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已说明，所谓翻译技法，从翻译写作学的角度上看，其实就是翻译笔法。直译、意译和异化、归化正是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本节研究力求表明，直译和异化无论在指导思想还是具体操作上都是一致的，而意译和归化却不能混为一谈，二者各为一种指导原则或翻译方法。本研究旨在将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整合为直译、意译与归译，并重新定义这些概念，尽可能消除这两个对子的纷争与困扰。本章在此首次对以往视之为理所当然，而其实语焉不详的“意译”给予明确阐述和定位。英汉翻译的实质性研究是“一带一路”语言需要背景下的产物，汉英是当今的热门语言，研究是为实践服务的。

（一）“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定义之辨

直译与意译问题可说是3000年来一直悬而不决的问题（辜正坤，2005：89）。在中国的翻译史上，有人赞成直译，许多人赞成意译。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学类的“求真”与“喻俗”、近代严复的“信、达、雅”、现代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的。当代翻译研究者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2004：206）、辜正坤（《译学津源》，文心出版社，2005：89）、高健（《浅谈散文风格的可译性》，2006：68）、曹明伦（《英语翻译二十讲》，2007：35-37）等都论述过直译与意译问题。

在西方，直译、意译之争也是由来已久。17世纪的英国翻译理论家德莱顿（John Dryden）提出“翻译三分法”，即逐字译、意译和拟译，这是对西方传统上直译、意译两分法的突破。但翻译二分法仍然影响深远。到了现代，先后集中出现了形式对应与功能对等（奈达：《翻译科学探索》，1964）、形式对应与语篇对等（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1965），隐性翻译与显性翻译（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1977）、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纽马克：《关联翻译法》，1981）、文献型翻译与工具型翻译（诺德：《翻译目的论》，1989）、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古特：《关联与翻译》，1991）乃至异化与归化（韦努蒂：《译者的隐身》，1995），莫不是以二分法的形式出现的。即便是塞弗瑞（《从认知看话语标记语》，1957）的翻译原则有六对之多，也不过是翻译二分法的延伸，现略举例如下：

A.A translation must give the words of the original.

译文必须保留原文的措辞。

A translation must give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译文必须传达原文的思想。

B.A translation should read like an original work.

译文读起来应该像原创作品。

A translation should read like a translation.

译文读起来应该像译文。

C.A translation should reflect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

译文应该反映原文的风格。

A translation should possess the style of the translator.

译文应该具有译者的风格。

D.A translation should read as a contemporary of the original.

译文读起来应该像原文同时代的作品。

A translation should read as a contemporary of the translator.

译文读起来应该像译者同时代的作品。

E.A translation may add to or omit from the original.

译文可以对原文有所增减。

A translation may never add to or omit from the original.

译文不能对原文有所增减。

F.A translation of verse should be in prose.

诗歌应当译成散文。

A translation of verse should be in verse.

诗歌应当译成诗歌。

以上这六对原则基本可以延伸或归纳到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的二元论里，它们是对立统一的结合体。历来的翻译实践和论述基本离不开这一点，虽然各家对这些概念的定义会有不同，乃至发展创新，但基本大同小异。这些翻译二分法中影响最大的，仍然要属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关于这两对概念的纷争由来已久，称呼不同，含义近似。有新编翻译教程则干脆以“异化与归化”来取代“直译与意译”（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2003：33）。是否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可以平行替换，在此做一点探析。

首先，不妨先读读直译与意译的英文定义：

A literal translation can be defined in linguistic terms as a translation made on a level lower than is sufficient to convey the content unchanged while observing TL norms.Nabokov describes it as rendering，as closely as the associative and syntactical capacities of another language allow，the exact contextua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Shuttle worth，2004：96）。

A free translation can be defined in linguistic termsasa translation made on a level higher than is necessary to convey the content unchanged while observing TL norms.Free translations are thus generally more“TL-oriented”than literal translations.（Shuttle worth，2004：63）

以上两个定义中，直译与意译只是就语言表达而言的。用奈达的话来说，直译相当于“形式对应”，意译相当于“功能对等”（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2004：208）。可是，在中国译学论者看来，直译与意译也包括了源发语文化表达语的移植和改换，如：“一般认为，译文形式与内容都与原文一致谓之直译。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方梦之：《中外翻译策略类型——直译、意译、零翻译三元策略框架图》，2004：90）。

