为多样，“们”字滥用。

1.词汇层面

源自英语的汉语词汇众多，有些已经广为接受，几乎丧失了英语的影子。比如，中国自然科技的绝大部分词汇源自英语，“重力”“斜面”等耳熟能详的词语均来自英语。胡兆云指出汉语中的英语借词涉及的有关方面（《语言接触与英汉借词研究》，2001：157），比如自然、科技、艺术、文学、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医学、战争、建筑以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

（1）外来词定义

外来词也称借词，在定义上，众说纷纭。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3）称之为“外来语”，即“一个语言常常从别的语言里输入许多的词语，尤其是事物的名称、译意的词，因为利用源发语里固有的词或词根去凑合，应归入合义复词，而且也不能算是严格的外来语。译音的词，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属于衍声的一类”。(www.daowen.com)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18）称之为“借字”。

孙长叙（《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309）称之为“外来语词”，即“语言中的一种借用”。孙长叙认为外来语词有两种，直接借用的，谓之借词；经翻译加工的，谓之目标语。

高名凯等（《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13）称之为“外来词”，即“外语来源的本语言的词，而借词是借用外语的词，词还是外语的，只是借来用用而已”。

符淮青（《汉语学习》，1997：184）指出：“从外国语言和本国其他民族语言中连音带意吸收过来的词叫外来词，译词只用其义，不用其音，外来词也叫借词，它不仅用别的词语的义，也借用其音。”

胡晓清（《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1997：17）称之为“外来语”，指“外国语言和本国其他民族语言中连音带义吸收的词语”或“从口语中连形带义借用过来的词语”。

由此可见，争论的焦点在于：外来词是否连音带义都要借用。如果是，那么意译词和纯音译词都要排除在外。“五四”时期“democracy”译成“德漠克拉西”，又称“德先生”；“science”译成“赛恩斯”“赛先生”；“violin”译成“梵婀玲”，“inspiration”译成“烟士披里纯”。这些词语刚开始全部采用音译，现在，倒是其意译“民主”“科学”“小提琴”为大众所熟知。用汉语的词素改造原词语，消化吸收，使之符合汉语的习惯，所以，意译才在汉语词汇中扎下根。这些音译词和意译词在汉语里原本没有，都是借自他族的语言文化而在汉语里落地开花结果。再者，如果把意译词排除在外，必定不能反映语言接触的全貌。高名凯说：“在吸收外来词语的过程中，我们是先借用外语的词，再慢慢地把它改为外来词的；只要等到把外语的词安放在本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体系里的时候，才有外来词的存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13）。高名凯区分借词和外来词，实际上是区分了外来词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外来词没有完全融入汉语，存在不符合汉语语音、词法、语法规则的地方；第二个阶段，外来语完全符合汉语习惯，流传甚广，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意译词也是外来词的一部分，外来词即借词，和外来词语（foreign words，foreignism）有所不同。姑且可以把外来词定义为：借自它族语言文化的词语，借用的可以是语音、语义或词形。

（2）借词类型

借词分类尚无定论，郭鸿杰根据借词和源词的关系，将借词划分为两类：典型外来词（typical loan word）、边缘外来词（peripheral loanword），其中典型外来词包括纯音译词（phonetic loans）、音译加义标词（hybrid forms）、音译加谐义词（loan blends）；而边缘外来词包括意译词（semantic loans）、英语词（English letters）（郭鸿杰：《英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语言认知研究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70）。郭鸿杰认为Chinese speakers根据借词和英语的相似度，能更快辨认出典型外来词。然而，借词和源词的相似度可以随时间随地点变化。一个英语单词可能存在两种甚至多种的汉语译法，相似度自然不同，同一个借词可能同时采用音译、意译两种手法，比如，“fans”可以音译成“粉丝”或意译成“……迷”，但“粉丝”是借音，不是借词；其次，“Chinese speakers”界定不清，没有说明是否是英汉双语者，双语者和单语者敏感程度不同。

郭鸿杰进而把semantic loans分为两类，一类指利用汉语中已有的词素重新组合，形成新词，赋予新义；一类指“仿译词”（loan translation），在原词词素、句法结构的模型上，采用直译和汉语词素进行翻译，进而形成的词语（郭鸿杰：《英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语言认知研究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70-72）。郭鸿杰指出通过复合得到的仿译词占到汉语新词的七成以上。其实，loan translation也叫calque，把源发语分解成词素，根据源发语的模型（model）得到借入语的模仿（replica）。“semantic loan”的意义和单纯的“语义借用”有所出入。维基百科认为“semantic loan”指语义借用的过程，与“仿译”相似，然而，前者指借入语中已有完整的词，在语言接触中，该词语的语法范围扩大，涵盖借出语中的意思。由此可见，“semantic loan”的意义和平时所讲的“一日词”类似。借词分类中，不妨把通过汉语已有词素重新组合构成的新词称为意译词，把词素对词素翻译得来的词语称为仿译词，把含英文的词叫原文输入词。