林煌天编著的《中国翻译辞典》（1997：111）认为，凡是能够保存原文意义、形象和语法结构（例如SV，SVO，SVA等主要句型）而译文又明白通顺的，才称得上正当的直译，例如，把“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译为“趁热打铁”；凡是脱离原文形象或语法结构但对原文意义无所损益的，才称得上正当的意译，例如，把“Every dog has his day”译为“人人都有得意的时候”，把“Practice makes perfect”译为“熟能生巧”。

孙迎春编著的《译学大辞典》（1999：57）认为，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每一个民族语言都有它自己的词汇、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当原文的思想与译文的表达方式有矛盾、不宜采用直译法处理时，就应采用意译法。

这几个定义都谈及了形式与内容，对直译的看法比较一致，但对意译则含糊不清，或谓“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方梦之：《中外翻译策略类型——直译、意译、零翻译三元策略框架图》，2004：90），或谓“当原文的思想与译文的表达方式有矛盾不宜采用直译法处理时，就应采用意译法”（孙迎春：《对翻译研究基本术语的反思和整合》，1999：57）。曹明伦在他那部明辨当前翻译研究种种是非的《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中，虽然有大段文字论及“直译意译之争”（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2007：35-37），但始终围绕“文质说”，未能从现代意义上对直译意译，尤其是后者，加以分辨。

高健的“意译”定义是：“放弃原来的形式而另觅其他形式”（《浅谈散文风格的可译性》，2006：68）。

疑问在于，更换原文的比喻、形象，或放弃原来的形式而另觅其他形式能叫意译吗？我们暂且对这个问题存疑，且看另一对翻译二分法，异化与归化的英文定义：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or Minoritizing Translation）:A term used by Venuti（1955）to designate the type of translation in which a TT is produced which deliberately breaks targetconvention by relating something of the foreignness of the original.Venutisees the origin of such a concept in Schleiermacher，who discusses the type of translation in which“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as much as possible，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Mark Shuttle worth：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59）.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or Domestication）:A term used by Venuti（1955）to describ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which a transparent，fluentstyle is adopted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strangeness of the foreign text for TL-readers.Venuti traced the roots of the term back to Schleiermacher’s famous notion of the translation which“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asmuch as possible，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s him”（Mark Shuttle worth：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3）。

上述定义，都包含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归化的翻译，就语言而言，要通顺易懂，要符合目标语的语言规范；就文化而言，要把源发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加以改变，使之符合目标语的文化规范和禁忌，符合目标语文化的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归化的翻译，有效地弥合了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译文对目标语读者来说既通顺又易懂。异化的翻译，就语言而言，要有意打破目标语的原有规范，以保留源发语的语言规范，这就难免会造成译文与目标语文化的不协调。就文化而言，则要求保留源发语文化的观念和价值观，甚至对目标语文化提出挑战，以使读者了解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韦努蒂把这种翻译称为“抵抗式翻译”，即抵抗目标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

关于异化、归化概念的定位，罗选民（《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2004）认为二者首先是一种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意义的异化和归化，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西方学者讨论的“异化、归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韦努蒂对归化翻译的策略做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标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源发语文化价值观。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韦努蒂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和目标语读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韦努蒂在访谈（郭建中：《论汉英旅游翻译过程中的转换与重写》，2010：300）中一再声明，不要把异化翻译与特定的话语翻译策略等同起来。异化不是一种策略，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不要把“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看成是对立的概念，也不要把“归化和异化的概念与纽马克、奈达、豪斯使用的术语等同起来”。

但不管韦努蒂情愿与否，“异化、归化”无可避免地被看成与“直译、意译”一样的“绝配”，更是“直译、意译”的“升级版”。国外人士就不乏这种看法。Douglas Robinson在为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撰写literal translation这一条目的最后指出：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is Romantic foreignizing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has been picked up and passed on by a succession of brilliant theorists，from Walter Benjamin（1892-1940，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s，1923）　through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The Principle of Ground，1957），to 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1975），Antoine Berman（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1984），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1995），and others.Like most of their Romantic precursors，these later theorists typically dualize translation and assign overtly moral charges to the two choices:either you domesticate the SL text，cravenly assimilate it to the flat denatured ordinary language of TL culture，or you foreignize it，retain some of its alterity through literalism，and so heroically resist the flattening pressures of commodity capitalism.There are no other alternatives，no middles excluded by the dualism;and the moral imperatives behind the choice，if not always practical in the real world（a translatormightbe forced to domesticate in some circumstances，to make a living），are nevertheless irrevocable（Mono Baker：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1998）.

我们从Douglas Robinson的上述论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异化、归化的内涵与直译、意译的内涵并无实质的区别；关于异化、归化的争论，实际上是直译、意译争论的继续和延伸。

第二，论者对异化、归化赋予较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而在论及直译、意译时，它只是涉及方法论的问题。

如果说异化与归化的概念和直译与意译的概念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的话，那么异化与归化的概念只是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罗选民建议用首字母大写的Foreignizing和Domesticat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异化和归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和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意译和直译。小写字母的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是直译和意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的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是直译和意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罗选民：《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2004）。本节重点关注的正是作为小写的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与直译和意译的关系差异。

（二）对“直译、意译”和“异化、归化”的批判整合

由于直译、意译和异化、归化有这么多难以理清的问题，郭建中建议，我们应该把语言与文化、形式与内容分开来处理，把直译和意译的定义限定在语言形式的处理范围，把异化和归化的定义限定在文化内容的处理范围。同时撇开意识形态问题，只就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如下四个概念重新定义（郭建中，2004：211）：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译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在目标语规范容许的范围内，基本上遵循源发语表达的形式而又忠实于原文的意思。

意译（free translation）：译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完全遵循目标语的规范而不考虑源发语的表达形式，但同时忠于原文的意思。

异化（foreignization）：在译文中保留源发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特别是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

归化（domestication）：在译文中把源发语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用目标语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来替代，特别是把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用相应的目标语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来替代。

以上概念仍然保持二分法，只是定义更显规范和清晰，有阅此而一目了然之功效。郭建中还进一步把这两对翻译术语合并而用之：

直译+异化：All the world is a stage.　整个世界是个大舞台。

直译+归化：The center of our Milky Way Galaxy.我们所说的银河系的中心

意译+异化：Computer technology may make the car a Smithsonian antique.

计算机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会使汽车成为史密森博物馆里的一件古董。(www.daowen.com)

意译+归化：Where love’s the case，The Doctor is an ass.　心病尚需心药医，名医难治相思病。

这样的界定当然够清楚但也显得烦琐和重叠。仔细分析这四个定义和所举例子，就会发现，这两对概念明显有重复和各异的地方。直译是原文形式（主要体现在修辞结构和句构）和内容都加以传递，而意译则“不考虑源发语表达形式”（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2004：211），那么，它到底是怎么传递原文的意义的呢？以前的说法多有不详：或谓“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方梦之：《中外翻译策略类型——直译、意译、零翻译三元策略框架图》，2004：90）；或谓“当原文的思想与译文的表达方式有矛盾不宜采用直译法处理时，就应采用意译法”（孙迎春：《对翻译研究基本术语的反思和整合》，1999：57）；或谓“放弃原来的形式而另觅其他形式”（高健：《浅谈散文风格的可译性》，2006：68），看来这些都把意译看得有些简单。

辜正坤在下面的例子中是这样归类意译的（《译学津源》，文心出版社，2005：90）：

A.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意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直译：同毛鸟，飞一道。

B.Laugh off one’s head

意译：笑掉大牙。

直译：笑掉脑袋。

可以看出，辜氏用目标语中原有修辞表达替换源发语修辞表达，并以此当作“意译”的例证，他也认为这“极为归化”（《译学津源》，文心出版社，2005：90）。如果这样，意译的范围就太宽泛了。那么意译到底指什么？在奈达的一段论述里，我们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悟出了意译的真正所在。

奈达认为，由于表达同一概念的两种语言的比喻表达（figurative expression）缺乏贴切对应，源发语里的一些比喻用法就要译成目标语里的非比喻表达（nonfigurative expression），或称普通表达（general expression），例如，英语中as white as snow可以直译成“雪白”这种比喻表达语，也可以用“白极了”这种非比喻表达语，后者只传递原文的基本义，而失去原文的表达修辞特征“snow”，这正是对“意译”的最佳诠释。直译和异化称法不同但做法一致。直译既然遵循源发语表达的形式，而又传达原文的意思，这就是“异化”，强调把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传递过去？倒是意译和归化不能简单替换和对应，而这正是相当多人误以为可以的。意译重在传意，既不沿用源发语也不改用目标语的修辞表达结构，它使用的是非比喻语言（nonfigurative language）。归化则是把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用目标语中相应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来替代，这是彻头彻尾的“归化”和“归译”。而不可能只是意译。可以看出，无论使用直译还是意译，异化还是归化，这任何一对都无法概括翻译的最基本方法和思想，因为它们互为交叉、重叠、互补。本着事情宜简不宜繁的原则，我们将两对翻译方法整合如下：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译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在目标语规范容许的范围内，基本上遵循源发语表达的形式，而又忠实于原文的意思。也即在译文中保留源发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特别是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