综上所述，按照借用成分，可以把借词划分为：音译词、意译词、音译加注词、音义兼顾词、原文输入词。

2.语法层面

语言体系中，词汇最容易受影响，语法则最为稳定。然而一旦汉语语法受到外来语的影响，其后果则比词法层面所受的影响更为严重。虽然其中有些外来语语法现象在古汉语中通过佛经翻译已经引入，但是语料显示，在英语等西方语言影响下，汉语的一些语法现象蓬勃发展，短时间内形成语法突变，尤其是英语对汉语动词、名词、形容词、介词、助词、连词、被动句以及语序造成的影响。

由于英语中的动词含义可以包藏在名词形式下，导致英汉翻译时被牵着鼻子走，造成汉语动词名词化的严重后果。这主要是翻译过程中词性转换不当引起的。根据研究，英语的动词名词化的翻译处理可分为“非转不可”和“不转也可”两类。

第一，非转不可。

例1　Indo-China is a drain on French resources.（《文学阅读与欣赏》，1999：45）

印度支那战争不断地消耗法国的资源。

评析：drain只能译成动词“消耗”，否则不像话。因此，这种名称化动词较不容易生搬硬套。

例2　It’s mighty to make him work Saturdays，when all the boys is having holiday，but he hates work more than anything else，and I’ve got to do some of duty by him，or I’ll be the ruination of the child.（《文学阅读与欣赏》，1999：152）

要说星期六别的孩子都在过假日你让他干活儿很难倒还罢了，可他压根儿就恨透了干活儿，比什么都恨，我真的是看不过去，非尽些责任不可，要不我非把这孩子毁了不可。

评析：很难想象在马克·吐温的口语体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中会出现如此名词用法。他为什么不写成：“or I’ll ruin the child”？而这在中文里非译成动词不可。

第二，不转也可。

例3　My admiration for him grew more.

我对他的敬佩与日俱增。

我对他越来越敬佩。

评析：admiration的词性如果照直翻译，未尝不可，这样也更省事。但如果把这个名词和后面动词grew more结合在一起，转化成动词就很好。

例4　The international food shortage had a direct impact on Kuwait and other barren desert countries.（考试网，2015）

直译：国际粮食的缺乏对科威特和其他不毛的沙漠国家产生了一种直接的影响。

改译：全球性食品短缺现象直接影响到科威特等贫困的沙漠国家。

评析：直译按照原词性翻译，显得生硬，但还说得过去。改译后的译文则将a direct impact on动词化，显得简洁，更符合汉语语言规范。

例5　Rockets have found application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niverse.（百度文库，2017）

直译：火箭已经在对宇宙的探索上得到了应用。

改译：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

评析：直译的译文也还说得过去，但终不如改译的译文那样顺畅自然。

不幸的是，正是这种“不转也可”的直译英语名词在汉语译文大行其道，不仅出现了名词化倾向，动名词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导致动词常出现在主语、宾语的位置上，这种现象连非翻译作品也不能避免，例如：

赵顾一行喘息未定，校长就给予迎头痛击。（文峰，2002：73）

赵顾突然感到一股pH值小于7的气息，使劲眨眼阻挡泪的滑落。（文峰，2002：79）

余光中还提到“英文好用抽象名词，其结果是软化了动词，也可以说是架空了动词”（余光中：《翻译的“欧化”与“纯洁性”研究》，2002：153），如不说“press”而说“apply pressure”，不说“permit”而说“give authorization”，这种情况随着欧化和英化而早就蔓延到当代中文里，喜欢把简单明了的动词分解成“万能动词+抽象名词”的片语。这些万能动词包括“做出”和“进行”，“恶势力之大，几乎要吃掉一半的正规动词”（余光中:《翻译的“欧化”与“纯洁性”研究》，2002：154）。

综上所述，欧化汉语与伪劣汉语是翻译写作过程与结果的两大障碍。作为译者，就要有良好的目标语写作修养。文言作为一种语体，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其风格简洁凝练、典雅古朴、文雅隽秀、庄重严肃、富于美感，在翻译中适当运用，不仅能传情达意，译文也会平添文采，富于形式美、形象美、音乐美，再现原文的风格，真正做到“神似”。尤其是汉语的四字格，更是把汉语“音、形、义”三位一体的优势演绎到了极致，纵然结构短小，但是意义深远，形式整齐，节奏感强，而且搭配灵活，可以嵌套到五言、七言之中，使整个词组、句子形式整齐和音律和谐，本身就可以把玩欣赏。译者若有意识加强文言文修养，汲取文言精华，明确汉语常态与欧化汉语之别，理解、运用时稍加思考，译文中很多恶性欧化都可以避免。那么，译作不仅可以传情达意、再现原文风格，还可以演绎汉语的美感，成为精品。

既然翻译是欧化汉语的源头，提高翻译质量，有利于提高汉语作品及翻译的质量，肃清翻译中恶性欧化的影响，规范汉语，加强民族身份认同感，催生文学经典。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民族自信心大为提振，加上回归传统文化的心理诉求，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再度受到关注。文言语体审美价值独特，并未绝于白话，反而顽强生存下来。在正式语体翻译中，文言语体值得一用。文言语体代表汉语的传统语言习惯，本身优点众多，有助于肃清翻译中的恶性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