意译（free translation）：译文忠于原文的意思，译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完全遵循目标语的规范，但它既舍弃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又不采用相应的目标语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来替代。它采用的是非比喻表达方式。

归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在译文中把源发语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用目标语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来替代，特别是把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用相应的目标语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来替代。

这样整合的好处在于从此摆脱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的纠缠，把语言层面操作和文化取向统一起来，从二分法发展成三分法。举例而言，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译成“一石二鸟”是直译，译成“一箭双雕”是归译，译成“做一件事，同时得到两种好处”则是意译。采用直译、意译或归译，必须根据翻译的目的、译者的价值取向、译文语言的接纳容许度和读者的接受能力来决定，否则，同样的原文可以衍生出各种译法的译文。按照功能目的论的观点，如果能够满足译文的目的要求，做到逐词翻译也是可以的（Christine Nord：《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2001：36）。这就是翻译可以有多种译文的依据。我们提出在翻译目的指导方针下的“直译、意译、归译”的新分类，既符合功能翻译理论的要求，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传统翻译方法的优势。

（三）“直译、意译、归译”的应用范围

从历来讨论直译与意译的情况看，一般都把范围涵盖在原文句法结构和修辞结构上。原文句法结构能够直译照搬当然最好，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原文的行文风格。例如，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百度文库，英语学习，2003年4月）

译文一：凡有产业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译文二：世间有这样一条公认的真理——凡财产丰厚的单身男人势必想娶个太太。

译文一采用倒译法，这符合翻译技巧运用。但从句法上看，英语原文可视为“圆周句”（periodic sentence）。“读者开始以为作者将郑重其事地宣告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然而读到最后一个词却出乎意料地发现，所谓‘举世公认’的真理，只不过是市侩的庸俗意识而已。作者以庄重高雅的形式把读者的期待引向高峰，而最后一个词所代表的庸俗内容，却又将读者的期待降到谷底，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耐人寻味，使人难忘。”（马红军：《翻译批评散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2：98）翻译Austen这句名言时，我们应充分考虑原文的这些特征，即“先庄后谐”，尽力顺着原文的主结构来翻译，而不是只考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任意改变句法结构（如译文一），形成“先谐后庄”。只有译文二保留了原文“先庄后谐”的表达结构。

但由于英汉语之间的天然差异，大多数句法结构上的直译是艰难的或根本不可能的。且不说长句语序的翻译，以下面的短句为例：

This season saw an ominous dawning of the tenth of November.

译文一：这一季节看见（目睹、见证）11月10日不祥的破晓。

译文二：在这个季节，11月10日黎明时分的景象是个不祥之兆。

在这里，无论译者如何具有直译观念，都不可能把原文译成译文一那样，而只能是译文二。关于句式上的翻译问题，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可以借鉴。

纽马克的语义与交际翻译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角度来论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他把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定义为“在目标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尽可能容许的情况下，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义”（Peter Newmark：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2001：39）。语义翻译力求再现原作的风格，词语中的思维过程和词语后面的意图同样重要。语义翻译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为了保留作者的个性语言，译者不仅需要特别关注语篇的每一个词语，而且需要关注组合这些词语的句法，关注语篇特有的节奏。纽马克在其后期著述中更进一步提出“原作或源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就越要紧贴翻译出来”（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2001：5）。以下这个法、英例句取自纽马克著作，典型地体现了语义翻译的特征：

“Car is France nest pas seuie!Eiie nest pas seuie!Eiie nest passeuie!”（法）

“For France is not alone!She is not alone!She is not alone!”（英）

“因为法国并不孤单！她不孤单！她不孤单！”

在这里，三个不同语言的语句序列、结构、语气基本相同。如果英译文写成：“For remember this，France does not stand alone!She is not isolated.”（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2001:4-5），或中译文改写为：“因为法国并不孤单！她有国际支持，她并不孤立。”表达虽然丰富了，但原句的结构模式变化了，原文的气势也就走样了。由此可知，语义翻译要求译文尽可能在词、句法及语气上都逼似原作，以求得各层面的对等或贴切。

尽管纽马克极力澄清他的语义翻译与直译的差别（Peter Newmark：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2001:46），我们觉得语义翻译和直译就是一回事。纽马克本人也承认，语义翻译源于俄国学者纳波科夫对他的影响。语义翻译是对纳波科夫“直译”定义的改编（冯志杰：《汉英科技翻译指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8）。纽马克还提到，语义翻译之所以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对目标语的贡献和影响。它丰富并发展了目标语，此原本语的语言创新或创造更为独特。语义翻译提供了新译词、外来“奇异的”翻译习语、谚语、隐喻、句法等，影响了译文的语言和文化。本节重新定义的直译可以吸取语义翻译的优点，使之完善。

纽马克的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是“试图使读者阅读译文所得到的效果尽可能接近原文读者阅读原文得到的效果”（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2001：39）。

从纽马克引用的交际翻译的例句来看，交际翻译基本就是归译范畴（Newmark：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2001：44）。

A.Defense de marchersur legazon.（法）

交际翻译：Keep off the grass.（英）

勿踏草坪。

语义翻译：Walking on the turf is forbidden.（英）

It is forbidden to walk on the turf.（英）

在草坪上走是禁止的。

B.Frisch angestrichen!（德）

交际翻译：Wetpaint!（英）

油漆未干，请勿触摸!

语义翻译：Recently painted!（英）

刚刷了油漆!（根据德文翻译）

湿的油漆!（根据英文Wetpaint翻译）

从以上例句看出，在具有交流、警示意义的祈使句中，只能采用交际翻译，也就是寻找出目标语中的相应习惯语对译，而不是如语义翻译那样，只如实地译出原文的内容乃至词、句子的语义结构。因此，我们可以把交际翻译归结到归译方法上来。

如果说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关注更多的是语篇类型下句式的直译和归译，那么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尤其是其后期研究的主要成果，一言以蔽之，主要是关注比喻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的功能对等翻译。所谓比喻语言，指的是隐喻、转喻、明喻、夸张等一系列修辞表达（Eugene Nida：In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1991：86-88）。比喻语言通过比喻用法还有其他译法（figurative expression）体现。围绕比喻语言的形式是直译还是其他译法，奈达曾提出，为了使译文能获得“灵活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可以不惜更改原文比喻结构，如此一来，《圣经》特有的含义丧失殆尽。这其实是归译思想在作祟。难怪奈达的翻译观点会遭到宗教界人士和翻译界人士的共同批判（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2001：43）。于是奈达将dynamic equivalence修订成functional equivalence，并提出决定改变比喻形式的五个原则（Eugene Nida：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on，1986：38）：

（1）直译原文会使意义发生错误。

heap coals of fire on his head源自闪语（Semitic），其字面意义是“堆煤炭火团在他头上”，引申义为“使人羞愧交加”，如果只按字面翻译成英文或中文，都难免被人严重曲解为“某种折磨人致死的刑法”。因此，这里只好取其意译。

（2）借用语会构成语义空白，因而可能使读者填入错误意义。

（3）形式对应会引起严重的意义不明。

（4）形式对应会产生不为原作者有意安排的歧义表达法。

（5）形式对应会引起译文语法错误、语体不合。

细分析，以上五条原则总结起来只是一条：当形式对应容易使译文产生误解时，就应该改变形式。但奈达还提出，有些重要的宗教（如基督教）象征标志，其含义虽然往往隐晦难懂，但为了保持《圣经》文化信息的完整统一，不可随意变换（Nida：Adult Education in a Transnational Space:The Status of Adult Education in Norway and Spain，1986：39）。这些原则同样可施之于《圣经》以外的其他题材，尤其是文学题材。比喻表达语的翻译处理，最能展现直译、意译和归译的意义所在。为使这个新“翻译三分法”更加形象，我们用种种形式展示比喻表达在直译、意译和归译上的处理。

以上我们已对翻译笔法中最具争议的两对术语加以论证，我们不妨看看“虚译”和“实译”。“虚译”即指“由于原文的修辞表达结构直译过来会造成误解或牵强，译文只好取其基本义而弃其喻体”（叶希聪：《语料库辅助〈三国演义〉战争词语翻译比较研究》，2011：61），而归译模式则通常体现为“实译”，即原文没有明显的喻体表达方式，而在译文中出现了喻体表达方式，这就正好和“虚译”形成一个对子。“实译”常常是以“归译”的形式出现。

对原有翻译基本笔法（直译、意译；异化、归化）的综合整理，目的就是简化手续，使翻译笔法更趋简洁实用。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继续审视一下不同翻译研究流派里的一些术语，我们会发现许多重叠或赘述之处，不妨再加以整合和归结之。